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死命反对亚写任何文章。《文汇报》上发表第一篇后，连母亲和姐姐都说：“你劝亚克桑少写点吧。”她们没订报，是我那个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学朴告诉她们的。我回到东总布胡同宿舍对亚说：“我家里的三个人全在为你担心，这才是真正替你着想。相反，出版社有两个编辑对我夸过你那篇文章，我回答说：‘有什么好！我连看都没看。’我不喜欢他们的腔调，他们是想让你当出头的椽子。”亚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要求把刚送去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抽回来。
当晚，《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他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一再说那文章明明是从拥护党出发、对党的整风工作是有好处的，力劝他千万不要收回。于是，就把它发表在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上。
后来亚一直认为邓拓那番劝告是虚伪的，是唯恐他不上圈套。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五十四岁的邓拓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血肉之躯扑向滚滚而来的罪恶车轮，壮烈牺牲，他才相信邓拓当时是诚恳的。
我虽然从未见过邓拓，“文革”之后我也断定他发表亚那篇文章的原意，不是为了陷害亚，而是因为他相信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相当负责的共产党员还在一次扩大会议上，号召大家好好读亚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说：“这篇文章对党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很有帮助。”
亚写此文时，就曾对我说：“无论如何，我的动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我希望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更亲密真诚，因而也更坚固。至于民主自由问题，我是由战后斯大林在国际上抢过和平的旗帜想起的。我认为民主自由不应该成为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应当从他们手里夺过这一旗帜。除非是为了罗织罪名而断章取义，谁也不应怀疑我的动机是良好的。”（为了让八十年代的读者看看亚当时是不是“猖狂攻击”，我原想把这两篇“特大毒草”一字不漏地附在此稿之后，但囿于杂志的篇幅，从略了。好在要找原发表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今天也还是找得到。）
２.奇特的“祸福观”
每当悔恨写下这两篇惹下滔天大祸的文章时，亚总说，倘若三月里他没去政协礼堂听最高领袖那个《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也会控制住自己的。只怪他以为“言者无罪”这话是算数的，心中有了底。他太天真了。岂料当那篇讲话正式公之于众时，所有鼓励提意见的话都不见了。调子整个变成了对批评者的宣战书。
从那时起，亚就逐步形成一种奇特的“祸福观”。如果一九五六年他不曾忽然受到重视，也不会被邀去听那“引蛇出洞”的报告。那么“大鸣大放”期间，他肯定会依然缩着脖儿不敢说三道四。然而一九五七年戴上右派帽子，却又使他在一九六六年成为不屑一睬的活僵尸。因而十年浩劫中，他反而拾了一条命。所以近年来每逢外国朋友问起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时，他总说那是一次“塞翁失马”。
然而在“失马”时，他可痛不欲生啊。
多年来，我也学会了这种近似阿Ｑ式的心理平衡术，勉强支撑过来。
３.“天塌了，地顶着”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忽然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把许多人都吓得失魂落魄。七月一日，该报上又刊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亚的这篇被视为他的“政治纲领”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正是在亚已执行“请君入瓮”政策的最后几天才见诸报端的。
七月上旬的一个上午，文学出版社的王任叔副社长在“俱乐部”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正式点了亚的名。这位曾任驻印尼大使的前外交官，有着雄狮一般的威严外表，声如洪钟。他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亚开炮了。不但说亚反党，还把他同翻译家张友松扯到一起，说他们成立了反党集团。他吐出的每一个字，像利刃一样戳在我身上。“轰”的一下，我感到天旋地转。然而我又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倘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了解亚，我认为至少我是了解的。有什么会使他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会后，我不顾一切地冲到王副社长跟前，想替亚申辩几句。他铁青着脸，只以鄙夷的目光冷峻地斜睨了我一眼。（谁能料到这位共产党的扞卫者，两年后他本人也在“反右倾”运动中同样遭到冤枉，弄得妻离女散，并在“文革”中惨死于边远地区？）
