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童年早熟
如果按照“出身决定论”者的观点，谁也不会想到，也不会相信托尼·布莱尔会成为工党的领袖。这位工党最年轻的领袖并没有从家庭中接受任何工党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他的父亲是位保守党人。不过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这多少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也同他幼年时的家境有关。在工党内，领袖的出身对树立领袖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出身农民家庭，哈罗德·威尔逊的父亲是位化学工程师，并且一度失业。
1953年5月6日，托尼·布莱尔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是这个家庭中的老二，他的哥哥威廉·布莱尔比他大三岁。托尼的童年并不算十分幸福，父亲利奥·布莱尔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总想通过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利奥的一生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他是由并不富裕的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后来竟成长为一名大学的法律讲师，而且还当开业律师。
说起利奥·布莱尔的家世，可真够复杂的，用沧桑一词来表达一点都不过份。他是个私生子，出生不久就离开了生身父母。他的养父是格拉斯哥造船厂的装配工人，名叫詹姆斯·布莱尔，托尼·布莱尔的姓氏就是从那儿来的。詹姆斯·布莱尔夫妇与托尼·布莱尔的祖父母相识。起先，托尼只知道他的父亲利奥·布莱尔是被领养大的，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祖父母是何人。直到约翰·史密斯去世后，《每日邮报》看出托尼·布莱尔有可能成为工党领袖，才研究了他的家谱并披露出来，他本人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世。
托尼·布莱尔亲祖父母的故事富有传奇和浪漫色彩，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也不可不信，因为无风不起浪。祖父名叫查尔斯·帕森斯，祖母叫西利亚·瑞卓维。他们俩都是演员，查尔斯的艺名是吉米·林顿。他们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一起演戏，在喜剧、音乐厅和戏剧小品中扮演角色。西利亚是个很不同寻常的女人，经历复杂。她不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愿在家过普通妇女所过的生活，在十五、六岁时就离家出走登上了舞台，并在17岁时与一个姓哈丁的人结了婚。在第一次婚姻中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保琳·哈丁后来回忆说她母亲喜欢男人陪伴她。然而，演员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经常要离家外出，这可能使丈夫很不适应。丈夫不能忍受她的放肆行为，对她很不好，经常殴打她。最终他们分手了。
西利亚很快又结了婚，可是第二次婚姻也很不稳定。1923年，当她同吉米·林顿一起外出演出时，在旅途上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利奥。当她的丈夫知道利奥不是他的孩子时，同她离了婚。在她意识到这个私生子已给她带来耻辱时，她就让住在格拉斯哥的詹姆斯·布莱尔一家领养了这个孩子。
在利奥出生3年后，吉米和西利亚结了婚。9年后，即1936年，这时利奥已过12岁，他们想把他们的亲生子要回来。可是利奥不愿意离开布莱尔家。布莱尔夫人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母亲，并且他也明显地爱他的养父母。同时，布莱尔夫人也不愿意让利奥离去。所以，利奥还是留在了格拉斯哥，继续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
布莱尔夫人从不对人谈起利奥的生父母，并且坚持说他就出生在格拉斯哥。利奥本人似乎也忌讳谈起自己的真实家世，甚至对他的儿女也讳莫如深。利奥成长在工人阶级家庭，所以在他少年时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他在1938到1941年间，也就是他14到17岁时，曾担任过苏格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产主义思想吸引了很多青年理想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后来当过工党副领袖、右翼领导人的丹尼斯·希利是牛津大学的共产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利奥离开了学校，中断了接受教育，开始走上社会独立谋生，那时他才17岁。他先是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公司当办事员，1942年入伍，在军队中表现不错，1947年复员时已是一名少校。利奥是个有志向的青年，退伍后他就去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一年后，1948年，利奥回到格拉斯哥完了婚事。新娘与他同岁，名叫罗瑟琳·考克登，出生在一个叫多尼戈尔的乡村小镇务农家庭。她父亲去世后，便随母亲来到格拉斯哥，母亲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屠夫。
