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称是LostGeneration，原本是指美国二战之后的那一代，被称为迷失的一代。但这个词近几年重新被提及，主要是指一直想通过努力挤入主流阶层，但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达到目的，自我感觉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一群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逐渐丧失了信仰。尤其是以在大城市打拼的20多岁的年轻人居多。
镜头：
小杜来自西北偏远的山村，那里闭塞、落后，小杜的父母整天教导他要好好学习，有朝一日走出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他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这样的种子，于是在学习上异常努力，别的孩子去玩耍的时候他在学习，和其他小孩一起放羊的时候他还是不忘学习，他本来就天资聪颖，再加上学习刻苦，终于成为了山窝里的金凤凰，承载着全家人的梦想，考入了西安一所知名大学。毕业之后，他放弃了回小城过安稳日子的想法，觉得既然想要成大事，就要到大都市去闯荡，于是他满怀希望，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上海。
在来到上海之前，他是作足了心理准备的，他知道这里的消费高，竞争激烈，而且他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的帖子，这个帖子让他知道了奋斗的不易，也增强了他奋斗的勇气。然而来到上海之后，他发现现实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他大学学的是营销管理，但是上海管理人才多得是，再说了，任何一家公司也不可能让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去做管理人员。他只好找了一份销售办公器材的工作。每月底薪1500元，苦苦挣扎了几个月之后，工作虽说顺利了许多，但是仍旧起色不大，他觉得他走的路与自己理想中的道路渐行渐远，身心疲惫的同时，心理上也愈发迷茫，在偌大的上海滩，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不知不觉中，小杜成了“LOST一代”。
解读：
在“LOST一代”中，绝大多数是当初怀揣着希望与理想，来到大都市实现人生价值的，他们一直在这个繁华梦幻、充满着各种欲望和价值观的都市中奋力地拼搏，希望能够通过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现实中的种种因素，却让他们始终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并渐渐地在现实中迷失了自己。然而，不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是难以到达成功的彼岸的。年轻人没有资本，缺少阅历，但是却有充足的时间和足够的上进心与学习能力，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相信他们最终能够取得成功。
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是美国学者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说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城市病比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问题逐渐显现之时，会出现城市人口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的现象，并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在这里是指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在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投资方向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与乡村地区，出现了城市中人口减少、经济衰落的现象，这种衰退在城市的“内城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乡村地区人口却比以前增加。然而在城市化水平并不十分高的中国，出现“逆城市化”
现象，可以说是不正常的，不得不引起社会的深思。
镜头一：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白领人士希望自己能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写字楼里上班，周六、周日在农村田园风光里休闲度假的“五加二”
式的生活。而据北京某机构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段时间内想要把资金投放在郊区，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而在东南沿海，则有不少城里人中意那些无人居住的无名海岛，并计划如何在那里投资，重新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镜头二：
李果家的新房是一栋精致优美的三层别墅，建于一个池塘的旁边，外墙的黑白色调与周围的农田、小池互相衬托，俨然一副江南田园民居的味道。
李果一直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将自己的户口转到城市，因为有了农村户口，就有了宅基地。
“房子是自己一砖一瓦盖的，周边的花草树木是自己一棵一棵种的。这样花园式的住宅环境，我恐怕在大城市打拼一辈子都赚不到。”
看着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李果满脸的幸福。
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李果比较看好IT业在杭州的发展前景，决定留在杭州工作。对于大城市，李果至今仍有着一段“拥挤”的记忆：
每天清晨7点30分闹钟准时响起，自己在杭州某个小区的群租房内醒来。三室一厅房共被隔成五个房间五个家，他的私人空间仅十几平方米。
几年之间，他从当初公司的小职员一步步成长到了部门的主管，于是他萌生了落户城区的想法。
2008年时，他和女友觉得，应该买房结婚了。
“我们没有条件做‘啃老’族，双方父母都是农民，不能要求他们资助我们甚么。但自己的存款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30万元，全价80万元上下的房子。”
2009年年底，两人本想把房子定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房价疯涨，涨得让人胆战心惊。
“市区的房子起码200多万元，一算还得贷130万元，分30年还，一个月7000元左右。”李果说。
面对不停攀升的房价，李果开始泄气，自己的收入已算所谓“白领”，却因为一套房子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时加班至半夜回到出租房内，却失落地发现，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连这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都不属于自己。”过完年，李果就放弃了在杭州市区买房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买不起一套理想的房子。
2010年年初，李果开始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房，李果说：
“原先购房时觉得紧巴巴的60万元，没想到用起来还略有剩余。”
李果的房子让人看起来非常宜居，除了三层小楼，小院围墙、花坛也都是修葺一新。李果透露，房子内部花了30多万元，外面的返修花了十几万元，剩下的钱准备下半年凑凑再去买一辆车。
“买了车后，每天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和在市区里挤公交也差不了多少。”李果如此说道。如今他家里有宅基地有房，遇到拆迁不仅能得一百多万元拆迁款，还能分几套回迁安置房。前几年村子里流行“农转非”，然而现在看到农村的发展情况越来越好，很多人都后悔当初自己作出的错误决定，都在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将户口迁回来。