只见三三两两走出会场的人们，或交头接耳，或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或冷漠地瞪着我，仿佛我须臾间患上了麻风病。七年来以“同志”相称、朝夕共处的人们，开始躲着我，生怕会受感染似的。
我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赶回家去，看到亚正抱着半岁的桐儿，教两岁多的荔子童谣呢：“小耗子儿，上灯台……”
听了我的讲述，他的脸色刷地变了，把桐儿往小床上一撂，打发荔子到院子里去玩，立即拿出纸笔。
二十几岁上，他用这支笔写过《流民图》，也歌颂过滇缅路上的筑路工人。三十几岁上，他从海外寄回一篇篇西欧抗纳粹斗争的报道，激励过祖国大后方广大民众的抗日决心，解放后只要有机会写文章，他就不遗余力地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虚心接受知识分子改造，并唤发起读者对新社会的热爱。如今，顷刻之间，他成了头号死敌。报刊上充满辱骂他的文字，院中连司机、公务员望见他都恶狠狠的。
从一九五七年七月的这一天起，漫长的二十二个年头，除了挨斗、惩罚性劳动和搞点翻译外，亚的最宝贵的年华（四十七岁至六十九岁）就虚度在没完没了的写检讨和认罪书、悔过书上了。
我常常庆幸自己生就一副结实的神经。倘若他挨批挨斗的那些日子里，我不曾做他的精神支柱的话，我相信他会整个垮掉的。我们这四间西屋转眼之间变成了孤岛，任何人也不敢沾边。那阵子他时常惊呼：“我脚下是个无底深渊……我要没顶啦！”接着又说：“天塌下来啦！”我镇定地回答说：“天塌了，地顶着。”
有一次，我发现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就用了激将法，说：“你尽管死吧。你死了我一个人也可以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可两个小的就不会再记得你了。人家会耻笑他们说：‘你们的爸爸坏透了，是个对家人对自己都极不负责的家伙。’”
七月里，民盟关上门开始批判他。每次他回来都一声不响地躲进他那小屋。
４.小槿的生与死
“反右”斗争犹如龙卷风，我们一家则像是乘坐小帆船在海面上颠簸，被它卷起来，又狠命从高处掷下去；我护着惊慌失措的亚和孩子们，紧紧趴在船上。那时，我正第三次怀孕。一天，蓦地觉得胎儿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到隆福医院去检查，几位大夫听了半天，怎样也听不到胎音。预产是十月上旬，为了稳妥起见大夫决定要我拖到九月底再做引产。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大夫很负责任地为我做了各种检查，说我的身体极度衰弱，很可能那就是胎儿夭折的原因。她主动为我开了半个月的病假条，嘱我好好休息，不宜劳累。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歇病假。几天后，对亚的第一次公开批判会在文联大楼召开了。我暗自感谢肚子里的小宝宝，喃喃地说：“为了保护妈妈不去参加侮辱爸爸人格的会，你牺牲了生命。”我打算病假期满再去续假。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会后，出版社马上派人到我家来，说病假条不算数了，要我第二天照常上班。以后再开批判亚的大会，派专人等在门口送我进场，再也不准逃会。
于是，每逢开会我就索性从出版社赶回家，陪着亚一道从东总布胡同步行到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去接受批判。
那是什么样的批判啊！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情况层出不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放后已经历过多少次政治运动了，何况发言者个个都是惯于舞文弄笔的，无不口若悬河。
但和特大疯狂的“文革”时期比起来，那毕竟文明多了：还允许亚坐在台下记笔记。当批判者诬陷说他“篡夺《文艺报》领导权”的时候，他忍不住站起来申辩道：
“作协党委书记三次找我谈话，我都拒绝了。以后《文艺报》主编又多次进行说服，我是迫于无奈才答应的，怎么能说是‘篡夺《文艺报》领导权’呢？”
这时，台下的一位剧作家就带头喊：
“不许右派分子萧乾反扑！”
群众振臂高呼口号，情绪激昂，大会主席正式宣布禁止亚插嘴。
散会回到家里，亚就气愤地给主持会议的作协书记写反驳材料。一九三一年，他曾协助一个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中国简报》，那是第一份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在会上，一位他曾师从过的作家竟说成是他“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一九五六年亚随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内蒙古访问，十九个人中，他是唯一下了蒙古包住了三天的。但有人却硬说大家都下了蒙古包，只有他一个人怕吃苦，不肯去。
亚在反驳材料上写了一大串证人。然而一旦成为阶级敌人，谁都可以肆意诽谤之，搞得越臭越好，没人肯听他的申诉。次日，所有那些诬陷他的指控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由新华社发出，登在报上了。
接着，党的机关报就对亚展开了大批判。有的质问：“萧乾所争的是怎么样的自由？”有的骂他洋奴、泥鳅或放毒犯。当时大概写得越凶狠，凌辱得越厉害，就越能证明执笔者阶级觉悟高，对党忠心耿耿，因而本人处境自然也会更好一些。
亚对大会上批他的人，也并非一概否定。他认为有的还坚守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肯加油添醋，也有的显然是应付差事。他气不平的是那些别有用心地凭空捏造，趁机报复的。
