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料想不到，风云骤变，在一九六六年，傅雷又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在那年八月二十八日夜里十点，有人敲门，傅雷还没睡，赶紧去开门。门开了，一群戴着红色“造反”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傅雷的鼻子大骂“老右派”！接着，傅雷被隔离在阳台，傅雷夫人被隔离在卧室，保姆被隔离在厨房。大抄家开始了。地板被掘开。就连傅雷埋在月季花下面的毛豆荚、带鱼鳞之类，也被挖出来“审查”一番。抄家的重点目标，是家书。傅雷视家书如家珍，他写给儿子的每一封信，总是由夫人抄下留底。傅聪写给他的信，他总是编号保存。他还根据傅聪的来信，分别摘录在两个题为“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道”的本子上。抄家者主要是某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本想从家书中查到傅雷“里通外国”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家书是谈音乐艺术的，是谈做人道德的，是谈爱国之情的。“红卫兵”们竟然忘了自己是在执行“抄家”任务，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起家书来！除了傅家的几位挚友至亲看过家书之外，这些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可以算是家书的第一批读者！这批家书被运到“专案组”之后，常常有人来“查阅”，还有人在下班时偷偷把它带走，回家后连夜抄录，第二天一早又悄悄放回“专案组”的档案柜。那些“手抄本”，大概是家书的最早的版本吧。即使在那动乱、黑白颠倒的年月，傅雷家书仍闪耀着它的真知的光芒，射进“红卫兵”们的内心深处……
大抄家一连进行了几天几夜，成箱的书、稿、信被汽车运走。直到九月二日上午，才算结束。那天上午十点，抄家者把傅雷拉到家门口，站在方凳上斗。二十多张大字报，贴满了傅家的墙壁……
傅雷是正气凛然的人，他疾恶如仇。他不能忍受对他人格的凌辱，不能忍受对他事业的践踏。当天子夜之后，傅雷夫妇双双愤然离世……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诗人于谦的这两句诗，是傅雷当时心境的最确切的写照。他临终留下一个用火漆封口的大包，放在他为儿子买的那架心爱的钢琴上。里面有十个信封，写着他的遗言，放着他的遗物：
一、请把这月的房租五十八元，交给房管处；
二、这是两人的火葬费，请代办；
三、这是留给阿敏的话；
四、我的手表，送给阿敏的女朋友；
五、这是我妻子的手表，送给保姆菊娣做个纪念；我们死后，菊娣生活没有着落，这五百元存单留给她；
六、这只手表是一位朋友托我叫人修理的，请转交我的朋友；
……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傅雷是非常冷静、清醒、明白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傅雷夫妇的死，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多少正直的人们，为傅雷暗暗流泪、叹息，为他不平、愤懑。在傅雷去世后的第三天，当时也身处逆境的周煦良教授潸然命笔，写下了注满情谊的诗《吊傅雷》：一街南北过从频，仓促谁知隔死生，未必精魂来入梦，拥衾黑坐苦思君。
在那样的年月，傅雷夫妇是属于“黑五类”，死了不仅谈不上开追悼会，连骨灰都不许保存。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当傅雷去世的消息悄悄传开之后，忽然冒出一个傅雷的“干女儿”，向火葬场要傅雷夫妇的骨灰。
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青年，喜欢音乐，听过傅聪的演奏。就是这位“干女儿”，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了下来！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难征服的是人心！”这位突然出现的“干女儿”，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
这位“干女儿”曾到火葬场办过寄存骨灰的手续，曾去过天舅舅和保姆家中。她总是戴着大口罩，看不清面目。一直到最近，费了莫大的周折，傅聪才算打听到她的姓名。
傅雷呵，你的在天之灵，把她认做“干女儿”吧！
我要归队
“即使想到你，有些安慰，却也立刻会想到随时有离开你们的可能。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的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傅雷致傅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傅聪才从法国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他的脑海中，回响着苏轼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方面，更加起劲地想趁机拉拢傅聪。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他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的离世所表达的唯一的方式。
许多朋友都劝傅聪，既然你父母双亡，你在国内没有“根”了，你更不必回去了。
不，不，我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的心。我酷爱生我育我的祖国。父母的去世，更加重了我对祖国的思恋与怀念。我多么想有机会回到祖国，把艺术贡献给人民，用我的琴艺向哺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进行“反哺”。--傅聪期望着有朝一日归队！
他多次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向祖国表达他的返归之意。无奈，历史的误会尚未消除。
