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朝以沙门统（又称昭玄统、道人统）为中央一级的最高僧官，南朝则称为僧正或僧主。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这样，在隋建国的第一年，佛教恢复工作的各个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护佛入刑律，人王兴三宝——隋代佛教文帝与佛教的复兴
隋文帝杨坚全面复兴佛教，既有个人信仰的原因，又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栖严寺。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杨坚诞生于冯翊的般若尼寺(陕西大荔)，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因此，当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必由佛”，并大力复兴佛教，这其中固然有个人信仰、弘护佛法的因素，也有借此证明隋王朝的建立乃台乎天意的因素。
隋文帝提倡佛教，也是社会现宴的需要。南北朝以来，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盛时，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多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佛教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但是北朝经过了北周武帝的灭佛，致使北周、北齐境内的佛寺、佛像基本被毁。南朝经侯景之乱，僧徒被杀，寺塔遭毁，建康佛教也因此衰落了。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时，致使许多寺院毁于战火，又令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这种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佛教的作法，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广大信徒的不满，相反，它又往往会引发信教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势下，隋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全面支持和复兴佛教，对于缓和民族矛盾、招唤流民归土耕垦，对于隋王朝赢得民心、巩固统治都是非常有利的。
早在北周末年，身为大丞相的杨坚，已开始了推动佛教复兴的准备工作。及至他接受北周静帝禅让而建立隋朝以后，利用其一国之君的特殊地位，更是大力护持佛法，弘扬佛教。隋朝建立之初，文帝便开始了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地复兴佛教的措施。
开皇元年(581)，沙门昙延“初闻政改”“奏请度僧”，文帝准赛，敕度僧一千余人，达或许可以称为隋代佛教复兴的先声。同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八月，下讯令“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为“死事之臣，追为建福”。他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这样，“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开皇初年，文帝建立了隋代的僧官制度。南北朝时期，北朝以沙门统(又称昭玄统、道人统)为中央一级的最高僧官，南朝则称为僧正或僧主。隋代的中央僧官，乐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这样，在隋建国的第一年，佛教恢复工作的各个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开皇三年(583)为了体现佛教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文帝降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附近百姓不许杀生。开皇四年(584)，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其金铜等或时为官物，如有见存，并可付随近寺观安置，不得转有损伤。于时木石之像，皆将别用。有司亦存意知则移安，公寺私家，遣迎供养”。开皇九年(589)灭陈，天下一统，隋王朝的佛教政策可以推广到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开皇十一年(591)又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闸大乘。”明确表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弘扬佛教的。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在佛、法、僧前忏悔北周毁佛之罪，称如来之教“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但由于北周毁佛，“致使慰者无以导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指文帝自己)往籍三宝因缘，令膺千年昌运”，决心振兴佛教，使废像遗经“重显尊容，再崇神化”。并“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12万匹，皇后又敬施绢12万匹，王公以下至黔黎，又人敬施钱百万”。到了晚年，文帝的佛教信仰愈加坚固，甚至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刑律之中。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复兴和传播，他的兴佛事迹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重建僧宝
周武毁佛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僧尼还俗，要振兴佛教，首先就必须允许人们出家，重建僧宝。因此，隋建国初文帝先是准昙延所请，敕度僧千余人，又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开皇十年(590)，南北统一，又在全国范围内大举度僧。
2．建寺、立塔、造像、写经
建寺造像等是北方佛教的传统，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开皇初年，文帝即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又在襄阳、随州、江陵、晋阳四地建造佛寺，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在相州战场建伽蓝一所，为战死者追福。在选像写经方面，据《辩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和菩萨像106580躯，修治故像1508940余躯，缮写新经46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
大兴普寺的创立和舍利塔的建造是文帝在位期间的突出事件。隋开皇二年(582)六月诏令建造新批大兴城，并建造了大兴园、大兴门、大兴善寺等，还在他所经历的45州各创设犬兴善寺，“三宝慈化，自是大兴”。大兴善寺是文帝时期的国家大寺，也是隋朝初期的佛教中心所在。寺中集中了慧远、僧猛、昙延、昙迁、灵裕等国内高僧，及毗尼多流支、达摩般若、那连提耶舍、阁那崛多等外国名僧，达60位之多。而且，大兴善寺的住僧中有许多人担任隋朝的僧官，如僧猛为隋国大统，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那连提耶舍为外国僧主，肩负着管理全闻佛教事务的重任。到炀帝时，大兴善寺由于失去了特殊地位，便辉煌不再了。
