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提起读书问题的，是徐君虎先生。我们认识不久，他就渐渐地皱起了眉头，对我和万水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满和忧虑：“小鬼，莫疯玩，要去读书哇。”我和万水生的答复几乎一样：“家里没有钱，缴不起学费。”日子过得风快，到了１９３９年春上，有一日，徐君虎先生又旧话重提，我说：“迟了，人家省立赣州中学新生招考早已考过了。”徐先生当下不曾接应，只是沉吟不语，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当天下午，他却派人径直来到我家（万水生住得远些），递给我一封毛笔书写的介绍信，用的是竖框套红的专署公用信封，收件人是省赣中校长周蔚生先生，落款处有“蒋经国”三个大字的签名，内容是希望周校长破格允许我们两个入学试读。来人说，徐秘书吩咐，叫你快和万水生一起去送这封信，一定要找到周校长，面呈。徐君虎先生办事之极端认真细致，礼貌周到，于此亦可见一斑。
徐君虎先生的字，我能辨认；这封信，可以肯定不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蒋经国先生的笔迹呢？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不曾见过。蒋先生的字，有什么特点吗？我毫无所知，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封信，事先必定与之商量过，是得到了他本人的点头批准的。
不妨说，是蒋经国的大名，开辟了我和万水生两个失学儿童步入中学校园的通途。他的这封信，正是不数日后，那张高高地贴在校门口大墙上的红榜的来由：“计开，春季班初中部一年级录取……若干名，备取二名：刘仁勇、万水生。”
我欢天喜地蹦着回家，将这一喜讯报告了父母亲，合家为之感恩不尽。
几曾料想，不等正式开学，日本强盗的飞机轰炸赣州，竟首先把省立赣州中学整齐美观的红砖洋房，当做了战略目标加以袭击，几幢教学楼和实验楼被夷为平地。还有一枚黑乎乎的重磅炸弹，斜插在操场的沙坑内，阴险地缄默着，不知打算何时吃人。学校仓皇迁往靠近信丰的王母渡一带乡下；为什么要说“一带”呢？这是因为王母渡镇上没有那么多房子，容纳不下全校师生。结果，便采取了一项变通措施，校本部和高中部设于王母渡，初中部秋季班设于横溪，初中部春季班则设于浓溪。横溪和浓溪都离王母渡不远。我们的教室和宿舍，清一色是借用当地的祠堂。搬迁速度相当快，学校仍然坚持在三月一号开课。临动身之前，徐君虎先生约好我和万水生，随他去到至圣路口一家广东人开的大百货店--利民商场，由他个人掏钱，替我们每人买了一套洗漱用具，包括毛巾、肥皂、牙刷、牙枧（这种牙枧，外观颇像印泥盒，电木做的。内装半固体状的膏脂，呈粉红色，现今市上早已绝迹），等等。另外，还一人分给九元法币。为什么不是十元整数？这个问题，历次运动中，都被当做“不老实，耍死狗”的一大证据；说良心话，我自己也纳闷不已，后来才想通了，只有一种解释：它和当时的学、杂费收费标准有关。学费（连同杂费）是三元钱，下余六元，是四个月的伙食费；那时物价便宜，吃饭不贵，每月仅收一元五角，加起来，刚好六元整。
徐君虎先生还为我们解决了此番路过王母渡过夜，以及日后赶圩、告急求助的难题，他亲自打电话给王母渡区的区长杨安中先生。这位杨安中先生，由于政绩斐然，不久便被擢升为县警察局长。相传杨是蒋的学生，也许是“青训班”的吧，详情不了解。“青训班”确实出了不少蒋的“红人”，例如，日后与蒋同居，生了章孝严、章孝慈昆仲的章亚若女士，还有大名鼎鼎的王升先生。王升先生我从未见过，章亚苦女士倒有数面之缘。我还有口福尝过她烧的酱焖牛肉。据说，这是她的拿手好菜；她常常在家里烧好，带到专署来让蒋专员吃的。从极其有限的几次接触中，章亚若女士留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见解出众，吃苦耐劳，敢作敢为；教会学校葆灵女中毕业，却有颇为厚实的古典诗词修养。虽不能算作美人，但却别具风韵。只是由于徐君虎先生的离开赣州，以及我感觉到的蒋经国先生的某种变化，加上自己长期在四百里外的吉安读书，１９４０年后，我便不再去专员公署串门了，因是之故，关于她和蒋先生之间所发生的感情纠葛，以至前往广西桂林分娩，并且不幸猝死于斯，等等情节，都是近十余年间内幕陆续曝光后才有所了解的。