傅聪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订阅了许多中文报刊。他也从外国报刊、广播、电视中，时时关注着来自祖国的消息。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华时，傅聪又动心了。他托朋友转达了他想回去看看的心意，但是没有回音。
一九七七年初春的一天，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
这年，傅聪打听到与他断绝音信十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给他写了信。在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思乡心情，说不知哪天能够再看到故乡上海的风光，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接到阿敏的回信，傅聪才知道，弟弟本来在外交学院上学，要被培养为外交人才，由于父亲问题的牵连，后来到一所中学教英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现在为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去英国访问。当年，傅聪在波兰留学时，吴祖强在苏联留学，他们之间有过许多交往。傅聪很希望在伦敦见到他。可是，很不巧，当时他即将出发去瑞士演出，他托英中文化协会的朋友转告吴祖强，回来后一定要去拜访。
傅聪在瑞士结束演出后，匆匆赶回伦敦。他看到吴祖强给他留的地址，欣喜万分。当天晚上十一点，知道吴祖强回到旅馆，他就急切地直奔那里。到了旅馆，当吴祖强看见傅聪穿着一身中式棉袄，傅聪看见吴祖强竟已头发灰白，都愣住了。在热烈地握手时，傅聪的视线模糊了！虽然他在英国见过很多从中国来的人，但是见到吴祖强，他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他把吴祖强看做祖国的代表！傅聪向吴祖强倾诉了别离之苦，思乡之切。他恨不得把他的赤子之心，掏出来给祖国看！他的话像开了闸的水，哗哗流个不停。是啊，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整整二十年积在内心的话，都想向老朋友倾诉……子夜之后，傅聪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一夜，他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
几天之后，当傅聪在伦敦伊丽莎白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时，吴祖强带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出席。为了表达对祖国亲人的谢意，傅聪在独奏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加演了他最喜爱弹的《牧童短笛》。这是贺绿汀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名作，它描写了牧童在牛背悠闲地吹笛，漫游于中国南方水乡。傅聪加演这首曲子，用他的钢琴语言，抒发了他的乡思。敏感的外国记者马上发觉音乐会上的异常气氛，把它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
这是一颗信号弹。
这之后，傅聪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很想回来看看他唯一的亲人弟弟；如果现在国家需要他的话，他愿为国家做些事情。
傅聪打算回国看看的消息传开以后，引起种种议论，有些朋友给他泼冷水，劝他千万不要期望过高，说中国还很穷苦，回去后肯定有好多事情会看不惯。傅聪不以为然，他说，“儿不嫌娘穷”，我本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嘛！有的人劝他说，作为一位有地位的艺术家，中国不邀请，就不回去。傅聪也不同意这个看法，当年是他自己走的，怎么能让国家请才回去呢？国家有国家的尊严。
他终于得到祖国的谅解。他终于回来了！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
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站在父母的遗像前，傅聪感慨万千！值得庆幸的是，祖国阳光明媚，那阴霾的日子已经过去。傅雷的骨灰盒，当年为了避免麻烦，写了他的号--傅怒安。如今，堂堂正正地写着“傅雷”两个字，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啊，总算大难已过！傅聪见到阔别多年的亲友，说不尽的离别之苦，说不尽的重逢之喜。此情此景，恰似唐朝诗人李益在诗中的描绘：“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这次回来，傅聪在祖国住了十天。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天舅舅家里。这十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天，也是最痛苦的十天。这十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纵然外国文明进步、科技发达，但人情淡薄。他在故乡重享亲人、朋友的温暖，他为那些如饥似渴、求知欲强烈的学生讲课，他感到幸福。他痛悼故去的双亲，听到朋友们悲惨的遭遇，看到国家这些年遭受的灾难，他心中悲痛。
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二十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如今，他已经回来五次了。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这几年以来，有两件事，最使傅聪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