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有一片海，海风吹破五千年的梦；
天外有一只船，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
再不忍见那片海，再不忍看那只船，却回头又向它走来，却又回过头，向——它——走——来！
——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主题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大规模入朝作战的历史，应该追溯到19世纪的90年代，它距离今天已经百年有余。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不忍卒读的历史。满目所见，不是纸和字，而是碧血淌出的河，白银堆成的山！不堪回首，又频频回首；不忍卒读，又屡屡卒读。因为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因为我们至今还在饮着由那段悲怆的历史酿就的苦酒。欲罢不能，欲语还休，这就是我们的痛苦和矛盾之所在。篇首这支歌，唱出的不就是在痛苦和矛盾中酿出的悲怆吗？一曲歌罢，余音绕梁，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笔者每每闻之咏之，悲怆之情淤塞于心，愤懑之气奔涌于胸。史鉴来者，知耻后勇。我们正在建设小康的人民需要警示，我们正在艰难前进的民族需要鞭策。我们不仅必须直面那段历史，还必须对那段历史作深层面的冷峻思考。毋庸置疑，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这段历史的一面：那次战争的结局，是弱肉强食的世界结出的不义之果。然而是否每一个中国人都透彻地看到了它的另外一面？——那实际上是一种再公平不过的历史选择！
历史，常常把它的选择放在战争舞台上进行。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历史把一次奋进崛起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机会，摆在了中日两大民族的面前。而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沉痛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场公平的历史选择中落伍的。
那一场陆海大战，决定了中日两大民族未来100年的命运。战争，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唇齿之邦朝鲜的一场内战。1894年1月10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人金奉准，在全罗道古阜郡以“济世安民”、“尽灭权贵”、“逐灭倭夷”为口号，揭竿而起，造反举义，义军在各地贫苦农民响应之下，很快演成燎原之势，锋镝直指朝鲜京都——汉城。
朝鲜国王手忙脚乱，派出全罗道观察史金父铉率领由清政府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政府军前去镇压，然而面对人多势众的饥民，这支本来就没经过什么战阵的军队显得全无章法，三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东学党人乘势攻占了朝鲜半岛南部的金州、忠清、庆尚三道。汉城危在旦夕！没了主意的朝鲜国王慌忙召集阁臣，拿主意，想办法，研讨退兵之策。在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激烈争论后，邀请清政府出兵帮助镇压起义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乎，一纸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呈文于6月2日送到了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案头。就是这一张纸，牵扯出了一场世纪末的大决战！
面对朝鲜政府的请求，李鸿章却犯了大难。本来，中朝两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常悠久的宗藩关系，像这类派点兵马去帮忙弹压一下聚众生事的“刁民”，算不得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情。长期以来，朝鲜国王向中国皇帝朝贡称臣，中国皇帝给朝鲜国民播威布德；两国人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虽然各自院里时不时也蹿起几股烟，燃起几把火，经历过一些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然而彼此间这种源远流长的宗藩关系纽带，倒也牢牢靠靠地被两头攥着。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这根纽带的另一头却有些飘忽不定了。
自从大不列颠的炮舰气势汹汹地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国势日衰的大清国，虽然在名义上仍旧保有着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却已今非昔比，远不能和康熙爷“恩威播于海内”的时代相提并论了。大清皇帝对这块半岛的宗主权，在实质内容上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而费心竭力把这个折扣打下来的主儿，也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东方邻国——日本。
这个时候的日本，已远不是鉴真和尚遣唐时的那个弹丸岛国，更不是被戚继光的戚家军在江浙沿海打得落花流水的海盗倭寇。经过明治维新，这个岛国的国势日见起色。雄心勃勃的明治天皇，开始对朝鲜半岛插手染指，而且已与正走下坡路的大清王国渐成分庭抗礼之势。
双方利益的对立冲突，首先在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上表现出来。
1882年，朝鲜国王之父李罡应发动壬午兵变，自封国太公。
