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首设节度使，赋予其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当时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北方诸道权力集中的更为显著，经常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藉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而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然而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朔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朔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雨后春笋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年)，是藩镇割据形成发展的时期。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虽然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终，但朝廷并没有力量彻底将这些势力消灭，只能顺驴下坡，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以求得国家的安宁和表面上的统一。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无异于养虎遗患，藩镇犹如哽在大唐喉中的一块硬骨头，吞不下，吐不出，直到被哽死。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恆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后来相卫被田承嗣兼并，变为三镇，即河朔三镇，跋扈于中原地区。这三镇拥兵自重，有意保护安史旧部，向朝廷讨价还价，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己逐节度使侯希逸，唐廷无力征讨，只能承认既定事实，亦授以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今湖北西北部达十九年。建中二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四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时，因京兆尹王翃所供饭食十分粗恶，军士不肯吃，发生哗变，后德宗虽多番派人带厚赐加以抚慰，都没有能够安抚下来，这些人突入禁中，鼓噪抢掠，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朱泚被心腹所杀，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同年七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书法大家，唐之骨鲠，一朝陨落。二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德宗在这样大的一次祸乱之后还能坚持以前的强硬政策吗？他的皇位怎样才能坐稳呢？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以求得暂时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禁军(神策军)，二是充实府库。不过，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代宗时期。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拥立肃宗有功，逐渐得到提拔，掌握大权，百官奏事都由他来上达裁决。代宗利用宦官陈元振除掉了李辅国，结果陈氏比李辅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朝臣百官屡屡被害，人人自危。德宗时宦官权力更加膨胀，不仅控制了军权，还控制了将相的任免权。四方不宁，藩将屡叛，德宗无人可用，再加上宦官位居近侍，对皇帝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十分清楚，所以最容易得到重用。从宪宗往后到唐亡的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为藩将朱温所立外，全部由宦官所立，还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宪宗、敬宗），唐王朝就在宦官和藩镇的侵扰下再无宁日。
风扫沉霾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其父顺宗病风且哑，在位不到一年），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他开始先后任用武元衡、裴度为相，执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求兼领三川，朝廷不许，便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九个月后得到平定。同年，还平定了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召讨使以讨之，很快，李被自己部将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所执，伏诛。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这几次小的平叛胜利，能保证宪宗在面对大的藩镇时一样能取得胜利吗？会不会又像德宗一样，不得已而承认现实。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赦免承宗之罪，承认他继位。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怀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怀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站在主战派一边，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率兵两千余人驻扎寿春，名为助王师，实则欲援助吴元济。并派人焚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余区。同时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趁天大雪疾驰二百里夜半奇袭攻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吴元济和李师道这两个强藩的诛灭，使唐朝王气复振，也使其它藩镇得到了很好的震慑，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中唐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终于在宪宗手里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地方政权又重新开始尊崇王室，一时有"中兴"之誉。可恰恰就在这种稍有振兴之望，急需鼓勇猛进，彻底剿灭藩镇，恢复大唐盛况的时候，宪宗不幸中道崩殂。
晚年的唐宪宗迷恋神仙，妄求不死。多方寻找方术之士，服食金丹。因为金丹燥热，服食之后性暴怒，左右侍奉的宦官往往获罪，重者至死，搞得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年43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可惜天不佑唐，气数已尽。时人怀疑是内常侍宦官陈弘志弑逆，外人无从知晓。致使刚刚兴复的大业又迅速的后撤回原位。死灰复燃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又重新回到了混乱与割据的局面之下。由于多次被叛军占领清洗及连年的削藩战争，使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濒临枯竭，宪宗晚年不得不任用聚敛之臣，巧取豪夺、民不聊生，重新遭到百姓怨恨，这我们从大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里就可以略知一二：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再加上继任者唐穆宗昏庸无能，整天沉醉在歌舞当中，早早就服食求仙，导致五年后中毒身亡，根本没有恢复大业的决心与能力甚至是想法。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放松警惕、思想麻痹，从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军)的主张就甚嚣尘上。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又造出了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受中央节制，早习惯坐地为王。畏惧朝廷之心荡然无存，从来不知中央委派的官吏为何物，如今看到的又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如何能在心里平服，复乱是迟早的事。果然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兵马使史宪诚自称留后。于是"河朔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麾下。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还是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为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也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直到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在李德裕主持下，才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这一期间，藩镇有所复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程度还是不如第一阶段厉害。
扰攘纷争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历史要等到宋太祖赵匡胤出来才能疾风扫沉霾，开晴空万里。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唐廷连忙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和以前的若干次剿叛一样，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都想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谁也不愿意在为唐王朝平叛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也许在诸镇的心里，这已经是一个波谲云诡、有机可乘的时代，群雄逐鹿、问鼎王室是迟早的事，当下之急在于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有谁还会傻呵呵的为唐王朝真心实意地卖力。所以叛军的势力日见燎原。广明元年十二月(公元881年1月)，黄巢军队攻入长安，唐朝王室又一次播迁流离，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唐朝已无力管理，就顺势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遍及全国。地方大小军镇，叛乱不断，下级军官发动变乱驱逐主帅的事件层出不穷，兼并过程中涌现出几个割据一方的大藩镇，如朱温、李克用、钱镠、王建等，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是抢天子以令诸侯，直到干脆弑帝自立，这也是乱世常有之态。王权不立，诸侯坐大，称王称帝，也并不怎么稀奇。曹操不是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晚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五代的分立，多国长存，天下大事，又回到合久必分之际。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皇帝唐哀帝李祝也在让位后被朱温杀掉了，年仅17，唐王朝正式灭亡。藩镇割据使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的大唐王朝，一直笼罩在中央和地方拉锯战的阴影之中。双方力量虽间或互有消长起伏，但唐室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藩镇。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直接把大唐的琉璃乾坤敲的粉碎，所以后来者宋太祖再也不敢让武人掌权，一杯酒削掉了所有的武将功臣，开了一代文治盛世，但同时也造成了军事上的软弱受气，遭欺凌于周边异族。这在中华大一统的王朝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平衡，才是我们今人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3.废公营私---朋党之争
自从曹丕说了"文人相轻"之后，这句话好像就成了真理，代代的历史人物挤进来给它做佐证。大唐包罗万象的天下自然也不会缺少。是非功过后人评说，唐朝社稷却再也唤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