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行促使布莱尔形成了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后来成了他的“社会伦理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此外，从1993年1月开始，布莱尔的演说就散发着克林顿经济学的味道。他攻击“利益扩散”这种主张，即让富人的财富向其余的人扩散；他重复克林顿关于“变革”的言词，这种“变革”意味着“大多数人在一生中应有六、七个工作，而不是只有一个”，“失业并不只是关于你为什么失去了前一个工作，而是为什么你不能发现一个新工作。”
布莱尔的新思想观点并不是完全从克林顿那里照搬过来的，有许多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工党的经验。在他和布朗访美两年前，他们俩去澳大利亚旅行并取经。这次他们会见了澳前总理鲍勃·霍克，以及后来撵走他的财政大臣保罗·基廷。8年前，布莱尔曾访问过澳大利亚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演讲。这8年间，澳大利亚工党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新创造了自身。1983年大选期间，工党抛弃了它的领袖比尔·海登，他是许多变革的始作俑者，但是缺乏对选民的吸引力。党在霍克的领导下连续3次赢得大选胜利。一位评论家把澳大利亚工党的“新模式”描写为“非常实用，反乌托邦和非社会主义的。”霍克有句名言：“在政治上，获胜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但是它是任何事情的开始。”到1990年布莱尔访问时，霍克和基廷已在推行一套私有化和非国家干预的措施，这与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政策类似。澳工党的这些政策被描述成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党内招致了强烈反对。不过，在政治上，澳工党努力维持政府、雇主与工会之间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把目标定在“一致”和社会稳定上。
总的来讲，克林顿的经验对布莱尔影响更大。不过布莱尔坚持认为，他并没有简单地从一个政治文化不同的国度移植来一种理想，他只是把“新民主党”生动的、大众化的语言应用到他早已大规模开发的一种思想中去。克林顿选举胜利的经验既陈旧又很重要，那就是所有的政治就是一场争夺中间地带的战役。这种看法在工党内久已有之。克林顿证明，一场争夺中间地带的成功竞选也会引起它的天然支持者的兴趣。英国的大选也证实了这一点。赢得大选的党在中间地带和它在大本营赢得的选票一样多。在1979年和1983年，工党不仅在中间地带而且在其铁杆支持者中失掉了选票。
布莱尔长期反对工党作为无产者的党，他在1993年5月激动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当我们说我们在为最底层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说话时，我们中在玩托利党的游戏。事实是，如果你允许你自己融入那个角落，你就要输掉选举。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从我自己的选区得知，激情把大部分人联系起来，这比试图把人们分成集团重要得多，也比说工党的任务就是争取处于社会安全福利系统的人并代表这些人的利益重要得多。这些人不想要也不需要这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给这些人以机会来表明我们怎样支持全社会的繁荣。”1
克林顿的胜利表明，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不过，克林顿执政头两年的效果并不好。当被问及1994年中期选举，克林顿领导的美国民主党为何惨败时，布莱尔暗示道，克林顿总统的政府缺乏追寻“新民主党”政策的决心，你不要以一种方式为基础开始竞选而又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统治。克林顿的麻烦就在于此，他以两种基础开始竞选，既求助于传统的、自由的民主党人，又使中间地带的选民确信他确实是一个“不同类型的民主党人”。但是，执政以后，他既不能履行“新民主党”诺言，进行福利改革，也不能兑现对传统民主党支持者作出的承诺，实行普遍的医疗监护。
布莱尔和布朗的美国之行，收获是很大的，这为他们已经开始的党内变革增加了新的动力，注入了新的养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竞选战略、策略上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党内现代派的旗手
从1992年到1994年这两间，布莱尔在党内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自己确立了党内现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声誉，其间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对党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即废除工会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