令人特别愤慨的是儿童文学家叶君健的“揭发”。他举着一张猫的照片，说是一九五年他由英国回来时，一位英国朋友托他带给亚的。接着就由猫而编造了个故事，说亚在英曾利用一只猫来混迹文化界，佯说那猫是从中国带去的等等。他杜撰的这个神话在会场上当场引起哄堂大笑。
先不说叶君健编造的那些谎言，仅仅就他七年前私自扣留旁人委托他交给亚的照片一事，就不符合做人起码的准则。
五十年代初期，巴金每次来北京，总请朋友们去吃川菜。一九五四年我们婚后，巴金又请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人在沙滩一家小馆子吃饭，饭后，同席的叶君健还邀请我们到他坐落在北海后门的家里喝咖啡，谈到很晚。倘若他在这之前忘记或是没机会转交托他带回来的猫的照片，那天晚上该是最好的机会了。显然他有意留到亚栽跟头的一天。在批判大会上，他确实添了个噱头。他再也未料到亚大难不死，有朝一日还会揭示出“猫案真相”。
更使亚气恼的是这样一件事：旅英七年间，他出过五本书，因而有了两千英镑存款。但一九四六年离英时，按照英国外汇管制条例，那笔钱只能在英国花用，不得汇出来。所以，那款子自一九四六年实际上就被冻结了。一九五年冬，亚一听说新华社要在伦敦开办分社，就喜出望外，立即向领导乔冠华表示，愿将英国那笔储蓄悉数捐给新华社，就地使用。乔冠华代表组织欣然接受。可是亚回家对当时的妻子一说，她坚决不答应，说不能白白给公家，要求一定得按官价折成人民币给她。这件事使亚颇下不来台。但家里那位不依不饶，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改口。幸好领导很谅解，马上照付了。一大笔人民币到手，她转眼就给挥霍一空。可是在批判会上她却倒打一耙，绘声绘色地说亚在英国有存款，迟迟不肯拿回来。与会群众听罢，当即义愤填膺。诗人闻捷、厂民都为此而写了讽刺诗。对漫画家，那自然也是上好的题材。反正是“破鼓乱人捶”。
我唯一的一次见到杨刚，是在亚的批判会上。她在批判中，几次重复“你是穷苦出身，你不要忘本”。我感到，她似乎是在提醒与会者以及亚本人。冰心女士也在批判中，回顾了亚早年的贫寒，以及在北新书局当小徒弟的往事。总之，即便在那样众口讨伐的会上，也还是能听到善良人的声音。
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有时我竟忘记了还怀着个死胎。经引产，九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娃娃生出来了。没有发生奇迹，更不曾像上两次那样，听到婴儿的哭声。她成了“反右派”斗争的祭品。
我接受了在场的大夫、护士的意见，一眼也没看娃娃。然而，当我听见两位护士嘁嘁喳喳地说什么“已经倒掉啦”，却又着了急，立即向她们抗议道：“我刚才不是说过要把娃娃正式送去火葬吗？我自己出钱，可不能随随便便把她扔了。”
护士安慰我道：“我们说的是几个月就流产的胎儿。你的算是大产，怎么能扔呢，连小棺材都备好了。”
后来又听见两位护士互相叽咕着：“毕竟是妈妈，连个死婴也还记挂着！”
躺在病床上，我想：哎，亚克桑，你太不量力了！一九四八年你还没吃够苦头吗？太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了。俗话说得好，忠言逆耳，你去提哪门子意见！你这是鸡蛋碰石头，螳臂当车！
我又想起当初抱着老二老三出院时的情景：那刚好都是冬季，等待我们的是熊熊的炉火，亲切的笑脸，喜庆的气氛。如今呢？亚这根顶梁柱已经折断了，我也不是铁打的，纯粹是靠意志硬撑着，实际上已心力交瘁了。
我们本来准备给第二个女儿起名小蔷。可是因为她夭折了，就改名小槿。我四姐原名槿，八岁上，父亲听说“槿”的生命力不强，怕不吉利，就给她改名槿新。结果她还是只活到二十来岁，比父亲还早死了四年。
八十年代初，我翻译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讽刺小说《水虎》。其中写道，水虎妈妈临产时，做爸爸的就像打电话似的问胎儿愿不愿意生下来。倘若胎儿表示不愿意，只要产婆给注射一种液体，胎儿就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读罢想道：要是小槿可以选择，也许她宁愿夭折也不愿意做我们那艘风雨飘摇中的“小帆船”上的一个成员，在歧视和颠沛流离中成长呢。
七、炼狱
１.一个疑窦
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天，当亚被整得连房门都不敢出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份请柬：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约上了。说实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协领导发话了：周总理请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来，他面带喜色地对我说，总理讲话时，特别把他和吴祖光叫起来，亲切地继续称他们为同志，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当时他想起党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句话，真有了些重见天日的盼头。
吴祖光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第二天就曾贴出过《风雪夜归人》的海报（然而很快就被覆盖了），亚则照样挨批挨斗，一点也没松劲。亚至今对这件事心存疑窦。看来当时中央有两种方针：一个是右派打得越少越好，另一个则是越多越好，只能错抓，不能错放。
报上虽然把亚当做右派来批判，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却还浮在半空中。等待宣判这段日子最难挨。处分像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一般悬在他的头上，直到转年三月才正式宣布，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