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熬到了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人物仙逝，“四人帮”倒台，我才稍稍能喘口气。我想换一个环境，离开山西。１９７８年，重新联系上原先部队里的老战友，请他们出面奔走，讲妥了回云南去；那儿人地皆熟，有生活基础，且能归队接着搞文艺。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只待我去昆明面谈具体岗位；就在这当口，却又传出来流言蜚语：“不能让‘蒋经国的干儿子’来扰乱我们云南文艺界的阶级阵线！”散布这种空气的人，是颇有能量的地方系统的一个“头头”。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怎么天南地北，到处都是蒋经国、蒋经国！老子哪儿也不去了！
我向热心的战友表示感谢并深深致歉，却把这一口苦水咽进了自家肚子里，不曾倾吐。
而更令人难以吞咽的横逆，还在后头。
当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业已开罢，冤假错案业已平反，总政复查办案人员也告诉我“有关你的‘肃反’结论，已与‘右派’结论一并改正，不存在什么徐君虎的干儿子一说”之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在某些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人眼中，在某些专靠某种“优越感”吃饭的人眼中，我，似乎仍然是个“异类”，是个“？”。
１９８６年，我早已调来安徽。我们单位分配新房，参加分房小组的一位“老革命”，居然再度大放厥词，说：公刘和蒋经国关系不清不白，没有资格分房子。我当面质问他根据何在，他竟暴跳如雷，指着我的鼻子叫喊：“老子在胶东干革命，你还在江西接受反共训练呢！”难以忍受，愤而一方面向机关党组申述事情的经过，要求澄清；另一方面给新近取得联系的徐君虎老先生写信，倾诉我的悲忿。党组书记只是口头劝慰，保证党组绝不是这样看的，是充分信任我的，是完全按原则和政策办事的，希望我多写好作品，多作贡献，不要受到不负责任的乱说的干扰……一派息事宁人的态度，令人无可奈何。
倒是徐老先生，很快回了一封信，密密麻麻两张纸，这在一个年已八旬的高龄老者，当然非同小可。我万分感动，默默咀嚼着他信上的每一个字。
不妨原封原样节录一段，公之于世。这样做，事先未征得徐君虎先生的首肯，颇嫌唐突；不过，我估计，徐老先生是不会反对的，因为，从他和当年那个小鬼刘仁勇，直到他和当今这个诗人、作家公刘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和黑幕。
徐君虎先生的复信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１日执笔的。
奉惠书不胜欣慰。自从《生命的闪光》一文（公刘按，指广州《华夏诗报》１９８６年总第六期头版头条刊出的评介文章，作者系周志友先生）入目之后，就联想到１９３８年除夕，在赣州励志社举行的联欢会上去了。你同万水生代表难童学校来出席，两个幼龄的小娃娃登台演唱，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同经国为之一惊。出于爱护聪明孩子的心情，星期日邀你俩去通天岩逛逛。那是国共合作抗日初期，在赣南，政治风气是开明的，延安新华社记者孟秋江两度南来，目睹经国奋发自强，努力革新的精神，曾对我说：“想写一个小册子，《领袖之子》。”当时在经国的言行上，是找不到一点反共的阴影。特务分子不时告经国的状，弄得蒋老头子也不放心）经国从重庆回来，告诉我一个故事：夜深了，老头子要侍从将他喊到床前：“经国，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身体只能睡一个床，不能同时睡两个床。”他站了一阵答曰：“您老人家想法对。”“没有别的事，你去睡好了。”是怀疑他是跨党分子，情况如此，何来“反共训练班”。某老革命的话，是不识时务的瞎说。
……
徐老先生信中透露的有关《领袖之子》的细节，在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但孟秋江先生，我倒是久闻大名。至于蒋氏父子之间的有趣对话，恐怕就更少有人了解了。一位赣州的作家从我这儿看到了这封信，马上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要抢先拿去当素材，编进他那部所谓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不过，徐老先生的结束语，未免也失之太乐观。时至今日，虽说社会稍见进步，有一种情况却并无根本改变，即有瞎说的自由，但没有辩白的自由。尤其是左的瞎说，那自由度几乎是无限之大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么？
此番我重返赣州，便专程去了一趟通天岩，时间是１９９３年６月７日。
