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周发增教育与教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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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课堂教学原理与实践漫语(6)

教育学常谈教学的感情问题,说这情理不能偏。韩愈讲“授业、传道”是教师的职责。教学本身是科学,也是艺术,如果热爱这个事业,就能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讲同样一节课,讲十遍是十个样子。备课是不能马虎的,因时代、对象不一样了。但有的教师无所上进,同一课老是那么讲,学生一听也知道他是混日子。关于了解学生,中学比大学要好一些,大学自由多一些,这种情况往往造成教师和学生脱节,最好的是在上课前找些学生聊聊,谈谈这节课程学生过去有什么准备,有什么想法,这样讲课时心里就有底多了。课中休息时,随便找一个学生问一两句话,也能问出名堂来,对讲课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当讲错了怎么办?一定要非常坦率地承认,也可以在中间讲时放松一些进行,如讲唐宋八大家,只讲出了七个,有一个一时想不起来,可问学生谁能记得还有谁?学生中总有会知道的,这样同学中印象也就深刻了,也不影响教师的威信,因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学生也会理解和体谅的,如果吞吞吐吐,遮掩过去是不行的,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学生的信任。有些问题对学生一时答不上来,可非常负责的记下来,答应回去查一查,然后再答复。如果是普遍性的就在课堂上讲,如果不带普遍性,可找提问的同学单独讲讲。如有一位教师在学生课下问到一个问题时,他未作准备,上课时他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我未作准备,下次课上讲,而且在别的班也要讲这个问题。同学们对这位老师印象很好,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当学生有了成绩时,教师如何教导。不要只是说你要谦虚谨慎,实际这是不够的,学生有成绩,教师应该让他高兴,不要把他弄成一个虚伪现象,如果这样,久而久之,本来他们高兴,也要说些,没什么,我这点成绩都是老师的,大家的。这就把学生变成世故的了。笔者在“四人帮”的时候,听一位大学教师说:我的孩子被培养成“两面派”,学校是一套,回来什么也不干。是学生自己取得的成绩,就要承认它,鼓励他,使他增强信心。在中小学规定做好事,结果有一个学校某班有十几个学生都拾到钱了,几分、几角不等,都交给老师,有的老师就都加以表扬,有的细心的老师就想怎么这样多人丢钱?结果一调查,都是自己掏腰包“做好事”,这也是最容易,最不费力、最能显示自己“品德”的好事。这实际是教给学生虚伪的东西,是不应该提倡。

在教学中育人对谦虚谨慎和世故的区分一定要考虑。不要让学生在给别人帮助时就想到我是在做好事,不要让学生想到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这对思想的升华并不有利,一切应形成于自然之中,自觉之中,只要在自己诚心诚意地感到自己确实应该做的,做这些事并不是追求个人的什么,包括听表扬在内。有一位省长1978年去德国,他回来说,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上有一妇女突然晕倒。一个乘客告诉司机此事,司机毫不犹豫地把车开到一所医院门口,车上很多乘客都下来把这位妇女抬进医院,医院把人接走后,大家回到车上来,司机又沿车的既定路线走,这时大家都不说一句话,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说我看这些人都是雷锋,都有雷锋这个感觉,也都不说这事,好像是极其自然的,理所当然的。这说明一个国家有一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对的也就有了。匡亚明在杭州会议上讲,一次他在美国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小孩在吃糖时,糖纸从小孩手中飞走,当时地下很洁净,就一张糖纸在地下飞,有两个人走过时都未注意,第三个人见到糖纸后,走过去向那个妇女打一个招呼,再指指地下,那个妇女说了声对不起,就捡起糖纸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匡亚明讲,这事在我们国家不会有人管,而在美国已成为习惯,还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孟子讲:衣食足然后知礼乐。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做得好的,是为师为人,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里谈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一位瑞士的朋友争取了好几年才到中国来工作,放弃了她已取得的优越条件,而且在中国工作期满后还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来中国后,工作得很好,生活虽然差一些,她也能坚持,当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说,她来中国对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安排都满意,不满意的有两件事,就是一些中青年随地吐痰和随地丢烟头。有一教授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他说他出去旅行一个月,房间是不锁的,夜不闭户,家家都能做到。因为家庭的一般设备,大家都不缺失。而美国有的是大偷、大盗,如抢银行。1980年一位老师去瑞典,开车去乡下,在车上放着衣服食品、照相机等,司机下车后,门都未关就去旅馆了,第二天从旅馆上车时,车门仍开着,东西都在。在东京日本人骑自行车上火车站,到后把车放在公用设施上也不锁,回来后再取走。这里举出了这么多的在国外的实例,只是要说明在教育人中要注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教育。

