当时工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防御政策。布莱尔在这个问题上很少直接表态，而他在初进议会时是支持单方面核裁军政策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是能间接反映出来。他在他家乡选区塞奇菲尔德的的支持者中是可以讲在别处不能讲的话的，而且他的那些忠实伙伴都是他的政治观点的宣传员，是政策反思的宣传者。有一次，《卫报》考察了工党基层组织对政策反思运动的意见，约翰·伯顿、费尔·威尔逊和保罗·特里彼特都被召去发表意见。特里彼特的话表明他已完全从一个激进分子变成了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在这儿我们是孤注一掷的，孤注一掷地去获取下次大选的胜利。大多数政党在一次大选遭受打击时都开始着手对一些政策加以改变。在它们已遭到3次沉重打击之后，所有的政党都开始改变政策。认为仍有人在说没有什么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是不可信的。”
威尔逊说：“党内有些人通过注意民意测验和党外选民的想法，说工党的政策反思意味着我们将结束代表平民利益的政治史。但是这些人相信工党若放弃争取工人阶级就会赢得选举，而不是因为争取了工人阶级才获胜。不过我对工人阶级还没有那种蔑视。”
所有这3个人都谈到无核防御政策必须放弃，包括因支持核裁军而加入工党的威尔逊在内。伯顿说：“我很愿意承认党内每个人都相信核武器的存在从道义上讲是不正当的。但我不认为值得为争论这个问题而在3次大选中都以败北告终。我们可以在教育、医疗和就业问题上做尽可能有益于工人阶级的好事。”
被安排到有关就业和工会问题的“在业人员”政策研究小组后，布莱尔努力工作以取得金诺克的信任，同时也增加工党议员们对他的支持，为他再次进行被选入影子内阁的尝试作准备。他的努力更增强了金诺克对他的偏爱，其标志就是金诺克派他代表影子内阁去调查1987年10月股市暴跌的情况。古尔德看到了金诺克想提拨布莱尔的迹象，他说：“那时总有两三个人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崛起者并想在影子内阁中寻求职位，尼尔（金诺克）善于提拨他们，这次他将为托尼架起一座梯子。”对古尔德的议论，金诺克表示同意，而且他还对布莱尔撰写报告时的“辩论才能”大加赞扬：“好处之一是报告从不会太冗长，他能用每个人都能理解并从中获益的语言来表达观点。”
这期间，布莱尔每两周就要为《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写一篇文章，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议会外的讲台。这引起了他的议会同事们的注意。布莱尔曾撰文赞成电视播放下院的情况，认为“通过上电视、出风头而进行政治工作是宣传的最好形式。”他懂得利用新闻媒介的技巧：“我们今天的新闻是快捷的。如果你不能把你所要宣传的东西归纳成一个句子甚至一个短语，那么就忘掉它。如果把两种思想或意见结合起来，那么大众传媒不会重复二者，而是二者择其一。为避免误解，在新闻媒介为你传播一种政策或见解前，要把它的主要线索清晰地分解出来。对新闻广播提要应多加思索。”
布莱尔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由一位普通议员变成受领袖宠爱的影子内阁成员，除高登·布朗外，与他同期进入下院的人都没有他升迁得快。这时布莱尔35岁，正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之时。比他大两岁的布朗时年37岁，已是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的助理，地位十分重要。布莱尔决心紧步布朗的后尘。为此，他就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治锋芒。
1988年夏，有一桩金融丑闻又使布莱尔得到了大出风头的机会。当他刚刚从日本旅行回国，来到议会大厦中的议员休息室时，一位新上任的工党督导员艾兰·麦克尔拦住了他，向他讲述了麦克尔的南威尔士选区的一些选民因一个投资团体经营不善而损失了钱的事件。麦克尔后来回忆说：“托尼拎着手提箱走进来，我告诉了他这件事，我原以为他已经有所耳闻。我们谈了大约5分钟，他看上去有点发呆的样子。我深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但是10分钟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在考虑这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讯即对事态做了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反复进行核查。他抓住了这件事的核心问题。”
古尔德很愿意让自己的助手去为维护领取养老金者的利益而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引人注目。尤其是这个战斗是直接面对保守党政府，是它管理不善才使得这些养老金领取者丧失了生活积蓄。古尔德把这个事件交给布莱尔，让他继续处理。他觉得许多影子内阁成员都处理不好这件事。他认为布莱尔处理错综复杂的事态、领会其中关键环节的能力是无容置疑的。布莱尔显露了他的政治锋芒，他提出政府早就应该充分了解那个投资团体是可疑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布莱尔使保守党政府陷于困窘之中。