旧地重游，感慨万端。我找到了五十五年前徐君虎先生携带我和万水生同榻而眠的那间禅房，并在门口摄影留念。回首当年，小小的我，不过刚交十二虚岁，可怜，欲读书求学而不可得。但我又深受父亲的濡染，心比天高，便把读报当做了每日的功课，借此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遇上大人们议论时局，也就凑在跟前留神谛听，不知不觉间，我就变成了一个坚决的抗日派，一个带有某种沙文主义色彩的“爱国狂”。我不知道什么叫丑，也不怕别人笑话自己幼稚无知，只要谁向我提问，我就敢大胆发言，侃侃而谈。
我的“小子狂妄”，正是通天岩之行的一段小插曲。
那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１９３８年冬，距徐君虎先生信中所说的联欢会不足半月。一天，他请蒋经国的副官曹嵩先生来通知我和万水生，去通天岩玩耍，并且说明，不必带换洗衣裳，有把牙刷就够了，过一两天就回来的。曹副官，是蒋处长的警卫，传闻他能双手开枪，百发百中，我们彼此虽然面熟，但素无接触，只知道他身强力壮，少言寡语，与蒋经国先生形影不离而已。这天，他开的是一辆艇形座舱的摩托，我和万水生闻讯，欢喜不尽，相继爬进了那个漆成绿色的铁壳壳里，随他风驰电掣而去。
到了通天岩，住进了广福禅寺，才听接迎我们的徐君虎先生说，新兵督练处选定这儿当做轮训赣南地方武装（公刘按，意指那些恃势坐大的小军阀、土皇帝们，例如有名的南康县赖天球保安团。长期以来，连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都拿这些家伙毫无办法，因为赖天球之流实行了一套“手不离枪，脚不离乡”的对策，谁也休想让他们接受“改编”；熊式辉便想借蒋经国的特殊身份，来替他搬掉这几块“石头”）的场地；一来这里有山有洞，便于隐蔽，二来好歹是处佛教名胜，笃信神佛的日本鬼子，或许会有所顾忌，一时还不致于来轰炸。他招呼我俩：上山看摩崖石刻、菩萨雕像，进庙看和尚念经拜佛做法事，只要不疯跑，吃晚饭时找不到人，就行。我从来还不曾这么近地瞻仰过这么多的泥胎，这么近地观察过这么多的出家人，兴奋得简直了不得。
当晚，我和万水生，同徐君虎先生躺在一张大床上。徐君虎先生居中，一头；我们两个小鬼夹住他，另一头。他叫人抱了两条薄薄的灰布军用被来，一摸，又担心我们冻着（山里很冷），再叫人借了两件棉军上衣来，压在被头上，并且亲自为我们掖好肩膀。他的这一连串动作，都使我感到温暖。
一宿无话。翌日拂晓，山里的天还是黑洞洞的，起床号便吹响了。徐君虎先生把我们两个唤醒：“走！跟我上操去！”我不知道，军队的早操和小学生的早操有什么不同，感到有趣和好奇，急匆匆穿上衣服，跟上他走了。只是这阵工夫，我才于进山后第一次见到了蒋经国先生。他在黑暗中大声招呼徐君虎先生：“喂，听说你把那两个小鬼也带来了？”只听徐君虎先生应道：“是的，我教他们见见世面呐；一年到头做城里人，也不晓得乡下人额头上到底长起几只眼睛！”他话音才落，蒋经国先生就朗声大笑起来，徐君虎先生自己忍不住也笑了，我们两个自然跟着吃吃傻笑。
在义卖演出时，我就已经认识蒋经国先生了，并且说过话。关于他的一些细节，下边我会专门一一写到，这里且放下不提。他在通天岩，辟有单人居室，不和扈从们住一起；至于昨天白天，我玩我的去了，当然没机会碰见他，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升旗仪式完毕，本来接下去该做早操的（其实就是跑步，还不如小学生们的花样多呢），突然，蒋经国先生点了我的名：“现在大家鼓掌，欢迎小朋友刘仁勇给大家讲话、唱歌。”
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到底还是硬着发麻的头皮上去了。长大了，回头思量，不禁连自己都有点“佩服”起自己来：哪来的这股子蛮劲？恐怕也只能借用一句老话来解释了：“初生牛犊不畏虎！”
我先重复唱了一遍在联欢会上（关于联欢会，下面我会细说）唱过的歌《保卫马德里》，接下去便胆大包天，发了一通“豪言壮语”。我的发言，大意是这样：叔叔们、哥哥们在通天岩练兵，为的是练好本领，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为的是收回东三省；收回东三省还不够，我们还要打过鸭绿江，一直把这面国旗插上日本富士山！这样才能替千千万万的死难同胞报仇雪恨！……蒋经国虽然也跟着大家一道，劈劈啪啪鼓掌，但他又笑眯眯地却也是毫不含糊地立即对我加以纠正。这件事的详细情形，下一节我将如实叙述。
就在参加升旗、早操的当天，徐君虎先生又问我们，昨天有没有看看那个漏米的洞？我们听了觉得奇怪，什么漏米的洞？他哈哈大笑，说：“为什么叫通天岩？漏米洞才是通天岩呀！有一个洞，从下往上瞧，能望见天；不去看它，哪里敢对人夸口说，到过通天岩！快找去吧！”
于是，我们两个结伴去看稀奇，问了好几个大人，终于找到了那个漏米洞。原来是一个红红的大岩穴，顶部旋了一个喇叭形的口子，愈往上愈小，最后了大概只剩下一只普通饭锅大小的空间，的确是通天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蓝天白云，非常有意思。
