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对党内右翼的批评中可以看，那个时候的布莱尔还持有一些左派的传统论调。他说，右派的问题是他们长期陶醉于《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等报刊对他们的赞誉中，而不习惯受到挫折和冒犯。经历磨难是痛苦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仅仅两年后，他也受到了这种赞誉。《金融时报》把他描述为“一个最有希望的新人”。
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他也提到了后来他努力将之改变了的党章第四条第四款。他说在传统的第四条所表达出来的“社会主义与接受混合经济的夹缝中，工党并不好生存”。他看到了党章第四条的问题，也许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要修改它的志愿。
在澳大利亚，布莱尔对党内左派提出了严厉和深刻的批评。他承认“左派力量曾经促使我们党进行重新思考”，但是，现在该是左派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他说；“左派崇尚民主，但是民主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抽象的东西，也不应仅仅是党内的东西。党必须同选民建立民主的关系。这里核心的词是关系。如果党完全变为一个人民党是荒唐的，因为这只能使党做表达选民主张的工具，起个学舌者的作用，尽管那些观点是有价值的。同样，把选民抛在一边，只考虑驾御党这部机器也是荒唐的、不可取的。”
民主就是党与选民的联系。这是布莱尔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的论题。他批评左派道：“在民主问题上，左派的立场并不统一。他们倡导党内民主，但却拒绝‘一人一票制’”。他们大谈非集权主义，但却与大多数权力被赋予的观点相距甚远。
在布莱尔当上议员、有了一个可以实践他的主张的选区前，他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工党应该是什么样子？”地方党组织应该从其党员根植其中的社区中发展起来。布莱尔认为，工党必须向外扩展，并不断吸纳新党员。而当时的工党则被有些人看成是：一个没有党员队伍的群众党；一个没有共同信念的思想改革运动；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人民党。
此时的布莱尔很清楚，所谓党的统一的思想基础不应该、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可选择对象的伦理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熟。党必须寻求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现代化的政治哲学。
布莱尔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足以说明，他早已开始着手于工党的重新建设。他不仅是一个敏锐的、有深刻洞察力的思考者，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他早已思考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成了尼尔·金诺克重建工党的核心内容。布莱尔那时就在倡导后来金诺克所实行的战略，即把温和左派与右派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以使党从日益衰落的状态中走出来。在1983年大选失败之前，布莱尔已开始做这项工作，说服党内的人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战略的重要性。
1982－1983年是布莱尔在党内的政治立场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从他的澳大利亚演讲中可以透视出他那时还属于“温和左派”，他的演讲稿读起来似乎就是左派写的。不过那时他已开始自我标榜是中派分子，而且左派的倾向一直不是十分明显。不过与当时党内以罗伊·哈特斯利和约翰·史密斯为代表的右派比较起来，他与他们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与属于“温和左派”的尼尔·金诺克、罗宾·库克和杰克·肖比较接近。确切地说，这时他已踏上了由左派向中间派、向右派转变的道路。他已经“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但很难说这种背叛是见风使舵。在1983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时，他已完成了这种转变，成为党内的右派。温和左派与新右派的结合，在80年代末形成了布莱尔归属其中的党内现代派，而工党内原来的强硬左派与老右派则演变成保守派。1
80年代早期，即1980－1983年，是布莱尔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时期。不仅工党在这期间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布莱尔本人对工党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工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有了一个的基本构想，而这是包括金诺克和史密斯在内的所有工党领导人所不及的。
§§§第三节 跻身议会
在布莱尔与切丽结婚后搬到海克尼居住时，他俩就启动了进入议会的愿望。在英国，要想从政，必须首先进入议会下院，因为下院是政治家的活动舞台；而要进入下院，必须首先加入某一个政党，特别是能轮流执政的大党，没有政党的支持是很难当上议员的，虽然也不时地有独立派议员当选，但却微乎其微，而且也难有所作为。
