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8年初，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七里沁岛地区发生流血事件。这是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随后还抛出了为其行为制造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确实存在着苏联对中国武装入侵的威胁，因为苏联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而且比美国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毛泽东还认为，苏联侵捷事件还证明了他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很可能来自北方。随后苏联对中国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看法。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地区进行挑衅，中苏军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苏关系陷入了空前全面紧张状态。此后，边界冲突又扩大到其它地区。6月，苏军在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流血事件；7月，苏军入侵黑龙江主航线中心线中国一侧地区；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长达7300公里的中苏边界出现了全面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苏联还在外交上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1969年上半年，苏联先后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组织“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下半年，西方报纸盛传关于苏联拟袭击中国核基地的消息。
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美苏联手、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可能造成的危害，并开始反思过去的外交指导思想。1970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表示：我们这类国家叫作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他还把这种状况比作“夹肉包子”。当法国客人提出要防止苏美两个大国一致行动时，他对此表示赞许。
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中国的外交战略。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想缓解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必须改变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局面。他曾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看到，美苏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且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于是毛泽东作出了缓和中美关系，联美抗苏的决策。
196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1969年7月11日，由四老帅签署的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书面报告呈交到周恩来总理处。报告主要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以及美、苏矛盾的状况。报告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美苏关系中，苏联扩张是挤美国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报告的主要精神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帅又对以上重大课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他们提出：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答案是“是”。他们认为，古今中外的经验可以借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作法也值得参考。四位元帅的观点，增强了毛泽东“打美国这张牌”的决心。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正如陈毅后来所评价的：“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概括地讲，中国新的外交战略设想是：利用美苏矛盾，缓和中美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联美抗苏，抵御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对美政策的转变，为中美缓和提供了直接而强劲的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促使中、美、日三角关系转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节 重构三角格局
1972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东亚地区，中美日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使这个三角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以中美、中日关系变化为标志，冷战的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西方史学家都将越战结束作为冷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但把中美关系缓和作为这个标志更为恰当，因为没有中美关系缓和，很难有越战结束及其以后的局面。
在中美日新三角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主动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重视发展对日关系。然而，经过实践，特别是50年代中日关系的波折，他们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中美对抗的严重束缚，中日复交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一些从事对日工作的人认为，中法建交后下一个争取建交的目标（指西方发达国家）是日本。对此，周恩来指出：还不能说中法建交后下一步就是日本。他还说，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作长期的斗争。
实践表明，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是主要矛盾。所以中国领导人改变策略，抓主要矛盾，抓住时机先发展中美关系，以中美关系促中日关系。从1970年1月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时起，中国重点发展对美关系。1971年3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到：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已落在美国后面。正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促动下，中日关系有了跳跃式的发展，日本先于美国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中日关系的发展又对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越洋握手：最大的左派与最大的右派言和
对对抗了20多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仍然存在对立的两个国家来说，要想结束对抗，实现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既需要双方领导人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胆识，又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尼克松曾是反共老手，毛泽东也曾是坚定的反美帝国主义者。让这两人走到一起握手言和，的确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不过，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尼克松，过去的经历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尼克松是反共老手，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才不至于被政敌攻击为是“投降”。在这方面，作为“鹰派”的共和党确实比“鸽派”民主党处境好一些。二战后，民主党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在处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总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可以说，中美双方外交接触的起步是艰难的。双方都适时地表示出了要缓和关系的意愿。还在尼克松上台前，毛泽东就从尼克松的言行中了解到，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有改变。所以，美国大选揭晓后的第三周，毛泽东就批准了中国向美国的一个主动表示，建议恢复于同年1月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建议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在新当选总统尼克松的同意下，即将离任的约翰逊总统接受了中国的建议。虽然这次会议由于偶发事件而被取消，却显示出了双方的意向。
尼克松一上任，就发出了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尽管是小心谨慎的、含蓄的。尼克松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暗示道：“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内，对话交流的渠道乃是畅通无阻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对各种思想观念开放，对物质和人员交流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不会生活于令人愤懑不乐的状态。”此后，尼克松政府一边研究对华政策，一边通过多方渠道传递信息，做出松动美中关系的姿态。1969年3月，尼克松对戴高乐表示他有意改善美中关系并结束越战。7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允许美国的旅行者、博物馆等无需经过特别授权就可以非商业性地购买中国的商品。美国国务院还决定，扩大其护照将自动有效可以去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类别。7-8月，尼克松在出访亚欧过程中，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称美国希望同中国对话。中苏边境冲突加速了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步伐。8月8日，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明确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的丧礼之后，突然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对话。此时，苏联已看出中美开始接近的苗头，想借机在中美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中国也不希望使边境冲突继续升级，危及到自己的安全。经过谈判，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之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尽管事后苏联方面出尔反尔，拒绝就双方所达成谅解的内容签订一份协议，但这次首脑会晤本身对于缓解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之后，双方在边界上都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了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
这次出人意料的中苏首脑会晤增强了美国方面改善对华关系紧迫感。尼克松和基辛格事先都不知道这次会晤。当事后消息透露出去后，尼克松顿生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尼克松最担心的是，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缓和，而这会打乱美国的计划。于是尼克松决心采取行动，加快与中国接近的步伐。10月初，尼克松再次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解冻，并表示了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的姿态。此前，尼克松已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寻找机会同中国外交官接触，由此引出了一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拼命追逐中国外交官的奇特一幕。12月，在华沙的一次展览会上，中美外交官终于相遇，美方转达了要与中方接触的意向。对美方的表示，中方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释放了两名因其游艇误入中国海面而被拘捕数月的美国游客，同时指示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方接触。中美两国代表商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过地点不是在波兰政府提供的地点，而在两国大使馆内轮流举行。1970年1月8日，中方通知美方，中国同意于1月20日举行中美第135次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号。
中方代表雷阳和美方代表斯托塞尔于1月20日和2月20日先后进行了两次会谈，即第135次和136次会谈。不同于以往的134次会谈，这两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和缓。会谈取得了两点成果：一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首次提到，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也表示了相应灵活的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二是两国代表第一次面对面地表明了愿意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希望实现更高级别的会谈，直至美国特使访华。这两次会谈后，美方又进一步作出了姿态。3月，美国政府宣布，凡是为了正当的目的而要去“大陆中国”旅行，美国的护照都是有效的，从而放宽了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美国政府又宣布，对于美国非战略性物资向“大陆中国”出口，可以有选择地发给许可证，进一步放宽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
然而，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被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而打断。1970年3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柬埔塞发动政变，颠覆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合法政权。4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塞，同时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平、义安两省地区实行轰炸。美国侵柬和扩大印支战争行动升级。5月18日，中国方面通知美方，鉴于美国政府侵柬和扩大印支战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会谈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不仅如此，恰好在5月20日这天，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新的侵略行为，并且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到底的决心和立场。
不过，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美双方都从大局出发，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基辛格认为，毛泽东5月20号所发表的是一篇空洞的声明，其所声称的对印支人民的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任何直接卷入同美国开战的迹象；而且在涉及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尤其是没有象以往那样对总统进行点名抨击。基辛格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中国方面在中美关系上确实留有余地，没有把话说绝。
不久，中美双方又开始进行新的试探。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其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这是14年来的第一次。随后，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奉命与中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方文接触，传递美国方面希望另外开辟一条保密的通讯渠道的意图，因为华沙渠道太公开，也太拘谨。7月10日，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公开报道说，尼克松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质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10月，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在我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之后，他又请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他打算派人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