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小村时，尽管女娃改枝对我们不够友好，但是她经历了一段对我们的观察，见我和张沪并非阶级斗争宣传的那样，都是“牛头”“马面”般的厉鬼，那双美丽的杏子眼的光泽里，便也开始出现了几丝温柔，与张沪渐渐有了言语沟通，后来在她老爹的示意下，跟着张沪学文化，学画画。当然她的这种变化，更大的缘由是铁匠老王对她的不断训示：“你以为劳改的牛、鬼、蛇、神，都是青面红发巨齿獠牙的恶人哩！里边也关着许许多多的好人--俺念书的时候，正赶上反右派，俺看右派都是敢讲大实话的人！你这妮子，不许给人家脸子看！”
多亏了王铁匠这根顶门柱，让我和张沪比那几户“劳改鸳鸯”，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初来矿山时，矿山尚未开掘，我们无煤可烧；但是做饭要烧煤，老王主动把小平车借给我们，让我们到山角下的小煤窑去买煤。古老的宅舍里鼠患成灾，一群群的红眼耗子经常跳到我们的炕上，搅得我们夜间难以成眠；老王的母亲，让我们从他家的猫群中抱了一只非常灵巧的灰猫过来，用以解决我们的睡觉问题（这只灰猫，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在我们搬迁时，成了一只野猫。我用了几万字的篇幅，专门写了这只猫的故事，请读中篇小说《猫碑》）。人离开了水，是没法活的；老王媳妇借给我们水桶和扁担，并教我如何摇动井上的辘轳。过日子要有水缸，老王便带我到小镇上去买；他帮我把圆圆的大肚水缸，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并叮咛我在山路上骑车小心……后来，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了，老王对我们袒露心声说：“当初，矿山到这里找房时，俺怕俺家里住一个杀人犯或偷窃犯甚的，还算老天有眼，来了你们两个老右，有甚难处你们只管开口，俺能办的没有二话。”反过来说，这也是我和她的福气--虽然，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住的那间六米小屋，是昔日王家老宅停放死人的房间，我们已是多次与死鬼打交道的人了，因而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快。
我们在这间小屋，生活了两年多；直到矿山又盖了新的囚舍，才十分眷恋地、不得不离开王铁匠的那间老屋。
我成了“煤黑子”的时候，她的噩运走到尽头
晋普山属于全国优质煤田。煤黑子们都知道，所谓优质煤，它首先必须是无烟煤；仅这一点是不够的，优质煤田所蕴藏的乌金，还应具有耐燃、块大、无各种气味等特性。在煤都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晋普山勘探出来的煤田，属于优中之优（在７０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本）。正因为如此，省劳改局才从本省各个劳改系统，抽调一千名劳改人员来到这儿开山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监狱服刑的犯人，总共有几千个劳动力，以大会战的方式，开掘这座黑金之山。
重工业生产，不同于在茶淀种田种稻，挖煤需要许多辅助工种配合，因而矿山附设机械厂、制砖厂等多工种后勤生产基地。单就煤矿生产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两大部分。我身体属于壮劳力，从第一天劳动开始，被选进了建井队（即建井完成后的下井劳力）；张沪与其他女号，去参与砖窑制砖的杂项劳动。建井的含意，就是从地面开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下煤层，在地层之下，建成四通八达的一条条釆煤的巷道为止--我是参与了开钻晋普山地下煤城第一块山石的人。
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语，我在这儿又见到昔日的不少同类，与我分在一个组的就有高树森（原西城法院干部）、金科（原贸易部的干部），其余的成员，多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们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十七米的角度向下开掘。山腹的煤越好，山表的石头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后，铁锤震裂手纹的事屡屡发生。裂纹疼痛难耐时，便用胶布缠满了手掌，白色的胶布很快变黑，还没有挨着黑煤手已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每回到“家里”吃饭时，张沪常常笑我成了讨饭花子的手。
我说：“开矿的活儿虽然很累，但是我挺开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问我在骂谁。
我说：“我骂在曲沃差点送了你一条命的那个人。”