当利奥结婚的时候，他用了“布莱尔”这个养父的姓，而在此前，他还一直用生父的姓——“帕森斯”。为了纪念他的生父母，他将他父亲的原名和艺名（查尔斯和林顿）联合起来作他的中间名字。有了孩子后，他把他养父的名字和生父的艺名（詹姆斯和林顿）给长子威廉作中间名字；把自己的中间名字给了次子。所以他的次子，即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托尼·布莱尔，全名是：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托尼是安东尼的昵称。不过利奥从未告诉过他的孩子们这些名字的来历。
利奥一家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搬家。托尼出生时，他们家正住一个小平房中，地址是：爱丁堡佩斯利巷5号。他的出生证上记载，他父亲那时是一名低级税务监查员。但是那时，胸怀壮志的利奥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希望从事学术生涯。然而利奥的经历是很坎坷的。后来，生活所迫，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格拉斯哥，以后又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生活了3年，在那里，利奥讲授法律。托尼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经常漂泊不定，直到最后在德汉姆定居下来。”“我从未感到很稳定地生活在某一个地方。”1 托尼恰好5岁时，就是1958年夏，全家搬到了德汉姆城，总算定居下来，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7岁。在德汉姆，利奥·布莱尔的家境逐渐好转起来，利奥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收入也不断提高。利奥不仅在大学当讲师，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干开业律师，有时还到酒吧里为人朗读一些东西挣线。虽然他们家的房子还是租用的，但利奥一家已开始步向中产阶级。尽管如此，托尼并不十分赞佩他的父亲。他后来曾对人谈起他父亲说：“爸爸的律师业务很兴隆，而且还到全国各地讲课。他还是个精明的自我宣传者，不时地出现在当地的电视上。但我确信我看不起他胜过现在我的孩子看不起我。”
利奥·布莱尔一家刚来到德汉姆时境遇还比较艰难，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所。考瑞斯特学校的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给他们在学校楼顶层安排了一套房子，很简陋。利奥一家在此处住了几个月，然后迁到在附近租的房子里。
由于大学法律讲师的工资高而稳定，所以一到德汉姆，利奥就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威廉8岁时进了考瑞斯特学校，托尼则去了西山学前班。后来，托尼到了8岁时，即1961年，也上了考瑞斯特学校。该校座落在一所天主教堂附近，起源于教堂唱诗班，“考瑞斯特”就是唱诗班的意思。可是布莱尔家的两个孩子都不是唱诗班的成员，只是普通的学生。与其他私立学校比较起来，考瑞斯特学校的收费是低的，这是学校在建校时就定下的大政方针，以致于让一个普通办事员能供得起孩子念书。所以，如果一个办事员能送一个孩子来上学，那么一个律师送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托尼后来也说：“我们过着十分好的、够标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跟真正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托尼说：“我们可能已享受到了私人教育的特权，算得上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不能在周末去乡村别墅，不能出去打猎。”
布莱尔家的老二在学习上是很聪明的，被认为是可以跳级的那一类。在第一年末的考试中，他名列全校第三。他还是个守规距的孩子，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在童年时代有叛逆行为，虽然对人总是露出玩皮的笑。格儒伍校长对这种笑记忆很深刻，还说他是在小学中真正属于好孩子那一类人，是学校中的骨于力量。作为小学生的托尼，还对《圣经》了解很多，是个严肃的基督徒。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托尼善长体育，开始是田径运动，后来是板球和橄榄球。他是这两种球的校队队员，曾赢得学校的苏格兰杯，还是1965—1966年学校的最佳橄榄球手。
1963年，就是托尼·布莱尔10岁那年，一场重病结束了利奥·布莱尔的律师生涯和政治生涯，泯灭了他的政治抱负。这可真是意外的打击，他才40岁，正当英年，却失去了说话能力。对一位大学讲师和开业律师，特别是正在争取议员席位的保守党活动家来说，没有说话能力简直不可想象。这场重病完全是由过度劳累造成的，那时利奥除了主业和副业外，还担任着德汉姆保守党协会的主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一度中断了他的学业，所以他有很强烈的紧迫感，总是玩命地工作。
父亲的不幸对托尼振动很大，也许就是这时候，托尼产生了他的政治抱负。这多少有点要继承父亲的事业的味道。托尼自己说这件事是“影响我人生的事件之一” 。格儒伍校长说：“有一天大约8点30分——我们通常在9点钟开始工作——布莱尔夫人来到学校说，‘利奥遭受了可怕的打击，您可以照看托尼一天吗？’然后便把他留给我，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安慰他。他被那件事搞得心神不安。”他还说：“我想我使他得到了安慰，我们一起念祈祷文。托尼有很强的宗教信仰，我总是能用这种方式帮助他。”