这次布莱尔大出风头正是时候，因为不久，这年的11月，工党就进行了影子内阁的重新选举。布莱尔又一次获得成功。不过还是他的好朋友布朗高居榜首，看来他与布朗之间，在政治资历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在议会和影子内阁中，布朗的表现比布莱尔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就在影子内阁选举前两个月，布朗与政府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进行了一场经济学上的辩论，激烈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布朗的演说被普遍称为是“一种敏锐的袭击”，使劳森都折服。布朗的高超政治技能使布莱尔相形见绌。布莱尔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选举过后不久，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他谦逊地对人们说：“我还年轻，不过已有了一些向好的方面改变的趋势。我非常幸运，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政治历史上有很多被推测是上升之星的人最后却如流星般陨落的事例。”
影子内阁选举结果揭晓时，布莱尔正在伦敦广播电台接受采访。他得知消息后首先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分享喜悦。然而，更大的喜悦还在后面。这时，金诺克已有意让布莱尔担任影子内阁劳工大臣之职，因为他觉得目前任该职的麦克尔·米切尔在革新这一领域的政策时一直不够大胆。但是，米切尔在工党左翼、甚至中左翼中仍有很强大的后盾，金诺克有所顾虑，不敢轻易拿掉米切尔。金诺克曾形象地描述当时工党内权力分配情况：“所有影子内阁中职位的分配就如同一副拼图玩具。在那件事（指提升布莱尔为影子内阁大臣——作者注）发生前一年我就想以一种特殊方式来组合。但因为党内各种力量的制约，我就不能以我希望的那种方式来配置，因此只好把其中的一块放到一边。”
就这样，在党内斗争因素的作用下，布莱尔转而当上了影子内阁的能源大臣，取代了约翰·普雷斯科特（布莱尔任工党领袖时，他被选为副领袖）。这一年布莱尔35岁，是最年轻的影子内阁大臣。从后座议员到影子内阁大臣，他只用了5年时间。
布莱尔初来影子能源部时，许多人都不服气，有人把他描述为“一位被金诺克派来的眼睛明亮、天真幼稚的能源部发言人”。不过，不久人们就改变了这种看法，他很快就得到了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布莱尔被授予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议会工作，即为抵制保守党能源大臣塞西尔·帕金森搞的电力私有化而战。这是对他的一次更大的考验，他在影子贸易和工业部任职时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涉及到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的立场。
在最初的议会辩论中，布莱尔所坚持的完全是工党传统的立场。在1988年12月的一次关于电力工业的辩论中，布莱尔首次以影子内阁大臣的身份发言。他说：“我们很自豪，把工业纳入了公有制。当我们执政时，它将被恢复为服务于英国人民的公共机构，而不是为追求私人利润而运营。”当时，在所有制问题上，工党内部还未达成共识，多数工党的前座议员们都反对私有化，希望实现重新国有化。
尽管布莱尔在与对手战斗时所用的武器并不先进，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得却很出色，他又一次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充分的利益。本来帕金森是很受撒切尔夫人赏识的，但是在与布莱尔交锋后，却被体面地降职。他显示出缺乏利用他特别丰富的经验和进行快速反映的才智。在一次交锋中，布莱尔说：“这位国家的大臣说他正在引进真正的竞争”，“在他的演讲中继续提到竞争，好象他提到竞争的次数越多，竞争就变得越真实。”而帕金森的每次插话都使他遭到更重的挫伤。同时，电力私有化政策也确实存在一些漏洞，给布莱尔提供了发起进攻的机会。
在1989年10月工党年会上，布莱尔发表了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年会上的演说。按规定，除非是重点发言，不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内的影子内阁成员，发言时都必须站在地板上，而不能站在讲桌后面，而且只允许讲3分钟。但是3分钟对布莱尔来说足矣。布莱尔在演讲中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电力私有化政策：“我们不想让它推迟，我们不想让它耽搁，我们不想让它延期，我们只想摈弃它，在这儿，现在以至永远。”这番话迎得了热烈的掌声。