1993年初，就在布莱尔访美回来10天后，党内围绕实行“一人一票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工党现代派提出要废除选举领袖和议员候选人的“选举团”中工会所享有的集团投票制，代之以更能体现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制”。此案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大工会领袖和传统派的反对，他们攻击这是一个阴谋。布莱尔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派一边。他在BBC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宣布：“实际上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能使工党赢得下次大选。”他不仅大胆地接受了正在从事阴谋活动的指控，并且还声称“在工党内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这个阴谋。”布莱尔认为，如果工党再不改变它的内部民主机制的话，它将不会赢得一次任何方式的选举。他很直率地说：“我们用集团投票来决定任何事情这种做法，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布莱尔不顾党内的各种异议，坚持主张在党内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实行一人一票的简单原则，工会在决定工党的事务时必须通过它的具有个人党员身份的会员的投票。
布莱尔的这种鲜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势力强大的工会领袖们的支持。就在那次电视节目之后，史密斯警告布莱尔说，他可能正在冒着失去成为党的领袖的机会的危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布莱尔的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它帮助布莱尔成了现代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在以后的任何领袖竞争中，现代派的第一候选人只能是布莱尔。在这一点上，他已比布朗拥有优势。
在实行“一人一票制”问题上，开始时布莱尔与史密斯有点分歧。从个人关系讲，史密斯对布莱尔是友好的，这可以通过在公开场合史密斯常常谈起布莱尔当领袖的机会反映出来。史密斯虽然觉着布莱尔的现代派的雄心壮志不可能实现，但是对之持纵容的态度。布莱尔则觉着自己的领袖在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上有些太谨慎了。按史密斯的想法，只要给那些非工党个人党员的工会会员一定的对党内事务的发言权就行了。
布莱尔的“阴谋”就是想让史密斯明确答应实行“一人一票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被选为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内绝大多数人参与了这个阴谋，这是真的。一项调查表明，4/5的党员同意“工党领袖应该由一人一票制度选举产生。”但是，立即将一人一票原则引进党内，这还没有被多数党员们接受。不过，集团投票制已经遇到了挑战。
布莱尔向维护集团投票制的力量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把他的反既得利益的理论用在了工会身上，他说尽管他过去支持工联主义的原则，但他坚持认为工会太可能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了，它们是在牺牲失业者及整个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它们自己成员的利益。他说：“我不认为工党将切断它同工会的联系，我也不认为它应当这样做。”布莱尔认为，工会与工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理解，而不应是机构上的联系。“机构上的联系”那种“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很清楚地论述了那种关系不能继续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必要的就是，在下次大选工党向人民发表施政纲领时，它是有能力的、自信的，它可以这样说：‘我们向全国宣布我们是一个党，我们将在全国利益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政策及施政方案。”
布莱尔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就连那些维护集团投票的巨头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一些工会领导人又提出一种观点：每当劳工的利益与中产阶级相冲突时，工党总是与劳工站在一起。这种观点是绝对官冕堂皇的，要是在以前，布莱尔是不敢与之对立的。可是，克林顿的成功激励了他。克林顿的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临时联盟的形式，明确反对美国工会的宗派利益。在塞奇菲尔德，布莱尔也表示，工党要想成功，就得把工会会员即集体党员变成个人党员。他说：“现在对我来说，那是体现与工会联系的最佳方式。然后把这些人放在并非反工会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是亲工会的。当我们与工会的关系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时，我们就更容易是亲工会的。”
布莱尔的讲话受到了当地工党人士的热烈欢迎。那时，塞奇菲尔德工党在全国是党员人数最多的选区工党之一，有1200名党员，超过全国平均数的三倍还多。这里所有的工党政治家们都磨破了嘴皮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工党，并且一直认为这项工作是解决集团投票制问题的关键。自从1979年大选后，十几年来，工党的个人党员数目一直在下降，从本世纪50年代的100万人降到1992年时的25万。高登·布朗曾提出过一个使党员队伍回升的办法，就是吸收那些为工党的财政做出过贡献的工会会员，即集体党员为个人党员，同时降低入党时交纳的党费额度。布莱尔大力赞成这个办法，并在自己的选区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成功的。这使布莱尔认识到，如果工党有大量的党员，它就可以不在组织和财政上依赖工会。这也是他支持实行“一人一票制”并反对工会作为工党的一个机构的依据。