回头再说杨安中先生。初次见到他，不过匆匆一面。那时正值黄昏，而且是生平第一次跑了上百里山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区公所之后；我气喘吁吁地自我介绍罢，深怕他误会，赶紧又介绍与我结伴同行的刘传宣，一个比我略长几岁的少年，也是流亡异乡的苦命孩子，但并非万水生。写到这里，应当宕开一笔，交代一下为什么不是万与我同路，而换成了刘传宣？说来时间也不短了，打从通天岩归来，不知万水生有了什么不便公开的理由，和我明显地疏远了，而后更逐步发展为不友好，甚至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动辄秽语相向。进校读书的那个学期，两人之间几乎已经无话可讲。对我而言，这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接着再说王母渡之夜，我纳头便睡，不可能和杨安中先生多有交谈，对杨先生的观感，尚有待日后的接触中慢慢形成。开学后，这样的机会便多起来了。因为我免不了要去王母渡赶圩，虽说那全是为了完成私人的“采购”任务，从没有看热闹的用心；不是纸不够了，就是需要搜罗一种可以兑水泡制紫墨水的西药--灰锰氧。一般总是星期六下午课毕动身，在区公所借住一宿，第二天白天办完事立即返校。但这么一来二去，自然有了一些就近观察杨区长的机会。先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说吧，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子夜醒来，屡屡能见到的那盏区长的灯了。和我们穷学生一样，他点的也是桐油灯，一星如豆，不是翻阅案卷，便是冥思默想。只见年轻轻的他，额头上却有了不少皱纹；这备极辛劳的神态，使我对之不觉产生了敬意。当时我就私下揣想，杨安中先生倘无襟抱和节操，是不可能在这片山乡坚持下来的；我曾认定，杨简直是蒋的一件复制品。你看，他一年到头身着粗布制服，打着绑腿，腰间勒一条军用皮带，脚上总是穿一双农民式的草鞋，有时干脆赤脚。面对赣南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他经常下乡，跑长路；而面对更其恶劣的社会条件，他往往还得单枪匹马，去突破当地封建宗法土豪劣绅的盘根错节，于重重矛盾之中，既要排难解纷，又要保持良心的平衡，的确不容易啊。再看整个区公所，连同担水烧饭的伙夫在内，不过四个人。房子诚然不小，却出奇的简陋和陈旧，在白天都黑咕隆咚的，全靠天井和屋顶上的几片明瓦采光。这不多的“兵”，这古老的建筑，哪有半点“衙门”气派呢。不过，这也不足为怪，杨安中先生本人就不像个“官”嘛。
认识杨安中先生，只能算作王母渡之行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他被任命为赣州警察局长离开王母渡，我本人也转学去了吉安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曾见面了。最近，偶然从一份资料上读到，杨先生健在台湾，不知道他还能记得起当年徐君虎先生介绍的那个小鬼否？且不说吃、住给他添了麻烦，就说赶圩归来讨茶喝吧，有多少次，劳烦他亲手从灶上取过大瓦罐来替我筛茶--那是一种混合着辛辣的柴烟气，味道极苦却极解渴的本地粗茶，你只要尝过一次，保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徐君虎先生在台湾《传记文学》月刊第６０卷第１期上发表的《我同蒋经国在江西》一文中，提到的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８日军官们发起为蒋先生祝寿之事，我是不知情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我已到王母渡乡下念书去了。因此，祝寿之后举行的“联欢会”上，所谓我和万水生“登台演说”，以致“满座皆惊”的情节，想必是和我前面记叙过的与吴奇伟将军所属抗敌宣传队“联欢”一事混同了。徐老年事已高，偶出一点小小误差，亦属情理中事。
