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西皮肤学
一、我国医学在皮肤性病学方面的贡献
在中医学里，皮肤病性病属中医外科学范畴。它与其他临床学科一样，是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所积累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相当简陋，夏日与酷暑作抗，冬天和霜雪相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块和木棒，这些工具是不足以战胜自然的，人们常常遭受毒蛇、猛兽等伤害。祖先们对自身机体的外来伤害，必然要设法防治，如创伤出血，用树叶、野草堵裹伤口，于是原始的清创、止血法就自发地产生了。氏族公社以后，先人们制出了较为精细的石器，并在生产过程中用作医疗。据《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郭璞为之注“砭针，治痛肿者”。砭针是最原始的切开排脓的医疗器械；除用石做砭针外，竹刺、骨针、贝壳等也是原始人的疗病工具。这些原始的清创、止血、用药及小手术等就是中医外科、皮肤科学的最早萌芽，是为该学科发展的萌芽阶段。
从黄帝时代经尧、舜、禹一直到到夏代前期，已能冶炼青铜，生产工具得到了改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早在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中即有“疥”、“疮”的记载。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从事医疗活动的人员，视其各自的擅长，出现了医学的分科。《周礼》记载：“医分四科，即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疡医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此书中还记有“凡疮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五毒即以石、胆砂、雄黄、矾石等，烧炼升汞，制为药物，这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砷、汞治疗皮肤病和外科疾病的记载。此时期为独立分科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铁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领域的活跃，医学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1973年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春秋时期所著），其中记载有创伤、冻疮、诸虫蛟伤、痔漏、肿瘤等许多外科、皮肤科疾病。
秦汉以来，我国医学理论在总结前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已基本系统化。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各篇章中均有关于皮肤及皮肤病的记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梁之变，足生大疔”；又云“荣气不从，逆于腠理，乃生痈肿”。《灵枢·痈疽》曰：“荣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阐明了化脓性皮肤病的病机。在《内经》中麻风病的病机、症状及疗法已有记载：“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坠，名曰大风”；《素问·长刺节篇》云：“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其肌肉愤月真而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麻风”。此所提的“大风”、“疠风”相当于现代医学的麻风病。《内经》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均在《内经》中有充分的反映。《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创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这一阶段为中医皮外科的理论发展阶段。
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创立了大承气汤、大黄牡丹皮汤、大柴胡汤对后世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黄连粉治疗浸淫疮的记载，现已经临床证实其疗效。
晋代有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其成书于公元499年（龚庆宣著）。该书载有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病（比其他国家应用要早600余年）；还对痈疽、疮癣的诊断，辨别有脓无脓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隋·巢元方在公元七世纪初叶编著的《诸病源候论》50卷中有15卷涉及皮肤病，列述了成人皮肤病100余种，小儿皮肤病40余种。书中对隐疹、风瘙痒等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及疗法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记述。如对生漆皮炎（漆疮），提出“人有秉性畏漆者，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的观点，这与现代医学认为的生漆皮炎是对生漆中某种物质过敏，可以脱敏的看法相符合。又如对风瘙痒（皮肤瘙痒症），其认为：“……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这阐明了基本与现代医学相同的痒感发生机制。对风瘙隐疹或称隐疹（荨麻疹）、脱发的记述均符合临床表现，这说明巢氏的著作是通过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
唐代孙思邈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编著的《千金方》一书，对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好发部位及治疗均有论述；尤其在外用制剂方面，记载了软膏、油膏及粉剂的调制方法，应用硫黄或汞剂以豚脂、蜡或蜜调为膏涂擦，此与现在临床采用硫黄软膏、汞软膏治疗疥疮等皮肤病的方法相近。其所记的妬精疮与现代医学硬下疳基本相同。
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是唐代另一部综合性医籍，收录了有关泥疗、蜡疗、冷冻、拔甲及护肤美容等皮肤病外治法的大量资料。对天花（斑疮、豌豆疮）的症状，从发疹、起浆、化脓、结痂的过程作了详细记载，并能根据痘疹的色泽、分布来判断预后的好坏。
从汉代名医华佗、张仲景至唐代孙思邈、王焘所处的这一阶段中，可视为中医外科（皮肤科）的外治法发展阶段。
宋、元、明代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时期为中医外科（皮肤科）学术大发展阶段，也进入一个各家争鸣的阶段，促进了当时医学科学的发展。
宋代著明医籍有：由国家组织出版的《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卫济宝书》及《外科精要》。在《圣济总录》书中提出了“五善七恶”的辨别外科疾病预后的辨证学说。《太平圣惠方》则将“五善七恶”学说进一步完善，并总结了内消、托里的内治方法。《卫济宝书》为宋代外科专著之一，专论痈疽的诊治，并记载了很多医疗器械，如炼刀、竹刀、小钩及灸板等的使用。陈自明撰写的《外科精要》着重论述了痈疽的辨证施治和区分寒热虚实的对症疗法，并强调了疮疡的整体疗法，载有托里排脓的方药，至今仍有临床参考价值。
元代外科著作有朱震亨编写的《外科精要发挥》，齐德之著的《外科精义》和危亦林著的《世医得效方》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外科精义》，该书总结了元代以前各方书的经验，提出了外科病是因阴阳不和、气血凝滞所致，并认为“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是错误的治法，治疮疡应辨阴阳虚实，采用内外结合的治疗方法。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出版于1337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创伤外科专著。
明代，中医外科的发展进入了较兴盛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著作有薛已著的《外科枢要》、《外科发挥》及《疠疡机要》；汪机的《外科理例》，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疡医》；窦梦麟的《疮疡经验全书》，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张景岳的《外科铃》、陈司成所编的《霉疮秘录》及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其中《疠疡机要》是一部麻风病专书，书中论述病候条目清晰，且附有治案。《霉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梅毒的专书，指出了本病由传染所得，且可胎传，主张应用丹砂、雄黄等含砷的药物治疗，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载。可见明代祖国医学对梅毒、麻风病有着极其重大贡献。
