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模糊政治的设计者
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随着他对工党的改革，传媒中不断出现“布莱尔主义”、“布莱尔思想”、“布莱尔现象”等名词。与以往工党领袖相比，布莱尔确实有一套很有特色的思想，这些思想就构成了他改造工党、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
布莱尔的思想轨迹和工党所走过的路线差不多。在80年代初，他也支持过单方面核裁军，也曾跟随工党呼吁从欧共体中退出，也曾喜欢过强大的国家指导和干预。自1983年后，他开始在党内积极倡导党的革新，宣称如果工党没有大的变化，它就永远不会赢得大选。他说：“我确信，我们如果不变革，如果不回归我们的价值，不从过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获胜。”他的这些言论曾受到左翼的攻击，但却得到支持者的鼓励。正如媒介称他是“模糊政治的设计者”，他的思想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抹掉工党的阶级烙印，不从阶级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特点可以从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和党建观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布莱尔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党的理论核心，作为政党，它必须明确核心价值后，才能根据这些价值制定党的目标，规划党的具体政策。布莱尔认为，工党应该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核心价值基础之上，建构工党的价值观。
布莱尔执掌工党帅印后，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经常用“社会—主义”（ Social—ism）来代替。1995年3月，他在一本杂志上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一种学说。”1995年7月，在费边社举行的庆祝1945年工党大选胜利50周年大会上，他又解释了同样的意思，主张用“社会—主义”一词取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主张，每个人都是互相依存的，他们之间互尽义务，完善的社会支持其内部个人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给予每个人一个能发挥作用的舞台，只有认识到他们互相依存，个人才能成功。”因此，他主张，整个社会应当为每个人的成功而携手共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以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
在布莱尔看来，社会主义永远基于社会，尤其是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人类具有社会的属性，人们之间互相联系，人类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信任、合作之中，伙伴关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不是竞争、贪婪、欺骗。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虽然作为人的本能，都希望成功，但是，这并不与在一个社会里互相尽责任相矛盾。社会主义不只是对人类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它还是对一种能促使每个人充分发挥能力的社会结构的探索。
布莱尔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汇是“社区”。他认为，社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他说：“左翼与右翼的区别在于，个人的发展需要集体的行动，即互相依赖性，这意味着我们准备行动在一起，提供作为个人所不能提供的好处。社区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一种人的本性” 社区这个概念是对阶级概念的替代，也是对原有的官僚国家主义的一种放弃。“社区意味着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相互支持”，社区虽然需要国家来扶持、构建，但不是国家的同义语。布莱尔认为，在过去的日子里，社会主义越来越被界定为国家的一种东西。在本世纪初，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当人们要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国家是获取这些东西的最佳途径。而如今，社会分层越来越多，选择各异，这虽然不排除国家的作用，但国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较困难。布莱尔反对旧式的国家干预，那种国家干预把责任与个人割裂开来。布莱尔强调“社区”的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之间的责任。他说：“社区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界定的关系不只是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与社会关系；不只是享受权利，还要尽义务；不只是给予权利，还要服从。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对他人的尊敬。”权利和义务是密切不可分的，社会行动的目标不是取代个人的责任，而是使其更容易实现。要让每个公民得到发展的机会，又要让他们都能尽责。布莱尔认为，自由可以通过社区的积极活动获得，个人的机会可以通过工作在一起的人们的集体行动而增加。对社区的承认反映了工党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团结、集体行动的社会价值。布莱尔认为，工党60年代和70年代最大的错误在于其政治哲学与浮浅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结合。工党的任务就在于，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现一种新型的关系，超越那种老式的集权主义和粗鲁的市场教条。
从工党上次执政到布莱尔时期，工党最重要的哲学变化是布莱尔把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不是物质利益。当布莱尔1975年加入工党时，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布莱尔掌权后，又把工党的指导思想调整到了伦理社会主义方面来（英国报刊称之为社会伦理主义）。他说：“我们不能生存在一个道德真空里，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教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价值，那么，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伦理混乱当中”。他经常使用法律与秩序、家庭和责任这类概念。在他看来：第一，社区有责任给予人们更好生活的希望；第二，人们也有义务给予社区回报，并遵守它的规则；第三，相互尽义务起源于家庭中的责任，所以必须强化家庭意识。社会的训练很大程度上起始于家庭中的训练，责任意识要从那里培养。社会的现代释义——权利和义务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是社区意识的生长点。布莱尔对社会的责任、个人的义务以及对家庭的重新估价，人们称之为社会伦理主义，有的又称之为社会保守主义。
布莱尔是一名基督教徒，他1992年参加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他在为该组织出版的题为《重申基础》的论文集写的前言里写道：“基督教是一种强大的宗教，虽然它不是永远现实可行的，但它现在可行，它强调我们的责任，促进我们自我完善，关注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的社区。它不是功利主义的。……当我们环顾我们今天的世界的时候，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然后坚定不移地跟随着它——那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1994年10月1日的《卫报》上登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布莱尔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党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布莱尔的传记作家约翰·任托尔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他认为：布莱尔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方面可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他相信工党会赢得第三党支持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自由民主党人；从他的政治信仰是基于基督教伦理和社会团结这个角度，可以说他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布莱尔曾经把社会主义的四根支柱概括为“机会、责任、公平、信任”。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分为社会正义、自由、机会、平等、民主、国内外的团结和相互尽责几个具体方面。在布莱尔及其同僚的努力下，工党通过的新党章第4条基本上概括了布莱尔及工党的价值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成就我们单个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从而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出能使我们的真正潜能得以发挥的条件，并为我们所有人建构这样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内，权力、财富、机会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而不是几个人手中，我们享有的权利反映着我们的义务，我们以团结、宽容、尊重的精神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二）布莱尔的经济思想
