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研究现代战史，那就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这个原则，在现在必须提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克劳塞维茨并不否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时期，军队的勇气和士气都曾经使得军队的物质力量得以成倍地增强，并且在今后也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形。此外，“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期，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在另一个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军事艺术又极力主要根据概括一切的大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在这些情形中数量上的优势对于战争的最终结果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不得不让位给自然而简单的作战方法了。”在克劳塞维茨所研究和观察的几次主力会战中，数量的优势越来越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克劳塞维茨将其解释为“在今天，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此外，“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先发明和运用军事上较好的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在而在军事艺术领域，“甚至像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官，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抱着自此大致相同的见解和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很难说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它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只有军队的战争锻炼还能造成显著的优势。”
但是，数量越多胜利可能性越大的情形只是在其他条件都保持稳定或者对等的情形下才会变成事实，“在一次会战中，如果双方缓慢而有步骤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得胜利的把握一定要大得多。”尽管一个军队统帅所能够获得和掌握的兵力数量并不由他决定，但是他也应该在无论兵力对比有利于哪一方时都尽可能地集中兵力对敌，这是一种作战的原则问题，“尽管理论十分希望双方兵力对比相当，但决不能说兵力对比很不相当时理论就用不上了，在这个问题上是定不出界限来的。”
在兵力居于优势的情形下自然不能够放过对于这一数量优势的充分利用，但是假如你所能掌握的“兵力越小，目的就应该越小。此外，兵力越小，战争的持续时间也应该缩短。”当你被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时，“越是缺乏兵力，就越应该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上的紧张和努力程度。”并且“如果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和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谨慎和节制又有辉煌的打击的行动。”但是，即便是在这些情形下，精神和理智作用的发挥依然离不开数量上的作用，“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紧张和努力就必然越重要。如果兵力的对比相差极为悬殊，以致无论怎样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毁灭，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战斗中去。”
我的看法是，无论战争技术如何突飞猛进，数量作为军事力量构成的基础要素和影响乃至决定军事战略效果的作用都不会因此而消失或者变得微不足道。数量代表着基础性要素，这种基础性要素包括军队的数量、后勤物资数量、军队装备数量，它们虽然不能直接用于作战，但是却是承载军队战斗力、后勤质量和军队装备水平的物质条件，就如同人的物质构成部分承载着人的精神世界那样。军事技术再发挥，而军事力量却无法脱离具体的军事人员而存在，并且由于人始终是战争的主体，因此，军事技术水平事实上是体现在承载它的军事人员的活动水准上的。
1979年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2001年美国占领阿富汗的战争、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的战争，无一不是因为进攻者苏联或美国拥有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被进攻者的军事力量在面对前者时都显得不堪一击。1998年美国干预索马里内战行动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它的战术问题，而应当归因于它派往索马里的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即便是在像《孙子兵法》这样以谋略和精妙战术著称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的结果仍然主要由其战力的强大与否来决定的。任何轻视数量和实际战力大小的国家和军事统帅，都无法真正理解和准确运用战争理论。
对于情报的轻视
尽管克劳塞维茨也承认情报是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但是他却认为情报通常很不稳定，“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下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克劳塞维茨显然对于其他书籍中论述情报的说法极不满意，“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