在“一人一票制”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与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早在40年代，左派的巴巴拉·卡斯尔就提出实行一人一票制，因为那时工会都为工党右派把持着。到了80年代，角色颠倒了，大工会都为左派所控制，右派试图通过实行一人一票制来削弱工会领袖的权力。1984年，在金诺克当选为领袖后的第一次工党年会上，他就试图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引进一人一票的投票法。会议为此进行了表决，结果是既反对实行一人一票制，又反对保持现状，实际上还是保持了现状。1987年大选后，金诺克又重提此议，最后达成妥协，工会中的个人党员可以作为个人来投票选举议员候选人，但是在选举议员候选人的选区工党选举团中，由地方工会集团投票所决定的票数仍占2/5的比例。虽然这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毕竟使一人一票的原则占据了一个桥头堡。
1992年大选后，工党领导层中在一人一票制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史密斯一直认为工党的内部工作需要改革，所以他不需要说服就接受了现代派们提出的建议；党内的另一个实力派人物布日彦·古尔德早在1992年竞选领袖时就说过，如果他当选为领袖，那将是最后一位由工会集团投票选出来的领袖；金诺克早就是一人一票原则的推行者，他还是经集团投票制选下去的最后一位领袖，对该制度存有怨恨之情，还在离任之前，他就试图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说服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意在议员候选人选举上废除集团投票制。然而，普通党员和工会会员并不理解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意义，他们对作为党的机构的“工会”仍抱有忠诚的感情。传统派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抵制现代派的改革。传统派攻击现代派搞一人一票制是想把工党搞成第二个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在11年前是由一群工党的“叛徒”建立起来的。有一个叫东·迪克松的极端传统主义者甚至说布莱尔是一个“真正的托利党人”。他不仅在影子内阁会议上与布莱尔尖锐冲突，而且还在电视上攻击布莱尔。他吼叫道：“我认为你不能明确建议应从工会运动中分离出来。因为如果你要那样做，你所创造的就是一个‘第二社会民主党’——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党。”
面对传统派的攻击，布莱尔总是坚持说他并没有建议工党应该同工会脱离。为了给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他搬出了他于1982年在澳大利亚演讲中所阐述的观点，就是：当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们“把他们自己同有组织的工人隔绝开来时”，他们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是，他私下里却认为工会现在已无路可走。他还认为一人一票制是削弱工会作用的一种方式，在党内是反对工联主义者的一种方式。对他要创造一个社会民主党式政党的指控，他反驳道：“坦率地讲，我发现这种争论很荒唐。社区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工党的成员，我们将怎样为工党赢得支持力量呢？当我们向21世纪前进时，我们说道：‘一个激进的、现代的、进步的、左翼中心的党看起来象什么？’回答就是，看起来象这样一个党，与当地社区紧密相联的党，因为当地社区是党的一部分。”
就在这场斗争的进行过程中，布莱尔在党内的地位又提高了一步。在领袖选举中曾被史密斯击败的布日彦·古尔德突然辞去了他在影子内阁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职务，他还是党内重要组织“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的成员，于是，史密斯任命布莱尔来接替古尔德在该小组中的职务。不久布莱尔又与布朗和金诺克一起被选进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这个结果意味着在影子内阁和全国执行委员会这两个最有权威的机构中，现代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同时也表明领袖史密斯更加倾向于现代派。
许多工党的重要人物都是“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后来与布莱尔竞争领袖职位的副领袖玛格丽特·贝科特和约翰·普雷斯科特，还有史密斯领袖竞选的总管罗宾·库克，左派代表克莱尔·肖特，工党内4个最大工会的代表，还有《有争议的联盟》（一本有关工党与工会关系史的书）的作者里维斯·民肯，他是该小组中唯一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当布莱尔第一次参加该小组的会议时，他惊恐地发现，小组的人几乎一致反对一人一票制。副领袖贝科特令人惊异地表示，她不保证把史密斯的公开意见体现在小组起草的报告中。普雷斯科特甚至自封为传统派的头面人物。在布莱尔加入该小组前，只有机械工会的尼格尔·海瑞斯独自一人要求将一人一票的原则应用于党的所有决定中。其他3个大工会的代表都坚决反对一人一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