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四路大军之中，孙连仲部四万五千余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和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准备夹击河北重城邯郸。
刘伯承形象地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邯郸，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平汉铁路线上，是华北平原的一处战略要地。
邯郸，是古代赵国的都城，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有多少动人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历史事件曾在这里发生。
国民党的大部队来了，要抢占这一华北名城。
中央军委指示：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即将到来的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意义极为重大。
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全部力量，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争取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刘邓受命之后，立即分析形势：
敌军方面，虽兵力多、装备好，但弱点极为明显。一是远征新到，地理民情不熟，远离后方，且不善野战。二是敌军内部派系不一，矛盾重重，特别是其中新八军和四十军乃是“杂牌”，与蒋嫡系不和。
我军方面，虽野战兵团组成不久，装备较差，且连战之后未经休整，但刚刚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士气高昂，同时还有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
刘邓判断：以我之优势，完全有条件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10月6日，军区下达关于进行平汉战役的命令。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等兵力共六万人，动员十万以上民兵，以两个月的时间，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线进犯之敌。并对战役作了周密的军事布置。
10月20日，刘邓率指挥部离开涉县赤岸村，进驻到太行山麓的与邯郸近在咫尺的峰峰煤矿，实施对平汉战役的前线指挥。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歼灭战。对于这次战役，刘邓进行了细致周密的战略部署。
10月中旬，战役开始。我军首先以一纵队将从河南新乡北进的敌人遏止于邯郸以南。24日，待敌人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我军迅速将敌军包围并实施不间断地攻击。敌军急忙收缩，并急电向蒋介石求援。26日，敌石家庄、安阳之部队前来增援，我军调集部队实施阻击。当时的战争形势是十分险峻的，仗打得也是十分激烈和紧张的。我军一面加紧攻击被围困之敌，一面加紧打援，一面加紧分化瓦解敌军。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赴敌新八军，积极作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工作，晓以大义，敦促起义。28日，我军向被围困的敌军发起总攻，在周密安排下，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宣布起义。新八军的起义，使敌人兵力骤减，部署出现缺口，军心动摇。31日，敌军开始向南突围，我军早已按部署先机转移到敌军退路两侧，并立即对南逃敌军实施多路突击和兜击。到11月2日，除少数漏网者外，敌军被我全歼于清漳河以北地区。
这次战役，新八军起义，我军毙伤敌三千余人，俘虏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其以下一万七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上党、平汉两大战役胜利结束了。
至今，提起这两个战役，父亲仍是感慨万分。他几次对我们说：“我们这个野战军，从抗战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一天打仗。最多只能整训一个礼拜，十天都难得呀！”
他说：“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定双十协定。”
他充满感情地说：“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
父亲从来话很少，也从不谈个人的历史，但讲起打仗，他的话就多了。他总是说：“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地就学会打仗了！”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陈毅元帅的小女儿姗姗来我们家玩儿，父亲看见她，还在说：“我从你爸爸那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
父亲讲的都是真话、实话。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军事家，这路，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于上党、平汉两个战役，父亲曾作过详细的回顾和总结。
那是1989年11月20日，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云集人民大会堂（因为刘邓野战军最后被编为第二野战军，所以刘邓部队的人，习惯地把刘邓的这支部队统称二野）。
编写二野战史，刘已过世，邓当然要到会。
父亲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的老战友们，讲了一篇话。
他说：“在战争年代，二野在每个阶段都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在解放战争中，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局面，都处在这个局面的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一个大门，预计敌人首先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签订双十协定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阎锡山，打了个上党战役；一路马法五、高树勋，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处在针锋相对局面的前面，处在大门口的位置上。那时同国民党的摩擦，几个大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从山西、河北、山东到河南这一片。这里是个大门，敌人首先进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口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三万多人进攻上党区，我们才多少？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而且成团的建制都没有，真正一个完整的团都没有。从人数、编制上讲，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将军，那时李达在前线，但下面的将军都不在。陈再道也不在，是和我们一块乘一架飞机飞回太行的。一起飞回来的有刘帅和我，陈锡联也是，陈赓也是，还有二野和其他野战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宋任穷那时留在冀南，也没有将军。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回到太行山。是美国人帮了忙，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飞回太行的。