演讲中，针对保守党政府打算出售核电站，布莱尔阐发了他的环境主义观点：“取代已令人厌倦的托利党80年代的议程——私有化、环境污染、物价上涨……我们在90年代给国家展现出一个新视野，在那里保护能源象生产能源一样重要……在工党治下，环境将支配我们的能源政策，而不是能源政策支配环境。”不过，布莱尔的这种环境主义观点并未坚持下去，以后他也提到，“工党政府建造更多核能站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工党的政策反思运动历时两年之久，到1989年春即将结束时，金诺克与古尔德之间产生了矛盾。金诺克害怕古尔德在公有制问题上向工会中的守旧势力让步太多。作为负责当时最大的私有化行业——电力的影子内阁大臣，布莱尔被迫在金诺克与古尔德的争执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就在政策调查研究小组的报告得以完成的时候，古尔德惊异地发现他办公室中的布莱尔竟然是金诺克派来的人。后来，古尔德被调到环境部任职，对金诺克更忠诚、也为金诺克所喜爱的高登·布朗被调来负责影子贸工部的工作。
一波刚过，另一波又起。在政策反思运动刚刚结束，金诺克与古尔德的争执刚刚消逝的时候，布莱尔很快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场麻烦之中。
1989年10月，工党又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影子内阁选举，布莱尔因在电力私有化问题上使保守党政府困窘而得到了回报，他这次得票位居第四，仅在布朗、史密斯和罗宾·库克之后。随后，金诺克对影子内阁的安排进行了大调整。布朗取代古尔德为贸易和工业大臣，布莱尔从能源部换到地位更重要的劳工部。他与布朗的差距正在缩小。
在新的岗位上，他立刻就面临着一项更为复杂、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对工党来说关系更大的工作，即处理工党在工会法上的政策问题。自60年代末起，工会与工党的关系开始变坏，到70年代末双方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公共部门工会中的大多数人对1978－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中工党的行为大为不满。许多工会会员停止在大选中向工党投票。可是，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更加敌视工会，于1984年通过了新的工会法，对工会的权力大加限制。如何对待新工会法，处理同工会的关系，是令金诺克最为头痛的问题。在政策反思运动期间，金诺克对左翼的影子劳工大臣麦克尔·米切尔在对工会法的政策审查上所做的工作甚不满意。1988年3月，米切尔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被拒绝接受，这是所有的7份研究报告中唯一被拒绝的一份。一年后，重新写就的最后报告一经完成就被枪毙了。它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比如它建议抵制对工会财产的查封。而这一点并不是保守党政府所要做的，而是法庭为了能有效地执行工会法而采取的手段。若按米切尔报告的建议，工党和工会将同法院站到对立面。
布莱尔是米切尔领导的“在业人员”政策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和金诺克的办公室主任查尔斯·克拉克受命一起组织了一次“救援工作”。布莱尔把亚历山大·欧文请来帮忙。欧文曾是布莱尔当律师时所在的事务所的负责人，现为议会上院工党发言人，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在1989年工党年会召开前3个星期拿了出来。他提议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劳工法庭”，其职能是阻止那些对工业事务一无所知而且对工会带有偏见的高等法院法官们在裁决工业纠纷时过份侵害工会的利益。“劳工法庭”方案被加进了米切尔主持搞的政策研究报告中，他被迫发表了一项“澄清声明”，表示这个方案并不是他的思想。通常情况下，当某人发表此类声明时，人们就知道他一定是遇到麻烦了。米切尔正是这样。几个星期后，米切尔离开了影子劳工部去就任地位相对次要的影子社会保险大臣。他留下的空缺就由布莱尔来填补。
布莱尔深知，他要想在这个新岗位上干好，必须迅速推进革新政策的步伐，甚至不能等待对原有的政策进行细仔的考察。他不敢奢望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会帮助他进入工党未来可能的领袖行列。
1989年11月，布莱尔在处理政府提出的“社会宪章”最新草案问题上露了脸。6个月前，当这个宪章的第一个草案制定出来时，撒切尔夫人指责它“更象一个社会主义宪章”。而那正是工党所支持的草案，布莱尔说，工党支持那个宪章的原因是：它将提供给英国人民所有他们有权利要求的东西。但是新草案却做了许多改动，主要是限制了工会领袖们的权力。在辩论中，布莱尔陷入很被动的境地：与保守党的观点针锋相对，就会引起选民的反感和保守党人的嘲弄，因为宪章的许多内容是适合英国现实情况的；原则上肯定宪章的内容就会开罪于工会领袖们。布莱尔又一次得到了工党领袖金诺克的鼎力支持。金诺克对布莱尔说：“不管何时别人问你，‘这是金诺克的观点吗？’都回答‘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