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兴隆县还是热河全境，当时的西南防卫司令部都未花费赏金去缉拿“匪首”，难道说当地就没有八路军吗？原来从1938年起，八路军的宋、邓部队撤出热河后，仅在兴隆一带留下了三支分队，而每支分队的人数也仅为20—30人左右。
然而到了1940年7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将1939年成立的冀热察挺进军第13支队划归冀东军分区指挥，并同时任命了以该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员包森、参谋长曾克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张廷贵、袁伟、陈浩良：《中国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页。当时的冀东军分区下设有第12团和第13团。潘家峪惨案发生后，李运昌的部队在长城南侧向日军展开了攻击。至1941年5月，该部已由原来的2800人扩大到4169人。此外民兵游击队也增至3200人。
铃木启久少将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团与李运昌指挥的第13军分区主力部队是冀东战场上的宿敌。为此双方不断地在遵化、丰润及迁安等地展开激战。1942年4月，为了给承德的日军造成压力，李运昌率领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了亮甲台，并在当地建立了十余个抗日根据地；当年5月，铃木启久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团向西边的蓟县、兴隆方向进发，以寻求与李运昌的部队进行决战。趁此之机，日军加强了喜峰口一带的防御力量，并在当地建立起了几个日军据点。其实，当时双方的战场就是河北一带。
然而此时的李运昌却率部经王厂沟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准备再度进入河北作战。而李运昌率部在水泉子村为百姓打井抗旱的事迹，就是在此期间内发生的。1943年，李运昌又率部在承德东北的光头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此，西南防卫司令部也把光头山一带划成了无人区。
从1938年起，八路军就已经在兴隆县的大小黄崖(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一带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同样，日军也自然地将这一带划为了无人区。据“1943年下半年冀热边区状况报告”见姜宇：《1943年下半年冀热辽情况报告》，载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冀热辽简报》第15期。中记载：这一带根据地中，有居民2000户约13 0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不愿意进入“人圈”的百姓，亦称“跑山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民兵。那么此时此地的正规八路军兵力究竟有多少呢？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兴隆县无人区中的抗日根据地》、指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兴隆县“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1985年。《热河史稿》以及《中共抗日部队发展略史》之中都没有任何记载，因为当时的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毫无规律可言。
尽管西南防卫司令部的任务是阻止八路军从五台山东进至伪满洲国境内。但日军并不清楚八路军究竟在何处，因而它也就失去了讨伐作战的真正目标。有时虽然也发现了一点儿八路军的蛛丝马迹，但那也不过是稍纵即逝，根本无法与之展开正面决战。因此西南防卫司令部的独立守备队，也只能将决战目标放在了河北一带的战场上。而在兴隆县内，由于当地百姓积极地为八路军提供粮食、军鞋等补给物资，所以日军便以“私通八路”为名，大量抓捕当地百姓，并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的扫荡。
我认为兴隆的悲剧就在于：一、因日军找不到八路军的踪迹，便倾其当地的2万兵力来全面镇压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二、因兴隆的日军无法像河北平原那样用骑兵去突袭村庄后，再就地实施“三光”政策，所以他们便采用各种更加卑劣的手段来残酷镇压山区中的百姓。
当地日军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检举和讨伐，即把从无人区里抓到的农民带到“人圈”后，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斩首或对其施以各种酷刑。日军的杀人及酷刑可谓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1.断食空腹(饿死)；2.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3.军犬扑咬；4.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5.电击人体(电休克)；6.枪刺沙袋(将活人放入袋子中，供新兵训练刺杀)；7.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8.开膛取心(将活人的心脏取出食用)；9.钢针绣骨(把钢针钉入人的手指尖或头顶部，钢针长度为20—30公分)；10.辣水涨肚(从鼻孔灌入辣椒水后，再用军靴踩蹭受刑人已膨胀的腹部)。此外还有“熏烧活人”等等，不胜枚举。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3页。
我在采访中还听到过日军吃人心脏的事，但对此总是将信将疑。恰好在我查阅资料时，终于发现了一份日军吃人器官的供词。供述人是林竹次，曾在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任职。据他讲，某日，守备队长宫尾在兴京县公署的后山逮捕了15名中国人，随后便以“通匪”的罪名将他们全部处死。当时，林竹次和在场的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剖开了其中的五具尸体后取出了胆囊。
检察官问；取人的胆囊做什么用？
林竹次答：日本人相信胆囊能治肺病，所以大家都想搞到手。因此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我们就干了。见林竹次口供(1954年6月9日)，(1)—119—2，704，1，第3号，载于《伪满宪警统治》第490页。
这就是林竹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检察官交待的供词。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吃活人心脏的证据，但仅凭上述的供词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日军称做日本鬼子了。
那些不处死刑的人，有的被强制送到东北去做苦役；另一些不顺眼的则按“特运处理”方式被押解到七三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被送到承德去充当活体解剖实验的材料。至于强奸妇女之事则更是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对于那些已被赶进“人圈”的农民们，日军又以“细菌试验”等秘密手段，让他们患上传染病后大量地死去。其死因则可以说成是中国人不卫生所致。此外，每天农民们进出“人圈”都要受到军警的监视，而且每人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本人指纹的居住证以备检查。由此一来，非本地居民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的下场只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
日军对兴隆县百姓的残酷虐待行为，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才算最后结束。
以前兴隆县不属于热河省管辖，只是后来日军划定国境线时，才将其强制纳入到伪满洲国的版图之中。由此我认为，兴隆悲剧的起因或许就是那条西南国境线吧。虽然其他县里也有国境线，但与之不同的是，兴隆县的周围有41座1000米以上的高山，况且这里又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偏远之地。如此良好的地理环境，正是日军进行各种军事、政治等试验的理想场所。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敢随心所欲地在兴隆进行各种试验，其中就包括细菌、毒气、气球炸弹等生化武器。总之，凡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敢公开的试验项目，全都拿到兴隆来了。
铃木元之的证言中也引述了其堂兄林铁雄讲过的一句话——“其实，西南国境线一带本来就是日军频繁进行细菌战及其他项目的理想试验基地。”引自铃木元之告发安达诚太郎的资料(1953年9月26日)，(1)—119—2，235，2，第21号，载于《人体试验》第250页。
由此可知，兴隆的悲剧还表明，在日中全面战争期间，凡是兴隆所试验的结果都被日军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其他战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