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敌人完全消灭掉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接着就是国民党十一战区马法五、高树勋两个副司令长官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马法五的第四十军，还有第三十军，两个军都是强的部队。就是高树勋的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锡联不是在马头镇碰了一次，一碰就是几百人伤亡。高树勋的功劳很大。当然，没有高树勋的起义，敌人也不会胜利，但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就是因为高树勋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全部被消灭了，只跑了三千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打平汉战役时比打上党战役时困难，好处是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部队还是一个游击队集合起来的整体。打了上党战役，疲惫不堪，接着又打平汉战役。
“打平汉战役时，我们后面队伍没赶上，没到齐。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坚持到我们的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我们的队伍还没到齐，敌人就开始进攻了。那次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不错，实现了坚持五天的任务，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赶上。那次我们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就是说服高树勋起义。如果硬碰硬地打，他不可能取胜，通不过去，但我们伤亡会很大。他至少可以把主力向南撤，撤回石城、安阳去。这是比较公道的评价。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是很大的，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他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联系比较久，所以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到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因为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形成矛盾。李达一到那里，见到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的，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以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起义后的第二天伯承同志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决定将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去。这样，马法五的两个军一下就溃退，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这是一场政治战争。
“所以说，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我们，都是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前线。打摩擦仗，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进攻的大门是这个区，是二野所处的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
当时，年过八十五岁的父亲讲这一番话时，充满了激情。二野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将军们听着这些话时，也都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11月的北京，已是秋意盎然，寒风乍起，但在人民大会堂里，却是明明亮亮，暖意融融。回首这些艰苦而又辉煌的历史片断，在这些年逾古稀的老战士的心中，掀起了一片春天般明朗的情怀。
平汉战役结束后，在峰峰煤矿，由父亲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晋冀鲁豫局的全体会议。
会议对全区工作做了统一部署，对于群众工作，经济工作等作出了安排。
此次会议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调集二十五个团的架子支援东北，同时进一步组编本区部队。
至此，全军区共组成六个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之。
至此，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建立了二百个县市政权，拥有城市百余座，全区部队发展到三十一万余人，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基本完成了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
11月中旬，刘邓率前方指挥部返回涉县赤岸。在赤岸，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胜利的大会。
根据自卫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离开涉县，迁往邯郸以西的武安县的下柏树、龙泉一带。
12月底的一天，野战军司令部整队出发，离开了太行山的这一个小山村，离开了在阳光下粼粼闪光的清漳河。
刘邓和他们的部队，在赤岸这个小山村中整整驻扎了五年有余。在五年的时光中，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中研究形势，研究敌情，召开了多少会议，发出了多少道作战命令。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这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部队的心脏和灵魂。多少战斗的残酷激烈，多少生活的艰难困苦，都和这座小山村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天，他们离开了这里，胜利地离开了这里，去奔赴更大的战斗天地，去迎接更辉煌的胜利。
太行山和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这支人民的军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刘邓和他们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永远不会忘记太行山那勤劳朴实的人民。刘伯承元帅逝世以后，他的一部分骨灰，掩埋在了太行山上。他完成了他的心愿，永远静卧在太行山的怀抱之中。
我不是太行山人，但我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是太行山人。从小儿，我就常常听父亲母亲讲太行山，讲太行山的山，讲太行山的水，讲太行山的老乡，讲太行山的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在我心里，太行山是那样的亲切，太行山的一草一木，都仿佛与我息息相关。
我采访过许多太行山的老战士，讲起太行山，讲起太行山的山和石，讲起太行山那金黄色的柿子和赤红的大枣，讲起太行山那一段战斗生活，每一个人都显示出格外的自豪，显示出格外的眷恋。他们的激情，不止一次地令我大为感动，令我对太行山产生了一种不同一般的神往……
1945年，在12月的冬日中，刘邓，率领他们的这一支部队，士气高昂地向东迈进了一步，开始迈向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