浓溪待了半年，暑假回城，适逢国立第十三中学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创办，报上登了详细的招生简章，说明学费杂费一律免收，并且无偿提供食宿，一年还发放一套制服（这一点，日后并未完全兑现）。该校系完全中学，实行春秋两季双轨制，高、初中班级齐全，条件只有一个，即必须家在沦陷区，报名时应持有难民证。这个条件我是具备的。而那些个优惠待遇，则更是我求之不得的东西。我立即跑去报考，不久，通知下来，我被录取了。于是，马上就办转学手续。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求学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但也有惆怅，因为，从此就将与蒋经国先生、徐君虎先生，以及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分袂阔别，天各一方了。
遵从父命，到吉安后，写了一封信，请徐君虎先生转呈蒋经国先生，表示感谢。信是直接投寄到赣州专员公署的，没有回音，我礼貌尽到，也就不再去信了。可是，不久父亲便在来信中，告诉了我两个坏消息：一个是张明大哥突发“痨病”（肺结核），吐血身亡。另一个是徐秘书与蒋专员政见不合，弃职他去，行踪不明。我为这两则坏消息，感伤不已。前者使我再一次觉悟到人生无常，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厄运落在自己头上。本来，我在浓溪上学的日子，胞姐刘仁慧在云南的触电惨死，已经给了年幼的心灵以可怕的摧残，哪里还经得起新的强烈刺激？深深的哀恸，驱使我一口气写下了此生的第一首“诗”，发表于《新赣南报》。此事前面已经谈过，不赘。而徐君虎先生的不告而别，也令人生出一缕若有所失的愁绪。我困惑不解的是，他们俩一向关系密切，相处融洽，怎么说翻就翻呢。看来，大人们的事，政治上的事，变化多端，复杂万分，实在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的。不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非得亲自找徐秘书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至今我依然不胜惶惑，假如徐君虎先生这座活桥梁始终存在，我这一生将会走上什么道路？是利是弊，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固然，决定的因素是自己；但，也不能不承认外部力量的影响，偶然事件的作用。比方说，自从徐先生离去，那些留在蒋经国周围的“一面之识”们，就绝不可能像他那样关心我了。韦安仁先生虽也和气，却也客气。至于周百皆、高理文、游鲲诸位，干脆把我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娃娃家，见面能问一声“放假啦”，就满不错了。蒋经国先生本人，官愈做愈大，头衔愈兼愈多，在重庆逗留的时间也愈来愈长，特别是专员公署机关，也由原先的不设岗，大开门，一变而为禁卫森严，多有盘查。而我恰恰又大体上是每年寒假才回家一次，熟人变成生人，生人就根本不清楚我是谁了。再说，人大了自然心也会大起来，有了所谓的自尊自爱等观念，待人接物，不能不多想一想；于是，打那以后，我下了决心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一切人断绝联系，从此，关于蒋氏种种言行，都只好透过报纸才能略知一二了；依稀记得，蒋经国的若干署名鸿文（那些年，蒋似乎特别爱写长长的而且是带点文艺腔的文章，说句失敬的话，发表欲也相当强），就正是这样才得以拜读的。
四