这个洞对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诱惑力。尤其是又听人摆了一段古，说是许久许久以前，这个洞真的有白米漏下来，每天三餐，准时在底下用箩筐接好了，不过，它是有神灵把守的；神灵掐指一算，就知道当时整个庙里有多少和尚，它漏下来的米不多也不少，恰恰够做饭的份量。你看，真是有鼻子有眼，神乎其神的。人们还说，原先那个洞并没有这么大，一个碗口大小罢了。因为后来有个和尚贪心，想多囤一点米，爬上去把洞掏大了，就是眼下看到的这一个；神灵生了气，从此，连一粒米也不漏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爱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脾气；这时候，虽然明明不相信天上会漏米下来，可还是想亲自去山上看个究竟。吃罢午饭，我和万水生咬了咬耳朵，便又相跟着跑出去寻找上山的路径了。找路虽然不怎么太费劲，但爬起来却相当吃力，坡很陡，小树和乱草也多，万水生比较胖，爬了一小半就累得不想再爬了。他要打退堂鼓，不干了。我偏不服输，说，没有伴，我一个人爬也非要爬上去不可，我要从上面往下看，看看那个古怪的倒扣着的“锅”是个什么样子。
我撑着硬劲，爬到了山顶上。原来山上地形更复杂，要从亮处往暗处看，简直没门儿；因此，找了许久，连“锅”的影子也找不到。但我还不死心，一处一处见石头缝就去扒拉，翻到过整窝整窝冬眠的四脚蛇，吓得自己半死。就这样，汗也急出来了，眼看太阳也快要落山了，只得独自个顺着相反方向的另外一条小路下山。但很快又碰上了哨兵，所幸那哨兵早晨升旗时认得我了，才不曾呵叱盘查。回到住地，徐君虎先生笑道，还知道肚子饿呀，不错。想必是他觉得小孩子家到底太淘气，也担心出事，第二天一大早，便打发我们进城回家了。
三
上面引用过的徐君虎先生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７日写给我的信，充分说明了，老先生迄今思维敏捷，言辞犀利，记忆力也相当惊人。当然，要求他老人家绝对无误，那也是不近人情的，毕竟年代太久远了。我没有进过难童学校。之所以会误记为我是难童学校的学生代表，我猜，恐怕和他知道我是南昌人，家乡沦陷，全家逃难到赣州，凭难民证吃平价米，等等情节有关。此外，也和他本人后来建议蒋经国先生创办难童学校，大量收容失学儿童，并由他亲自主持具体工作一事有关，而这一倡议，无疑又多多少少与认识了我和万水生两个难童有点联系。不过，难童学校成立于１９３９年，其时，蒋经国先生已经离开新兵督练处，改任江西省第四专员公署（即赣州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了。而我和万水生也都进了为躲避轰炸，迁到王母渡乡下的省立赣县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了。难童学校，正是蒋经国先生的重要施政业绩之一。
那么，信中提到的联欢会，又是何所指而言呢？老先生语焉不详，我不妨作一点补充说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间，正值国共两党宣布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全民奋起，一致抗日的转折期。有了红军的榜样，原先各地拥兵自重，实质上形同割据的地方军阀部队，如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军，纷纷开赴前线，枪口对外。蒋介石国民党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翦除异己，强化他的“统一大业”，但那用心尚暴露得不十分明显。一度成为“两广事变”、威胁南京政权的主力军--陈济棠的粤军，这时也大批翻越大庾岭，取道赣南，北上华中前线。正是１９３８年底，粤军吴奇伟部路过赣州。为了解决人马过境而引起的诸多问题，少不了要与地方当局应酬、协商一番。蒋经国先生是蒋家长公子，吴奇伟更不能不格外重视。于是，由新兵督练处的抗敌宣传队出面，与吴奇伟部所属抗敌宣传队联名主持的一次联欢活动，便成了最理想的前奏曲。全副戎装的蒋经国先生和吴奇伟将军都出席了。徐君虎先生也在座，但他仍旧穿的是黑色皮夹克，只是下身换了一条马裤，半像军人半不像军人的样子。顺便说一句，我早就发现，以蒋经国先生为首的一帮人，其中，自然包括徐君虎先生，以及同样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周百皆先生、高理文先生，他们似乎都偏爱黑色的皮夹克外套，不是长仅及腰的那种，而是短大衣式的。这教人联想起捷尔任斯基，那个曾主持收留和教育俄国内战时期万千流浪儿工作的“切卡”头目捷尔任斯基。这是否也算一种所谓太子派的不约而同的无言象征呢？
除了蒋、吴二位，分别以主人和主宾的身份，发表了即席讲话外，余下的时间便是双方出节目，演唱助兴。有诗朗诵，有活报剧，有小魔术，有男声女声独唱、重唱的歌咏。两支抗敌宣传队各各猬集于相对的两侧，彼此不断吆喝起哄，仿佛拉拉队一般。面前一溜长桌，备有茶水、点心和水果，无非是本地土产，大红袍桔子、广柑、甜面发饼、花生之类，少不了还有着名的信丰红瓜子。这种红瓜子，自来就讲究吉利的广东人是最最中意的。那时不像现在，不兴散烟敬烟，烟民也远不如今天多。但即使没有烟，说呀唱呀吃呀，反正嘴巴也够辛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