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巷口，我在小黑板上留下我测量出的瓦斯含量，并在出井时填表上报。所以我的工作尽管充满了危险，但在危险上也有它独有的快乐--这是我当挖煤的煤黑子时期所没有的。
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下井的犯人，虽然有的对我不无挑衅，但多数犯人，还是听从我腰里别着的那个小小瓦斯器的指挥。特别是犯人中的班组长，多属快要刑满到期的囚犯，尤其显得尽职。
有几次，巷道内的瓦斯突然变浓，他们不能进入巷道内进行采煤作业。班组长见到小黑板上写有“瓦斯超限，不能入内”的示意牌时，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风工排除过浓的瓦斯。一般说来，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是可以解决瓦斯过浓的问题的；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煤层的瓦斯突增，井外风机的送风量，不足以使瓦斯浓度下降到限度之内--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等待通风工加大风量（有的因胶质风筒在沿途漏风，要待通风工修检风筒）。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能离开现场寸步，以防瓦斯伤人。而有的犯人，偏偏在这个时刻与你叫板：“什么是瓦斯？你给我们拿出来个样儿看看！看不见摸不到的玩艺，你怎么就能知道？”
“误了我们的采煤任务，你可要负责任！”
“驴鸡巴戴礼帽--假充圣人！”
对于这些十分刺耳的声音，我一贯沉默。这些犯人有的来自偏僻的农村，他们确实不懂瓦斯是个什么玩艺儿，我没有义务为他解释这毒气何以会杀人，又何以会毁灭矿山；当然更无办法让他们看看瓦斯的模样。有一次，一个犯人把我问急了，我对他解释说，这瓦斯器是从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其中的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中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的；拿着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长，都坐在巷道的入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不仅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经说过，对那些亡命之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我曾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的数字代号，我虽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煤石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他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对他老人家表示一个贫农的忠心。当田野间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着”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噩运来了--昔日他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施肥的--当那位队长往织成“毛主席万岁”字样的麦田倒屎倒尿的时候，也落了个与他相同的下场。
这是我难忘的悲哀。
第二件犯人的事，则没有第一个犯人那么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两个犯人从左右两侧，各自架着一个犯人的一条胳膊，向巷道口走来。那个犯人拼命地向后挣扎，抗拒着两个犯人的抬架--那两个犯人十分聪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矿车的轨道上，借着铁轨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显然是长期拒绝出工，而遭到此种待遇的。在矿灯的灯光下，我见他满脸皱纹，属于犯人中比较年老的一个；此人面色蜡黄，精神恍惚，至少有着精神分裂症，是毫无疑问的。果不其然，他一见到头戴塑壳安全帽的我，误认为我是一个劳改干部，便一头扑到我的面前说：
“队长，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释，就收不住他的闸门了，“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驾机起义归来中的一个，我不热爱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硬说我是特务。我冤！我冤！”那嘶哑的呼叫声，在巷道里引起沙沙回响。他还想对我多说些什么，我忙站起身来走开，躲开他那乞求我帮助的凄楚目光--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二劳改”；即使我是一个劳改干部，对他的诉说我也无能为力。“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而来，连彭大将军彭德怀，都成了阶下之囚，谁还有他那双阳刚铁汉的肩膀，能抵制毛泽东被拥簇成了神之后的威力呢？！
这是在我担任瓦斯员期间，留下的两幅难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印象则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在井下独来独往的日子，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我真正地了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并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也正是人类自身所匮乏的。
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原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１９７３年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般，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老王让家中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王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了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她从小就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游转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又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十五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噩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１９７２年初中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１９７２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美、中日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也会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唯一安慰的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属于是真是假，他们都是一个宇宙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痿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９０年代初，我已年近六十，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噩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一点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比上述的几位作家，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的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流产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１９５７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山西晋东南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毕竟是被１９５７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秘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双方的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的“二劳改”的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１９７９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正好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７０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再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连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３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为飞机助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８０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它穿行欧洲。我是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下篇
长治轶事：制坯工、铣工的日日夜夜
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令我惊奇的是，它有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上马四氯化碳的厂房，而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其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蜷曲着，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庄的成员，一个心情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活无忧，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与我们的那么多情分。当然由于少了那个改枝，倒也少了一双歧视我们的眼睛。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叫陈兴发的福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前夕，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