清代医籍甚多，当时由官方出版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医外科体系的外科医典；顾世澄的《疡医大全》汇集了前人的著作，不愧为大全之作；此两书均出版于清·乾隆年间，书中对皮肤病的记述系统详尽、内容丰富、良方甚多，是研究中医皮肤病学的重要参考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主观上帝国主义将西医学作为侵略我国的手段，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如张山雷的《疡科纲要》对中医外科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引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病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4年成立了北京中医研究院；1956年以来又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编写了中医外教材，出现了以顾伯华、赵炳南、朱仁康、张志礼等为代表的著名中医外科、皮肤科专家。该学科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国医学中有关皮肤病的文献浩瀚，内容十分丰富。其发展历史符合整个医学、社会史的发展规律，经历了萌芽阶段、独立分科阶段、理论发展阶段、外治法发展阶段、学术大发展阶段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西方医学的发展和传入
中国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继承发扬祖国医学，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我国卫生事业的方针之一。
（一）西方医学的发展
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经验医学阶段、实验医学阶段和现代医学阶段。
第一阶段为希腊的经验医学（形成约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约生于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年，是希腊医学的创始者，其理论基础是地、水、风、火四元素说。罗马医学是在继承希腊医学基础上形成的，其主要代表是盖伦（Galenos约生于130-200年），他重视解剖学的研究，试图使医学理论更趋于合理。
第二阶段为近代的实验医学（公元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推动了医学的复兴运动。安德列·维萨留斯（AndreasVesalius）纠正了盖伦解剖学上的许多错误；塞尔维特（Serveto）发现了肺循环；17世纪哈维（WilliamHarey）又发现了血液循环。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使对人体细微构造的认识有很大进步，为医学走上实验科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有重大进步；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有机体细胞构造、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成就，更为医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使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均有显著发展，古老的欧洲医学在30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
第三阶段为现代医学（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基础医学的推动与技术的改进，临床医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医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即分子形态学、分子生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药理学、分子遗传学都有很大进展，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许多边缘学科的飞速发展，以及电子、激光、计算机等先进技术不断应用于医学领域，现代医学正在更加迅速地发展。
（二）西方医学的传入
外国医学传入我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并不大。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利用医药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声称：“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需要，西方医学在我国开始日益广泛深入地传播。近百年间，在我国形成了中医、西医并存的局面。
三、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20世纪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中医与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相比较，传统的中国医学必须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当时医学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1.主张全盘西化：这部分人对我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鄙视，对中医同样也抱以蔑视的态度，认为医学没有中西医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与科学的医学的分别，把中医学当作封建文化的一部分来反对。2.认为西医学不适合中国：这部分人受到顽固保守、故步自封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并用中医理论批驳西医学是谬论妄说，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同样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阻力。3.中西医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在中医学界一些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承认西医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努力探索发展中国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他们从理论到临床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并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派的著明医学家有：唐宗海（1862-1918），四川彭县人，代表作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等，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美尽善之医学”。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广东南海县人。于1892年编撰《华洋脏象约纂》；他主张中西医之间，虽有可通之点，但也存在不同之处；通其可通，存其互异。被后世称为中西医汇通派中的开明医学。
恽铁樵（1878-1935），江苏武进县人。自幼孤苦，父母早亡，由叔父收养。苦读经书，才思敏慧。主编《小说月报》历20年之久，并翻译有西方小说《豆蔻葩》等，当时颇受欢迎。中年以后因三子均亡于伤寒，乃奋力钻研医学，受业于名医汪莲石。白天为人治病，夜晚握笔著书，十几年间著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保赤新书》等25种著作。并开办中医函授学校，编写函授讲义数种，有学生400余人。他主张“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他是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
张锡纯（1860-1933），河北盐山县人。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共三十卷，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其主要学术观点是：“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说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在临床“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
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保护和发展中国医药学。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符合我国医学发展需要的，较之民族虚无主义和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显然是进步的。当然，由于历史和他们本身条件的限制，其汇通中西医的活动，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却为当今的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
四、中医美容皮肤科学的整体观及其特点
（一）中医美容皮肤科学的整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