说一句套话，光阴似箭。个人的生命年轮，往往是一圈新机遇，又一圈新挫折，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老死。在十三中的六年，倒也发生了几桩大事：首先是留级一学期。留级自然是很丢脸的事，何况主要是因为体育课不及格。我是近视眼，却没钱配眼镜，要在规定的三分钟内投篮命中三十次，对我而言，无异登天；另外还有一门三角课不满六十分。但关键是该死的投篮，谁叫我不求情服软，反而还对教师满腹怨忿，出言不逊呢？活该！不过，也怪，没有人歧视我，反而当选为级会里的学艺干事。因为大家知道我经常发表“报屁股”文章，还得到过《前线日报》和《华光日报》的中学生征文大奖第一名。只是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当然更怕丑事传进蒋经国先生的耳朵，因之愈发有意识地回避了。不久，我结识了一位蹲过马家洲集中营的漆裕元老师，其夫人陈颖珊老师（校长陈颖春先生的胞妹）主持着校图书馆，两口子都对我另眼相看，公家的书，私人的书，全部对我开放。目睹抗战中、后期日益腐败的社会现象，兼之无形中受到漆、陈夫妇的影响，我的思想日渐“左倾”，亲共亲苏，言必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了。在我进入高三，被公推为全校学生自治会领导人之一的日子里，校内突然爆发了殴打军事教官吴锦川的不幸事件，为首者系前不久在台湾下世的同班同学闵克昌。由于我曾和闵多次同台演出《雷雨》等话剧，而被怀疑有牵连，终于卷进了一场官司，上法院受审。这一回是日本鬼子“救”了我，皇军司令部忽然决定要打通吉安、赣州、广州一线，很快，大家作鸟兽散。法院宣判我“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学校也发给了一张临时毕业证书，我就跑到宁都与从赣州再次出逃的家人聚合，此时正是惶惶不可终日的１９４５年。总算天无绝人之路，像做梦一样，四处响起了欢天喜地的爆竹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报考的厦门大学和中正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你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好事成双，泪水还在眼眶里转，却又笑口大开！这岂不是由一出悲剧引出了一出喜剧么！
我们全家又回到赣州南市街３３号。两所大学的校门向我敞开，我可以任择其一；可是，厦大已经从长汀迂回厦门集美原址，路程延长了一倍，旅费相应也增加了一倍，我自己倾向于去厦大，但父亲正在为全家复员还乡的问题愁肠百结，哪里再能变出钱来供我入学开销呢。万般无奈，经过父子俩商量折中，最后决定还是去正大，并且是搭乘别人的木排，不收钱。但是，路过万安十八滩日本军队布下的水雷阵时，死生由命，木排主不承担任何风险。
就这样，我玩命回到了故乡南昌。
请允许我多啰唆两句跑题的闲话。我看到不少电影、不少小说中，人物一涉及到大学生，往往都是公子小姐，为此我常忿忿不平。事实上，既有公子小姐，也有贫寒子弟。我就是贫寒子弟。去不成厦大，只能上正大，是由于家穷。到了南昌，虽说读书有奖学金，还是得赶紧找一份兼差，半工半读，也是由于家穷。老父年过花甲，失业在家；即便有工作，也只够勉强糊口，无力负担其他的用度。倘若我自己拒绝奋斗，又能指望谁呢。所以，我的半工半读，与一般理解的半工半读不尽相同。我的“半工”，完全是为了以“工”养家。而拼命写稿，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同一动机。“着书都为稻粱谋”，为了曾经引用过龚自珍的这句诗，“反右”运动中，竟也遭到了莫名其妙的围攻。有人“上纲上线”为“你从来就没有为人民服务，你一贯为肚皮服务”！我当时不敢口头反驳，心上却在抗议：这等高调，固然动听；为什么你不拿它去批判批判当年蜗居上海亭子间的“左翼文人”--我敢斗胆地说，也不妨将温饱基本上已然无虞的鲁迅先生包括在内--难道他（她）们笔下所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就百分之百地都是“革命”，百分之百地与生计无干？！
高调唱得过于离谱了，便不过是谎言和构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