5培养学生的自觉学习

培养自觉与习惯有关系,要培养学习的习惯,习惯又与意志有关系。前面讲到教学生一些东西不如教他方法,如认字,尽量让学生养成查字典的习惯。曾看到有这样一个记载:斯巴达奴隶主对其子弟的教育,是让他们去杀人,可以随意抓一奴隶做现场试验的牺牲品,然后一刀劈下去,看劈成什么样子。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记录。学生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把被杀的对象当成人,将其任意杀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究其原因就是使他们养成残酷的习惯。在“文革”中间的一些红卫兵,因“文革”本身就是引导人们去斗、去武斗,红卫兵当时拿皮带打人,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养成了他们的野性。一次一个女红卫兵,当时是初中学生,多次打人,一次拿着沾满血腥的皮带对她妈妈说:妈妈,我现在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了。好的习惯,如读书的习惯、爱思考的习惯、有礼貌的习惯、生活规律的习惯都与意志和教育有关系,一旦养成坏习惯,改起来是很难的事,在旧社会有人有打牌的习惯,后来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最后用刀子把手指砍掉,表示再不打牌的决心,可是手伤好了后,又坐上牌桌了。这种习惯势力是很厉害的。这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关于学生的引导也是一样,你要求他学什么?养成什么?他们就向这方面发展。社会也是这样,过去高考考英文,成绩算40%,当时的老师,也就是按40%给学生作准备,后来算50%,到100%成绩水平也就上去了。如果只是要求50%来计算分数,英语水平也就老上不去。现在计算机渐普及了,有的学校非常积极,有的学校则是观望,有的学校有条件争取也不搞,如果说高考要考计算机,或是把计算机作为一门课程,那中学就要忙了,其实这门课很多中学是有条件开的,高考不要求,他们就不办。这件事其实很重要,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计算机飞速发展,培养学生不懂计算机是不行的,现在也有这个条件,国家应考虑这件事情。实际上课程可先开,然后到有计算机的地方去参观、实习,也能过关,等到国产计算机多了,发展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发展就拖下去了,高考要考,学习计算机的速度就会加快,这也是辩证的。环境对习惯势力的养成是很厉害的。学生是有求知欲的,你不往好的方面引导,就有可能被人往坏的方面引诱。有的家庭用压力,当然要分析压力的性质,一般条件好的家庭,学生不爱学习的偏多,原因就是生活有保证。宣统皇帝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在多方面最为典型。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讲,他在青少年时代连穿衣、开门都不会,后来在监狱里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说明环境的作用。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前长沙有一个地主有365间房子出租,他临死时给房客说,以后不再收你们的房租了,我有一个儿子,以后你们每天一家请他吃一顿饭就行了。为的是使他的儿子生活有保证,也不会糟蹋他的房产。几年以后,他的儿子感到奇怪,多事者告诉他这一事实经过,于是他就把房产收为己有,但几年以后就被他挥霍干净。这个故事不在于真假,而在于说明问题的性质。国外的资本家不是这样,一个大的商号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继承上也有他们自己的一条不成文的法规。如继承人首先是商号经理(产权所有者)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必须通过董事会的考试,考试及格了才能继承家业,如不及格,则给他一笔费用,另由董事会选一人来承担,招牌字号不变。拿走费用的儿子实际是一笔够用的养老费。这比中国的地主阶级进步多了。中国的地主阶级,在。鲁迅不写这稿子是为了完成别的工作。我们平时买书,买回后,常是放在柜子里不急于去看它,甚至多少年也未看,但借一本书就不一样了,能抓紧时间去看,就因有时间限制,越抓得紧,往往效果也最好,这也是一种有用的压力。说明人的学习,目标要明确,要有研究的对象就能够坚持。像这种自觉的学习,也有年龄的问题,如宁伯,两岁时祖母讲的故事,感到津津有味,经过长期的熏陶,兴趣很广泛,六岁识字时就开始看书,看很多的书,一直到现在一直有读书的习惯,读各种各样的书,懂得各种知识很多。