布莱尔为工党制定的总目标是建设充满活力的经济、正义的社会、开放的民主、健康的环境。
在经济目标方面，布莱尔主张建设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在这一经济体内，市场的进取精神和竞争的严酷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创造国家所需的财富，并为一切人提供工作和致富的机会，那里私营部门繁荣，公共服务质优，那些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或由公众所有、或向公众负责。在布莱尔的努力下，工党第一次在党纲里对市场、私有制持肯定态度。
在所有制问题上，布莱尔继承了50年代盖茨克尔、克罗斯兰等人的意见，认为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平等的目的的一个手段。他认为，原有党章中关于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说，工党在党章中写上实行国有化的主张是很愚蠢的，工党已不再相信它，除非工党放弃国有化的主张，否则选民们是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的。
过去，支配工党理论政策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到了50年代“修正主义者”那里，虽然对国有化提出了异议，但仍然认为国家是个中性的东西，通过政治民主影响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经济的性质。到了布莱尔这里，实际上已放弃了原来的国家主义战略。尽管他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市场需要国家规范，正义、自由、平等需要国家来维持，但国家不能包揽一切，其范围是有限的。在他看来，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影响工党的国家观：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多，公民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产生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要求，国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新环境，使得民族国家在控制经济方面遇到很大挑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重蹈国家保护主义或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是没有前途的。在国内，由国家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是徒劳的，因此 ，需要转换国家的作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公有与私营的混合平衡。
布莱尔放弃国有化目标，减少国家干预以后，主张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呢？他主张建设“参与制社会”，或曰“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他认为，中间力量和中左力量，应集中精力去创造一种“参与制经济”，这种经济要求吸收每一个人参与决策，而不是让少数几个特权人物或者占居民总数30－50％的富人主宰一切。布莱尔的“参与制经济”实际上是既不想通过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在英国创建“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又不愿如同保守党那样推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要遵循近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价值原则，协调私有制、追逐利润和下放决策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吸收每个社会成员、每个公民，作为“潜在的伙伴”参与社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决策。被接纳的个人，不论属于什么社会阶级，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并以一系列自愿接受的规章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布莱尔认为，在本世纪前半期里，集体主义达到了高峰，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增大，而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又达到了高峰。今天工党的任务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去除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开辟非极化的新领域，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参与市场经济框架的经济活动，建立一种“共同利害关系社会”。
在市场问题上，布莱尔改变了过去认为市场是低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在道德上是恶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本身是中立的，它是特定商品分配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存在着垄断以及需要提供公共商品的地方，对市场的放任是危险的。所以，布莱尔认为他的观点不同于把市场看作是恶的传统观点，也不同于保守党把市场看作是善的新右派观点，而是认为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公平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它是不公平的、非有效的。因此，需要对它进行监控和规范。布莱尔认为，左、右翼在市场问题上的分歧不是谁相信市场，谁不相信市场，而是在于怎样利用市场。右翼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态度，左翼则致力于增加对工业和教育的投资，赋予工业增长的活力以应付日益变化的市场。
布莱尔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他曾说过，“我从政的目的是与非正义和贫穷作斗争，而不是财富”。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他认为，经济繁荣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投资）是社会改革的基础。任何对英国社会不公表示忧虑的人士也应关心其经济的衰落。新工党的具体经济政策就是冷静探索和全面实施高工资、高技术、高投资与高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社会向人员、智力和基础设施投资，个人和家庭才能得到发展。公、私营部门的相互依赖比它们之间的界限更为重要，要提倡公、私营部门共同为基础设施投资。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想方设法刺激小企业的发展。要鼓励金融部门与工业部门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欧洲合作问题上，英国政府应当发挥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在社会问题上，布莱尔认为，经济效益应与社会道德同步发展，英国需要一套有效惩治犯罪的司法体制，但最有力的手段还是设法杜绝犯罪的根源。他的“严厉打击犯罪，减少犯罪根源”的呼声引起了国民的共鸣。布莱尔主张改革福利制度，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他主张实行多层次的社会福利制度，充分发挥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三）布莱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思想
工党象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一样，是一个寻求变革的团体。然而，在英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它却表现得犹犹豫豫，在其近100年的历史中很少向传统的政治体制发起挑战。与保守党相比，它显得激进一些，但与一些小党相比，它则保守一些。从总体上看，它奉行的是一种宪政保守主义。
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前后，在英国资本主义宪政改革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承诺，布莱尔对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反思中认识到，艾德礼政府不愿意使机构本身现代化，错过了一次改革的机会，埋下了严重的集中主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