在李果看来，“逆城市化”并不是“逆潮流”，只不过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而已。
解读：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流行起了一股打工热潮，数以万计的农民工纷纷拥入城市中的各个角落，为城市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曾经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特色。但是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从农民工到普通白领，很多人对大城市的好感正逐日减淡。
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逆城市化”不过是短时期内一个小潮流，不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一现象不容忽视。比如对于大学生“非转农”引发的问题，政府要为他们申请经济适用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他们的条件，指导他们在城市创业、就业，只有将事业扎根在城市，他们的心才会留在城市。
另外，“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也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它也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由于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这会大大地减轻城市的空间压力，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病”，利于城市健康向前发展。当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需要优化自身的功能，并对城市自身结构进行调整。同时“逆城市化”还能帮助小城镇和乡村更好地规划和建设，完成与中心城市的对接，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第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
2.“北上广”的伪幸福
“北上广”一直是高学历人才的聚居地，是他们的就业首选地，而让人羡慕的高薪、良好的职业前景以及高度完善的城市功能，都是让这些高端人才选择大都市的重要理由。
对于要步入职场的高校毕业生以及不在“北上广”的人来说，“北上广”对他们无疑有着无限的诱惑，他们认为那里将会有他们五彩缤纷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镜头一：
张大伟，男，1981年出生，本科，在广州一家外企做人力资源助理，月薪6000多元；郑玉，女，1983年出生，本科，在广州某图书公司做设计师，月薪2500元。二人结婚已经四年，目前定居广州，供房，无车。
张大伟和郑玉于2007年国庆节结婚，郑玉说：
“那时候我们的资产全部加起来不超过六万元人民币，结婚的时候办酒席，拍婚纱照，买戒指，去了一趟他老家，又回了一趟我老家，来回一折腾，最后所剩无几。
“结婚以后，生活依旧平淡无奇地过着。很多同学都觉得我们应当买套房子，但是我觉得广州的房子太贵了，无力承担，准备回老家买。因为我清楚，以我和老公的工资还房贷，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头脑中没有出现过买房的想法。但回家后还是忍不住和老公说了一下，想想要是在老家买房也没甚么机会住，就决定在广州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在近郊买个60万以内的，借钱交首付以后就慢慢供，当时老公的工资也涨了一些，我们两个人收入一个月7000元，租房费、生活费以及补贴家里的费用每月控制在2000元以内，每个月可以存5000元，也供得起，于是一起去看房，最后看中了一套72万元的房子，90平米，首付20万元，15年贷款52万元，每个月还2600多元，向家里的哥哥借了10万元凑足首付，我们又交了中介费、契税，购置了一些家具，过完春节，发现除了一套空荡荡的房子外，我们手里的钱已经不足1500元了。
“接下来就过上了还房贷的悲惨岁月，因为工作的原因，老公被外派了，到另一城市的分部去工作，周末才回广州，而我离家又远，天天住在公司，这么一来，广州的房子就空起来了。于是我们就以每个月2000元的租金把房子租了出去，再加上我们俩的工资，每个月能有9000元的收入，供房、租房、生活费等，每个月5000元，固定存4000元。
2010年5月，在我的宝贝女儿出生之前，终于把借老家哥哥的10万元还清了。2010年7月女儿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大幅增加，像泄了洪一般，由于老公仍旧在外地，女儿由我妈帮我带，女儿出生之后的账都没有好好记清楚。
2010年10月，因为利率上调，把自己的积蓄，加上和我妹借的，总共提前还了8万元给银行。
11月份，老公的工资终于涨到差不多可以领6000元了，而我的收入11月换了工作之后有所下调，变成现在的2500元，从老公回广州工作起，家里的房子就不再出租了，我们目前的总收入是8500元。供房每个月2000元，物业费、水费、电费、天燃气费、上网费、电话费等共计1000元，其他生活开支零用等2500元，在绝不生病的前提下，每月能存上3000元。现在要努力挣钱，不然等过两天女儿上了幼儿园就要变成城里的“月光族”了，现在的幼儿园可都是天价啊……”
镜头二：
春娇和志明夫妇二人，在深圳已经安家四年了，现在买了房，买了车，也有了孩子，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然而即使这样，奋斗在这座竞争异常激烈的移民城市也让这对夫妇备感压力。“在深圳，永远有赚不完的钱，前面有那么多的标杆人物，很多自己创业的大学同学也都已经小有成就。”志明说。然而沉重的房贷、孩子日后的教育费用以及父辈养老问题让他们觉得难以松懈。
“可能别人觉得，我们夫妻俩在大城市买了房、买了车，从此没有后顾之忧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承担着多么大的压力，有时候甚至觉得喘不过气来。”志明说。
妻子春娇说，2007年的时候他们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层，目前还欠银行近80万元。她算了一下每个月的家庭花销，孩子上幼儿园要2500元，养车在2000元左右，房贷每个月4500元，日常开销大概3000元，如果请客吃饭，一次动辄千元左右，每个月怎么着也得花一万多。
“我们现在就是想尽快把房贷还完，否则的话，每个月基本上没有甚么结余。”
而他们的忧虑还不仅仅是这些，除了目前的现实问题之外，还有将来的长远负担。由于他们所买的房子对口的不是重点小学，将来孩子读小学可能还涉及一笔高昂的择校费。
另外，两人都来自农村家庭，双方父母医保都比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笔用于将来抵御疾病风险的钱也需要存下来。春娇说：
“父亲年纪大了，还有高血压。婆婆身体也不怎么好，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们生病，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能够健健康康。”
解读：
很多人觉得在“北上广”工作的人都能赚到大把的钞票，每年回老家都能拎着鼓囊囊的大包小包，在“北上广”打拼的人表面风光无限，春风得意，然而内心苦楚，就像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说不出，只有自己才知道其中的滋味。在这些城市里，人口多，压力大，消费高，竞争激烈，每天上下班耽误在路上的时间又非常多，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回家做饭，这不是那些在二、三线城市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人所能体会的。而且，在一线城市奋斗的人有很多人的工资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高，有些人只能满足温饱，甚至有些人有可能只是拿着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仅够生存而已。
3.城里的人想出去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因为事业没有起色，或者迫于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不得不离开自己曾经深爱着的大都市，去往二、三线城市发展，舆论上称这种行动为“逃离北上广”。
镜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