其实，布莱尔早就产生了当议员的愿望，在他选择律师为职业时，实际上就已有了从政的打算，而当议员是从政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时，要当议员的想法还不十分明确，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1980年11月，他在靠近他的家乡德汉姆的米德尔斯伯勒选区向工党组织申请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这是他第一次为进入议会而采取的实际行动。不过结果令人沮丧。当时有17人参与竞争，按规定，要被接受为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他必须得到该选区工党所属的一个支部或附属于选区工党的一个地方政治组织的提名。布莱尔在一个电工工会的分会获得了提名，但在初选时就失利了。一位叫斯道特·拜尔的高级律师赢了这场竞争。其实，这场竞争的结局早已不争自明。拜尔得到了当地普通与市镇工会的鼎力支持，该选区的议席已被他垄断。布莱尔虽被电工工会提名，但该工会已与拜尔达成协议，它只是为布莱尔提名，而在正式投票时则投拜尔的票。布莱尔进入议会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失败了。普通与市镇工会的地区书记汤姆·伯力森说：“我认为布莱尔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初学者，虽然他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但他太年轻，是一个生面孔。我不认为他能获得北部地区的席位。”
回到海克尼后，布莱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与本集团的斗争中去了。他认识到，他必须首先从工党的基层组织做起，获得它的支持。虽然在女王桥支部，他只是刚刚到来4个月的支部成员，但在1981年2月举行的每年支部例会上，布莱尔却试图取代强硬左派的书记麦克·代维斯。他说服当地的市政官（工党人士）麦尔·莱吉特去动员那些老太太们走出大楼参加会议，他的朋友们也大力号召人们投他的票。为这样低的一个职位而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游说，确实是煞费了苦心，但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他毕竟是个新来者。最后，布莱尔以17票对15票战胜了代维斯当选为支部书记。一个在场的人说，他看到了布莱尔眼中闪烁着亮光，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确实是这样，这时，布莱尔毫不隐讳地宣称他要成为一名议员，而此时正是在人们看来不易暴露自己企图的时候。
就在布莱尔当选为支部书记那天，工党前任副领袖乔治·布朗同许多人一道在《卫报》发表的声明上签了名。这个声明是“四人帮”搞的，以寻求对他们的《石灰屋宣言》的支持。当时，工党右派中的4个议员（罗伊·詹金斯、大卫·欧文、雪莉·威廉斯和威廉·罗杰斯）不堪忍受左派的统治，准备分离出去，另立新党。《石灰屋宣言》就是呼吁人们支持建立“社会民主理事会”的。3月份，社会民主党就诞生了。
对布莱尔来说，《卫报》的声明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乔治·布朗的弟弟罗恩是南海克尼的议员，乔治曾毫不隐讳地说是他帮助他弟弟谋到了这个职位。为此，布莱尔的岳父布斯先生还斥责之是搞“裙带关系”。这时，罗恩已59岁，他很欣赏布莱尔，说：“他紧紧追随我，他支持我关于欧洲的一切主张，他是一个机敏的人，非常能干。”罗恩想培养布莱尔为继承人，而这正合布莱尔的心愿。可是，女王桥支部的许多人等不及罗恩到退休，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并认定他也是“四人帮”的同情者（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想把他赶下台。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求罗恩宣布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罗恩给女王桥支部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已与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可是在支部会上，经过激烈辩论，仍有一些人认为从罗恩的信中看不出他已经断绝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定的工党议员候选人重选制度开始运作。布莱尔是罗恩的坚定支持者，他与其他支持者一道组织起来保卫罗恩，而这使布莱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在布莱尔等人的帮助下，罗恩·布朗还是成功地再次当选。重新当选后，他很快就背弃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罗恩的背叛行为却深深地伤害了布莱尔，使他在布莱尔等支持者心目中的形象大大受损。如果他继续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左派这时得意地对布莱尔他们叫嚷着：“我们一直告诫你们，这小子是个叛徒。”布莱尔他们无言以对。在后来的选举中，罗恩·布朗终于没有保住席位，他很为此难过。