她说：“这儿的劳改干部，比那儿的心地善良。”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狱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干部，找她谈话了，公开对发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愤慨。目前先让她离开劳动岗位，在砖窑做脱产的宣传员工作，并在积极查阅她的档案，看她是不是属于漏摘右派帽子的一个。
“真有这事？”我不无忧心地说，“现在可是‘文革’时期。”
“山西人做事武断，于连长是那方面的武断；而这位武守先，是这方面的坚定。”张沪对我说，“他甚至怀疑我这样的人，当年划右就是失误。一般的干部，谁敢这么讲话？可是他敢。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他对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无法对我直接表达就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许在这方水土中，又出现了一个不拿板斧的“程咬金”？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但希望这是一个奇迹。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吴排长，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吗！他何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气氛下，他受级别的限制，无法表达他的真实想法罢了。因而我祝愿她好梦成真。
由于有了张沪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尽管它还不是事实，对我的精神鼓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进队的日子里，我是像牛一样干活中的一个。打炮眼，放开山炮，看乱石在隆隆炮声中漫天飞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壳，自己当真以为是个矿工了。记得，在远离地表的地层深处，有一天管理我们的秦队长，在休息的时候问我：
“你这个过去拿笔杆的人，想到过要来给大山钻洞没有？”
“没有。”
“现在你有甚的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个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乐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而今，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仍有眷恋之情。它不仅仅铸造了我结实的肌肉，强化了我面对困难的坚毅精神；最为重要的是，生活使我具备了一个底层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之外，回到那间老屋里，还要去挑水做饭，我学会了擀山西的硬面条，因为面条越硬，越能抗饥。张沪在砖窑搞宣传，比我还忙，白天她要自觉劳动（尽管她可以不劳动，专事宣传工作），晚上，她有时还要留在宣传室，写墙报和黑板。记得，在当年的冬天，我有一次去井台摇辘轳，一不小心把一只水桶掉在了井里，在用井钩打捞水桶时，那根结了冰的井绳，在我结了冰的手套上滑来滑去，任凭我怎么折腾，也钩不出那只水桶来--最后，还是王铁匠下工回来，我在井边打着电筒，才把那只水桶捞上来的。
由于我在井边捞桶捞了半天，在如镜的水面上，我看见了我头发间的第一缕白丝。在感伤我捞水桶无能之际，也深感岁月之无情。于是，在我的一个小本本里留下了几行自怜的《提水篇》。诗曰：
初春花织锦
雏鸟漫天游
少年遇神童（指与刘绍棠相识）
文海荡双舟
声声泥土歌
字字心泉流
愿做文苑草
力学孺子牛
何罪触雷霆
五七竟成囚
李白发夜郎（指李白发配夜郎）
我配晋阳丘
哀哉一炭翁
井边拉铁钩
冰手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猛然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我画像。一方面，我要求我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就好像举重运动员那般，先要有必胜的意志，然后丹田一口气，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否则你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一直到这口一百三十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小屋里顿时没了冷寂，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而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回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回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非洲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地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权已然不存在了。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为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极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