隋代佛教由于文帝的火力支持而发展迅速，仁寿年间(60l～604)是文帝执政的后期，其间，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之事，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文帝在即位前，曾有天竺沙门赠给他佛舍利一包，后经常硅现神异。仁寿元年(601)六月，在他60岁生日之即，敕令全国30州同时立塔，派童真、昙迁等沙门三十人分送舍利前往安置。仁寿二年(1502)佛诞日(四月初八)，又在全国50多个州建立灵塔。仁寿四年(604)佛诞日(四月初八），又敕令在30个州增建灵塔，请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供养。这样，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共在各地建塔110余座。舍利塔的建造，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强热的崇佛热潮，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提倡义学，重视传教
文帝将全国的高僧邀请至京城长安，居住在大兴善寺或其他寺院中，使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来自各地的名僧云集长安，讲经弘法，相互交流，使由于长期分裂而导致的南北学风的差异得以转化，佛教思想在相互吸收、融通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和成熟。
隋炀帝和佛教
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佛教信徒。杨广的奉佛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是他作为晋王的阶段，后一个是他登基为炀帝的阶段。
开皇九年(589)隋平陈统一天下，第二年，杨广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江南作为当时佛教义学的中心，集中了许多义学高僧和重要的佛教典籍，而在平陈之时，僧侣四散，寺院被毁，“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南方佛教遭受了沉重打击。据载，在平定江南时，杨广曾命令众军收集保护佛典，并将所收佛典藏于慧日、法云两道场和京都诸寺，挽救了很多重要佛典。
杨广还在江都建造了四道场，招揽江南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人物。四道场指的是慧日、法云两佛寺和玉消、金洞两道观。当时的慧日道场，聚集了众多的江南名僧，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据载，曾入住慧日道场的名僧有智脱、慧越、法安、法称、吉藏、智炬、慧觉、法澄、道庄等。
杨广与天台智者大师的关系非比寻常。智颧是陈、隋时的著名高僧，是天台宗的创始人，在江南佛教界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将智颧请至扬州，同年十一月，智颧为杨广授菩萨戒，并授予“总持菩萨”之号，杨广则赐予智颧“智者”大师的称号。此后，一直到智颤去世，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在京城大兴城(长安)建造日严寺。如同江都的慧日道场一样，日严寺作为京城的佛教中心，也集中了众多的佛教高僧，如彦琮、智脱、法澄、智炬、明舜、吉藏等，其中的许多人如吉藏、智脱、智炬等都是从扬州慧日道场迁来的。
炀帝即位后，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广招僧侣，大兴佛寺。大业元年(605)在长安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东京洛阳建慧日内道场，在长安还建有清禅、香台等寺，在泰陵、庄陵也建有寺院。
大业二年(606)炀帝迁都洛阳，并在宫廷内建慧日内道场，据称此为中国佛教史上内道场之名的开始。东京慧日内道场不仅云集了许多义学高僧，而且还招揽了一些异能之士。
炀帝对佛经的翻译也很重视，大业二年移都洛阳之后，下敕在洛阳设翻经馆，翻译佛经。
据《辩正论》卷三所载，炀帝一代的佛教成绩，表现在物化层面也是非常可观的：所度僧尼16200人，铸刻新像3850躯，修治旧像101000躯，修治新旧佛经612藏29173部903580卷。
南北佛风的融合——隋代佛教的展开
隋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北风格的融合、佛教义学的发达、中同化佛教宗派的创立、佛经翻译与经录的编纂、民间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及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围的传播等方面。南北佛教风格的融合
由于东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南北佛教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就整体风格而言，南方佛教偏重于义理的探究和玄谈，北方佛教则更注重建寺造像、广种福田及实际的禅修。在经论的研习方面，南方较重视涅槃、摄论、般若性空及四论之学，北方则盛行地论、毗昙等。
随着隋代政治上的南北统一，打破了原来政治、地域等的隔阂，南北佛教思想有了交光互摄的机会，南北互异的佛教偏尚逐渐得以转化，代之而起的是各学派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并在统一与综合的基础上，走向独立、成熟与创新。
隋代佛教的这种南北融合的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前所述，文、炀二帝在长安、洛阳建立了全国的佛教中心，敕召南北各地的名僧入住长安大兴善寺、日严寺及洛阳慧日内道场等京城大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名流聚集在一起，著书立说，教授徒众，相互论辩，交流心得，昔日不同的学风得以汇合，南北各自盛行的学蜕得以交流。
南方的义学和清谈之风传人北方，盛行于长安和洛阳，同时，北方的造塔建寺之风也由于隋文帝的侣导而遍及全国。仁寿年间，文帝曾先后三次下诏，在全国一百多州敕建舍利塔110余座。文帝还在各地建造寺院3792所，建造各种大小佛教造像106580躯，修治故像1508940余躯，使造塔建寺之风传遍全I虱。隋代名刹 北京房山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房山区西南的石经山，始建于隋代。著名的静琬法师在此开山建庙，后经历代不断修葺，规模宏大。寺的中部六座主殿自东而西排列有序，左右两侧的重重院落为僧舍、客房和行宫。云居寺南北两侧原有两塔对峙，南塔早毁，仪仔北塔。北塔的造型奇特，下部为阁楼式，上部为覆钵式。该塔初建于唐景云二年(711)，后历代加以修葺。寺中大部分建筑于19世纪30年代毁于战火，仪存古塔、碑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重建，现已初具规模。云居寺之所以闻名，还因寺外石经山中和寺塔下藏有历经千年刻成的石经版14278石及佛祖释迦牟尼的肉身舍利两颗。该舍利为佛祖释迦牟尼的肉身台利，原有3颗。明代拿到皇寓供奉后，丢失一颗。1987年被重新发现时，只有两颗。
石经版发现于寺庙的南塔下和寺外石经山雷音洞中。从隋代静琬法师开刻，一直到明代结束。J999年月9日，石经重归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