10岁的托尼这时已成熟到能够理解他父亲未竟的事业：“现在你能猜出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大。他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是非凡的人，一名开业律师、法律讲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这种惊人的挫折将父亲的干劲传给了托尼·布莱尔。“在他病后，我父亲将他的野心传给了他的孩子。这具有某种强制力。我感到我不能让他失望。”此时他的哥哥已离家去了位于爱丁堡的费蒂斯公学读书，寄宿在那里；他的妹妹萨拉在父亲病情好转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托尼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必须协助母亲挑起家庭重担。“我早年似乎是在进出德汉姆医院中渡过的。我父亲的病在我早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感到生活将是一场斗争，而且有许多人会在这种斗争中败下阵来。”
利奥·布莱尔病情稳定后，全家迁到了离德汉姆市一英里外的郊区，住进了一所新建大楼中有4个居室的套间。利奥得病后，全家的收入受到了限制。不过，托尼说，“我们仍然过得不错，但已远不如从前。”利奥继续留在德汉姆大学。大学的头头们真不错，在他努力恢复健康时，学校给他提供资助。不过，利奥有很玩固的旧观念，在他的收入明显减少后坚持不让妻子出去工作，甚至在她主动提出去找份工作以帮助家庭度过难关时，他仍充耳不闻、固执已见。
父亲热诚的保守主义思想倾向对托尼影响很大。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工人阶级力量较大，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影响。然而，利奥·布莱尔却通过努力工作使自己和家庭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还当上了德汉姆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利奥曾经说过：“我准备争取任何空出来的保守党的席位。”这种从政的热情对托尼肯定会产生影响。所以毫不奇怪，在托尼12岁时曾当过学校模拟选举中保守党的候选人。那是1966年大选前5天——3月26日发生的事情。据这一年7月的校刊——《考瑞斯特》报道，“在这一星期内，候选人们在院子中发表演讲。他们是科瑞斯托佛·斯考特（自由党）；托尼·布莱尔（保守党）和斯蒂芬·道瑞克（工党）。格儒伍回忆道：
“大约提前两周内，孩子们奔走游说。之后选举日到来了。命运之神似乎要对他说，‘保守党迄今为止不错，但仅此而已。’因为在这一天他病了。其他某个人不得不参加进来并争取赢得选举。”
据校刊说，一个叫里查德·斯蒂沃特的人取而代之成为保守党的候选人，并在模拟选举前夜发表了最后的演讲。“第二天早上，投票站开门了，选票已印好。3月28日，星期一，选举结果出来了。”斯蒂沃特以绝对优势获胜，得62票，工党候选人得26票，自由党得24票。然而在这一年的正式大选中，却是工党获胜，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威斯敏斯特宫获96席的多数。自从1964年的大选后，选民戏剧性地从自由党转向工党。
28年后，在1994年领袖竞选期间，上述那件事不可避免地被当时的知情人回忆起来。托尼·布莱尔本人说他不记得它，也想不起来是否受了父亲的影响而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上。他对那件事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得不扮演某个角色，因而也就被归属于他所扮的那个角色之类。”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窘于他很久以前戴过的政党标签，毕竟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还是固定的。使布莱尔可以感到自慰的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是保守党人，哈罗德·威尔逊曾是自由党人，而且不是在中学，而是在大学。
托尼·布莱尔至少到了十七、八岁时才有了他自己稳固的政治信念。尽管他父亲的价值观是保守主义的，而且他们家周围天主教的影响较大，但是托尼还是没有避开德汉姆的大环境的熏染，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声称他自己受到了强有力的地方传统的影响。他对60年代发生在该地区的规模盛大的矿工集会记忆犹新，而且对之大加赞美。
德汉姆煤矿社区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团结起来的。1882年特立姆顿·格兰德矿井爆炸使74人死亡，至今当地的民歌仍对之有所反映。“沼气”或爆炸性气体是煤矿最大的危险，特别是在泰恩这个地方周围。泰恩以它的“爆炸井”而闻名。1919年，该地县政府掌握在工党手中，这是工党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彼得·李是这个工党政权的第一位领导人。后来，彼得·李的传记作者杰克·劳苏（当时是德汉姆的工友，后来成了下院议员）满怀胜利的喜悦写道：“在英国，这是第一次工人被称作统治者。”彼得·李的传记于1949年出版，其序言是艾德礼首相写的。布莱尔出生时，艾德礼是反对党领袖。序言中说：
“他是矿工社区勇敢、正直、人道的象征。他在这里服务得很好……在他任职的日子里，年轻的一代认识到了什么样人的风貌能赢得他们现在享受到的利益，什么是他们不得不克服的力量。”
到布莱尔家来德汉姆生活时，泰恩县的绝大多数矿井都已关闭了。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把彼得·李和他的社区看作是源于英国18－19世纪的政治改革者威廉·科贝特（1762－1835）的传统。
“他的自我完善、朴素、勤劳、负责和利他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想被传下来，以致于最终形成了托马斯·伯茨、彼得·李、杰克·兰森斯和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象他们一样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些人在本世纪前半叶生活在德汉姆的矿区中、奔宁山区的纺织城中和遍布英国的工人阶级社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