地下遇险与狐狸引路
我在矿山的劳改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建井，二、采煤，三、身上背起一个德国进口的瓦斯检查器，在整个的地下煤城监督杀人的瓦斯。
在采煤的日子里，我曾遇到过一次大的风险。那天我上夜班，大约在接近早上六点--我们快要交班的时候，按着生产习惯要开一次炮，给接班的采煤组留上外运的煤。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提高工效--全组十多个人，刚接班时有人用电钻打眼，有人用矿车向外运煤，以避免窝工。就在我们夜班点燃了最后一茬炮的时候，我们正在防炮洞里躲炮，老煤黑子阎恒宝，突然用手遮起双耳，兔子般的在听什么响动：
“不好，有水声--”
我说：“本来咱们干活时，顶板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滴水。”
“你懂个屁！我挖煤时，你还摇笔杆子呢！”说着，他冒着浓浓的炮烟，朝工作面跑了过去。刚刚跑出防炮洞，只听他一声大叫：“快撤--快撤--矿山透水了--”
干过采煤活儿的老窑工，听见他的喊声，抢先钻出躲炮的洞，向外飞跑。组里另几个“雏儿”，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愣愣地站在洞口东张西望，阎恒宝从里边飞奔而出，他的声音因着急而变得嘶哑了：“娘你个蛋！你们是等死哪！快给我跑--跑--”
这时我们才确信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把矿帽上的矿灯，匆匆地摘了下来，拿在手里照路，向幽暗的巷道外边狂奔。在狂奔逃命之时，我的耳畔才听见了滔滔的水声中，夹杂着的隆隆声响。在矿山初次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怀有好奇之心，我一边跑一边用矿灯回照。我的天哪！背后一片白浪，疯子般的向我追来，我看见那台百十斤重的电机被掀翻了，在狂浪中打着滚；煤壁在水浪冲刷下，发出怕人的哗啦啦的塌落声。待我们跑出煤巷巷口，坐矿车逃到井外时，大水立刻吞没了矿车车道。
多亏了老煤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挖煤经验，不然的话，我们几个新窑工活活被大水堵在防炮洞里（防炮洞是为了躲避放炮时煤石伤人，而在巷道中开出的一个死洞），那只有当一名淹死鬼了--为此我常常感谢老煤黑子阎恒宝。事故的发生，并非我们放炮的责任，而是矿山地质的勘探者，没有事先勘测出煤巷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地下溶洞，致使溶洞中不知积存了几千年的汪洋，在爆炸的空隙间奔涌而出，把地下巷道在一个小时之内变成了水塘。
这件开炮打穿了古老溶洞，而引发的透水事故，是晋普山煤矿开掘史上的一次重大事故。好在我们在阎恒宝老煤黑子的引导下，及时逃离了水患现场，而躲开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他对我们这些新煤黑子说，他早就发现了井下的异常，平日难见山老鼠在巷道中乱窜，那天还没有开炮，那些长尾巴的山耗子，就开始来回地搬家了--这只有老煤黑子才有的感知。这次地下水患之威，给我的劳改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使我第一次认知了人与自然斗争不是儿戏，而是一门专题学问；开矿不是只凭不怕苦累，就能胜任的事情。
这场地下水患，至少使矿山停产了一周，技术人员调进去多台排水机，日夜连续排水，并封堵住了水洞洞口，才重新开工。由于此事震惊了全矿，井上井下的人员有了一次大的调整。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被临时调到井上，在斜井井口担任供应本组的后勤工作。井口有一间小小的草棚，我在里边准备井下用的炮土（封堵炮口时用的泥棍），并兼任矿车的调度工作。封堵炮口的泥棍，需要不湿不干恰到好处，矿车调度要及时满足井下需求，并要时刻检查牵引矿车的绳索是否牢固；一旦斜井绳索断裂，矿车像野马脱缰而下，那么在工作面的采掘人员，将会被砸成肉酱。
这是一件看上去比较轻松，而责任相当大的工作。阎老西把我放在这儿，既是对我的照顾，又是对我的信任。我每月还按井下工拿四十六块五角钱的工资，但干的却是井上的活儿。可以这么说，那是我来矿山之后，一段最为惬意的日子。我们组长期干夜班，那口斜井顶上的小棚，以及小棚中的那束矿灯的光环，在幽暗中成了我无言的朋友。我把矿灯挂在棚柱上，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就是我的影子了。我的头顶上三十米的高处是矸石山，牵引矿车的绞车房设在矸石山上，井下要车或井下矿车需提升矸石出井，用电铃通知我，我再用电铃通知绞车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