自觉性有年龄问题,但有人很早,有人很晚。东汉贾逵是天文学家,也是经文学家,五岁时姐姐抱他听别人读四书五经,从他五岁时带到十岁,他养成了念书的习惯。有人在中学因老师某一句话养成了念书的习惯,有人到大学始有念书的习惯,才感到学习要自觉,也有人一直到工作时也没有养成念书的习惯的,而庸庸碌碌一生。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意义,从小学到大学都要随时启发他们。因为在读的学生就有没有认识到养成读书的习惯、自觉的学习这一点的,但又不一定在那位老师的启发下而自觉起来进行自觉的学习的,老师应有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感。这样的例子很多,传说李白小时候不爱读书,因见一老太婆用铁杵磨针而悟出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而发愤读书了,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智而成为伟大的诗人。唐僖宗时有一个叫韩健的是一个武夫,靠打仗当官,当官后觉得不能识文断字不行,就发愤学习,在家中所有的物件上都写上字,下苦功夫学习。到后来又找到一本类似字典的书,进一步学习。从人的学习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是有一定条件的,条件要教师来创造,教师认识不到这一点,在讲课中就忽视过去了。这应是老师责任心的最重要的一点。老师是转变的条件这只是一个方面,有时候学生在受到某种打击上,某种启发上不一定是教师给他的,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老师的作用,在讲课中注意到这一点,以造成积极的影响。

二、理论联系实际

1讲好理论,联系实际

讲课的最后结论都是理论,哪怕是讲一个文艺故事,在分析故事的思想性时就是理论。《实践论》上讲到:如果停留在理论上不结合实际的话,那就变成唯理论,光是讲实际不讲理论,这是经验论。如何讲好理论,就是联系实际。联系实际最好的方法是举例,这是很生动的方法,其目的是要讲好这理论,要求通过这个例证深入浅出。但一个例子是多方面性的,它能在这方面好像相似,在哪方面不相似,因此不能挑剔例子不恰当,因为老师讲例子,有比没有要好,有了例子学生容易听懂,如果只是在理论上兜来转去,只在逻辑演绎上下工夫,常常是难以讲通。有很多比喻是形象的,如“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本身就是形象的,虽言简但意深,有很深的哲理,还有“守株待兔”,这本身是个很浅近的例子,它绝不是说明那个人守在那里待兔的,实际是对因循守旧哲理的阐述,这些例子若是细细地挑剔,那就不得了,因为这是古代语言的形成,没有人去挑剔它,而我们现在有时老师讲点例子,常有别的老师去挑剔他,这是不对的。本来比喻就是从已知到未知,已知的东西都是生活上熟悉的东西,这样就比较好理解,好像矛盾这个名词,是个抽象的名词。对中小学生要是抽象地讲是很难讲清楚的,怎么办?一定要说出很多事情,如说阶级斗争是矛盾,世界各个国家有矛盾,家庭之间有矛盾,就是自我昨天的想法与今天的想法不一样了,这也是矛盾,这样形象的说明,他们对矛盾的意义才能理解,离开这些就讲不清,不如举例子。矛与盾是怎样来的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矛和盾这两个形象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事物语言的本身就有很多比喻的文字在里面。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制图时要不要用模型,这个问题争论了三十多年,不同意在制图时用模型的同志们认为,如果用了模型就是有了拐棍,模型是拐棍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对着模型看图,图就容易看懂,模型本身是拐棍,看过后不容易丢掉。我认为不是这样,应该说有了模型是给了一根拐棍,但用到一定的时候,就是给他去看他也不看,要不够的时候,给他看他就方便,所以模型是非用不可的。但不要强迫他们看一些简单的模型,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任何概念的建立,都是从实物中来的,讲人体的概念,就应有人体的模型,讲机器就应跟着机器讲,而不要空讲,空讲是难以收到效果的,有了事物,始能事半功倍。空讲事倍功半,这是很明显的,讲地理要用地图,讲历史应用历史地图,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对学生是损失,用历史地图对了解国家现在的版图也有好处。就像游泳、打球这些体育活动一样,一定要到现场去,游泳只是讲理论不下水是不行的。要讲得好,讲得活,跟教师的素质有关系,过去有人对制图的教师有一条意见,认为老师应该从工厂来,从工厂来的老师,对有些规律就弄得很清楚,而学校的制图教师大部分是科班出身,就没有这样的体会。但实际情况是,国家的教育体制的限制,对这个问题做不到,要把教员和工程师、技术员大换班是做不到的。从工厂来的教师讲课,联系实际的多。这种现象表现在其他的课程中,包括科学、文学在内。教育体系大换班的问题,估计在国外也没有做到,我们国家要做到也很困难,有很多实际问题,工厂、研究院的人到教育单位,教育单位的人到社会上去,在理论上行不行得通,如果要换班的话,对于教育来说是很有利的,如对外语来说,不应多教语法,而应重在实际应用,会话、看文章要多一些。王府井开放了一个点,大学的几位教授在那里蹲点,爱好英语的人,就到那里去会话,那里都是用英语会话的,但可惜这样的点太少了。像这样联系实际的例子古代也很多,如唐朝的韩干画马,就待在马棚里,易归真在深山画老虎,李时珍、徐霞客写的文章都是身临其境,这是工作以后的情况,但对教学同样是适用的。

2讲和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