在“四人帮”分裂工党时，很多人为新党诱人的前景而动摇，因为当时工党给人一种走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且在工党日益走向左倾、保守党又向右转的情况下，中性的社会民主党正好填补这个力量真空。可是，布莱尔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党所诱惑。虽然在政策主张上，除了实行比例代表制外，他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分歧，但他认为“四人帮”离开工党是错误的，他相信工党能够改革好，而且也应该进行改革了。他对托尼·本有敌意，因为本先前在党内所倡导的是一种错误的变革。后来的事实证明，布莱尔的见解是正确，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许多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人又都回到了工党的怀抱中来，罗恩·布朗就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政见分歧，所以在布莱尔当上了领袖后，曾邀请自由民主党1 内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回到工党中来。他说：“当然，我们热烈欢迎80年代初期离开工党的人们回来，因为那个时期，离开工党是可以理解的。工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期。”
在对待党内左派的态度上，布莱尔经常与他周围的人发生分歧，其中的一个人就是约翰·劳合。劳合曾与布莱尔并肩战斗支持罗恩·布朗重选议员，不过他是工党的极右分子，是党内右派首领、党的副领袖丹尼斯·希利的崇拜者。在他眼里，布莱尔具有左的倾向。他们经常在海克尼选区工党总委员会里就如何同极左派进行斗争、采用什么策略发生争吵。布莱尔总是呼吁党要团结统一，而劳合则认为布莱尔的这种左的倾向是错误的。他说：“布莱尔总是说，我们可以感化他们、争取他们。”而我则告诉他：“不，他们都是垃圾，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党内斗争上，极右派与极左派往往采用同样的斗争方式。
当中间派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象劳合这样的工党右派认为布莱尔有左派倾向的同时，本派分子却认为他具有右倾色彩。布莱尔有一个朋友是本的支持者，1981年时他回忆道：“当我第一次遇到托尼时，他根本没有被认为具有左派倾向。我们那些真正的左派都认为他是一个右翼分子。切丽也不是左派，尽管她比布莱尔更提倡男女平等。”不过，布莱尔虽然是中间派，但那时，他在党内主要是同左派交往。当然也有同右派交往的机会，1981年亚历山大·欧文（布莱尔当见习律师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将布莱尔介绍给约翰·史密斯。不过那时史密斯在党内的地位还比较低，他正在等待着本的左倾浪潮的退潮，1982年，他被任命为工党影子内阁的能源大臣。
1981年秋，布莱尔又一次在补缺选举中被提名做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结果与第一次一样，没能成功。这次是在北部的一个叫提塞德哨那比的选区，两年后该选区的绝大部分被划入南斯托克顿选区。这次是由于左派的阻挠而失败的，这促使他采取更坚定的走中间路线的立场。
为了给自己提供更广阔的活动舞台，布莱尔决定先争取地方议会议员的职位。于是他在1982年的地方选举中参加了海克尼市政议员的竞争。英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海克尼一直为工党把持。当时许多工党的地方政府与保守党的中央政府发生对抗，地方政府自搞一套，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持消极态度。与此同时，在工党所控制的地方政府内部也充满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左派和右派围绕如何对待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政策问题。当时工党内有个左派组织叫“82目标”，此时正积极行动，试图夺取对海克尼政府的控制权。按英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地方议会议员由各分选区选出，一区一人，与国会下院选举一样，也是由各政党先提出候选人。布莱尔决定在他所在的女王桥分选区参加竞争，他觉得他在这里有影响。可是参加该分选区议员工党候选人职位角逐的共有5人，经过初选，他排在第四位，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不过这对他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新的海克尼议会已为工党强硬左派所控制，如果他当选了，在这个议会中与强硬左派们共事也是很难受的。
布莱尔并没有出席正式确定工党女王桥分选区议员候选人的会议，他被切丽·布斯叫走去处理一个法律案件。在会上，与会者普遍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如果布莱尔想被人们考虑的话，他应该出席这次会议。有人根据他没出席会议就断定他绝不会当选。被布莱尔所取代的前任女王桥工党的支部书记麦克·代维斯说：布莱尔已来这个支部一年多了，“但是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话不无道理，更确切些说是人们不知道他向哪里去。不久，布莱尔在保守党人把持的毕肯斯菲尔德选区的补缺选举中被推举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这一举动使女王桥工党支部的人感到十分吃惊。
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是由该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罗纳德·贝尔于1982年4月去世引起的。该选区是保守党最安全的选区之一。不过此时，对保守党来说，该选区已不再是很安全的了，因为新成立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了竞选联盟，有一种咄咄逼人气势。联盟已连续多次在补缺选举中获胜，冲击保守党的安全席位。1981年11月，保守党克罗斯比选区的席位就被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雪莉·威廉斯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