李罡应以大院公的身份实施统治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和日本人相互勾结，胁迫朝鲜国王签订了《利物浦条约》。
为了维系中朝间历史形成的宗藩关系，那次清政府的表现还算强硬，立刻派遣李鸿章的淮军吴长庆部出兵朝鲜，镇压了兵变，拘捕了李罡应并将其解往北京。
完事后，清政府还留下3营兵马常驻朝鲜，拿枪杆子看住这块藩地。
日本人这次算是碰了个硬钉子。
然而，两年后，日本人又策动一批由亲日的朝鲜贵族青年组成的开化党，发动“甲申事变”，劫持国王，再次组成亲日政府，扬言要对清政府“废止朝贡虚礼”，结束彼此的宗主关系。
中国人当然也没有示弱，朝鲜的中国驻军在记名总督吴兆和与总理营务处的袁世凯的率领下，攻入王宫，逐走日军，很快平息了事变，并将朝鲜国王迎至清军营中。
但日本人这回却不肯相让了。
日本政府迅即派出铁甲舰“扶桑”和巡洋舰“比睿”，携带陆军从仁川登陆，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也不敢怠慢，一面急令丁汝昌等率“超勇”、“扬威”、“威远”3艘巡洋舰赶赴朝鲜马山浦，一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仁川附近相互对峙，剑拔弩张。大规模军事冲突，眼见将是一触即发。
然而这次的争斗与两年前相比，形势却更加微妙。
这当口，正是中法战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关头。法国军队在陆上战争吃了败仗，而海上交锋却大大得了手。清王朝的南洋水师在福建马尾惨遭覆灭，法国舰队正挟马尾海战胜利之势，封锁台湾海峡，进占澎湖列岛，断绝中国南粮北运的通道。
日本政府选准此时发难，无疑是要置清政府于两面受敌之艰难处境。清政府两面俱要到，结果是两面俱不到：既不敢对日本人下手，也不敢与法国人较真儿，只好两面妥协，一面在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的胜利形势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停战条约》，一面在天津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这是两个很让国人失意的条约。尤其是后者，为9年后的中日甲午大战埋下了祸根。《中日天津条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日两国同时拥有在朝鲜的派兵权。
今后朝鲜国内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彼此出兵前要先行文知照，事毕即撤回，不许留防。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朝鲜已沦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已被日本分享。朝鲜政府也就从此处于两个大国的夹缝中。
所以到了1894年这个多事之秋，在东学党人的步步进逼之下，朝鲜国王结结实实地尝到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苦头，他悲哀地看到：除非寻求外力援助挽狂澜于既倒，否则仅靠朝鲜政府自己，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扶大厦之将倾的。
唯一的办法是在两个保护国择一而求助。朝鲜政府权衡再三，觉得中国人与自己毕竟同宗儒家文化，比起东瀛诸岛上的那些小个子们来，还是要显得可靠一些。而且历来向中国求兵，人家都是打完仗就痛痛快快地走人，再无牵绊拉扯。虽说少不了要打点些银子，可总比拿了银子还赖着不走的要好得多吧？
朝鲜政府这才正式呈文，请求中国政府出兵助剿东学党人的起义。
可这么一个本该不太大的问题，却着实让清政府大伤脑筋。
今非昔比啊！
不出兵吧，堂堂大清且又是宗主国的面子往哪里搁？
出兵吧，一旦和虎视眈眈重兵压境的日本鬼子撞上打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根据双方在《中日天津条约》中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派兵，日本也可以派兵。
而现如今的日本，已远非9年前可比了。
早在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就发布了施政纲领《五笔誓文》和《宸翰》(御笔信)，明确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方针：
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明治维新各项政策中，“富国强兵”被置于轴心位置。
被誉为“日本军国之父”的山县有朋在一份奏文中说得十分坦白：“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把这种扩张政策阐述得更为具体：“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
他甚至毫不掩饰对朝鲜的占有欲：
“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制订了造舰54艘，总排水量为6.63万吨的计划，并于1885年发行海军公债700万日元。当造舰经费发生困难时，明治天皇甚至带头解囊，从皇家内库为造舰捐助30万日元。顿时，日本全国贵族纷纷响应效仿，竞相出资，捐资达103.8万日元。
日本人在厉兵秣马，不断加快军国主义步伐，大清海军官员们却终日为如何从海军经费中挪出银子来给太后修园子找乐而煞费苦心！如今，真到了要动刀动枪的时候，能不着急吗？
就在李鸿章抓耳挠腮、心急火燎之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颗定心丸。袁世凯——清政府在朝鲜的最高负责人——电告李鸿章：“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那意思就是说，朝鲜这码事儿，日本是不管了。日本虽然不管，但希望中国管。袁世凯的依据，来自于日本驻朝公使馆有中国血统的翻译郑永邦。因为郑永邦具有中国血统，袁世凯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跟自己的祖国是一条心。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想想，出一趟兵，既可给大清国挣挣面子，又不会和小鬼子冲突起来，何乐而不为？不过，这等军国大事，中堂大人还是不敢过于轻率。他着即让手下翻译日本报纸，亲自验阅。那几天，日本在野党和执政党正在报上吵得冤冤不解。于是，精明了一辈子的李鸿章，便想当然地以为日本忙于内部纷争，无暇顾及朝鲜这码事儿，从而确信袁世凯的信息无误，悬着的心放回了肚子里。他当即拍板：出兵朝鲜。李鸿章遂命直隶总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精兵1500人，搭乘招商轮船、北洋水师巡洋舰“济远”和“扬威”，从海上开赴朝鲜仁川港。同时按《天津条约》条款，向日本政府通报并声明：一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返回。这正是日本人想要的。
他们等这个日子已经等了多年！
那装模作样不想出兵的态度，不过是给清政府下的套子，其目的就是要逗引中国在陆上与海上与其进行决战。至于那个糊弄袁世凯的郑永邦，虽然货真价实是中国血统，但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更爱日本国的日本人。
不能说李鸿章们不慎重，不能说李鸿章们不知兵家大计。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是睁开眼睛想搞改革想搞开放的一批精英人物！可是，呆板守旧的传统思维模式，不切实际的虚骄侥幸心理，腐败没落的封建官场背景，决定了他们明显对敌对国战略缺乏洞察力，而将国家的命运轻掷于想当然之间。当然，处心积虑的对手，也着实让中堂大人难以应付。站在国际政治斗争大格局的角度来看，就算此时侥幸躲过了刀兵之灾，日本人总还会找碴打上门来的。没有可充当坚强后盾的国力和军备，真命天子又被一个坐在幕后的老女人叶赫那拉氏随意摆布着，凭什么和人家对垒？
日本人见清政府上钩后，立即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高级将领参加的战时大本营。6月5日，日本派出800名海军陆战队员直奔汉城。紧接着，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8000余人的混成旅团，于6月16日在朝鲜登陆，抢占了汉城到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松岛”、“千代田”、“高雄”、“赤诚”、“紫筑”、“大和”、“八重山”、“吉野”等8艘战舰，控制了釜山到仁川的海域，布设水雷，进入临战状态。
李中堂这回可是真慌了手脚。
他眼瞅着鬼子抢占了汉城、仁川等战略要地，却拿不出有效的应变措施。无奈中，只好祭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宝，请英俄两国出面向日本施压，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想让英国舰队出兵横滨，给日本施加压力。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精于算计的英国绅士，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不过，英国人总算还是给了中堂大人一个面子——促成了中日两国代表坐到一张桌子前来谈判。但日本人的态度极为强硬，坚决拒绝了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建议，致使谈判破裂。这也是日本人想要的效果！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与清政府绝交。
中堂大人不想打也不成了！说到打，应该说中堂大人还是有本钱的。李中堂的淮军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先进的陆军部队，一色的“克虏伯”山、野炮和“温切斯特”连发枪，并不亚于日军的精锐。海军更不用说，拥有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庞大舰队，共有战舰78艘，总排水量约8.5万吨。尤其是“定远”、“镇远”都是当时亚洲第一流巨舰，倘单以吨位计，它甚至超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海军的任何一艘水面舰艇。
日本海军拥有战舰31艘，总排水量约6万吨，但铁甲舰只有较陈旧的“扶桑”一艘。当然，日本还拥有航速和火炮射速都优于中国的“吉野”装甲巡洋舰。以清政府当时的军力，与日本相比，最低限度也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无怪乎举国上下一致乐观，都认为弹丸岛国日本不是泱泱中华之对手。就连气势汹汹的日本人自己，尽管外表声色俱厉，内心却未尝不在犯虚。天皇御前会议制订的具体计划是：
陆军主力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击败北洋舰队。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渤两海制海权，则直捣北京；倘胜负未决，则陆军固守朝鲜，海军控制朝鲜海峡，与陆军相互策应；倘海战失利，则退守本土，严防中国进攻日本本土。
可见当时日本对“打败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十分把握。军力对比，伯仲之间。要较量的就是素质了——军事思想、决策指挥、战役战术素养等。可惜这些恰恰是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和军队最虚弱、最提不起之所在，可以说是未战就已输给对手三分。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分明是大战在即，有着一支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却听任日军从从容容地控制朝鲜西海岸各海口、调兵遣将、运弹馈粮而无动于衷。在朝鲜的陆军部队也听任日军挟持朝鲜国王、抢占要地而毫无反应。
这还能不挨打？
7月16日，光绪皇帝下谕李鸿章对日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