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时，姜尚制订的六条用人标准是“一日仁、二日义、三日忠、四日信、五日勇、六日谋”。其中五条都是政治标准，即“德”的标准，只有第六条“谋”讲的是才。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在谈到选择人才的标准时，一般也以“德”为先。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拱之。”管仲讲：“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
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在乱世时，为应付一时的急需，网罗“鸡鸣狗盗”之徒，或行“唯才是举”，但多数仍恪守以“德”为主的政治标准，有的甚至把“德”提高到区别君子、小人的高度：“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唐太宗李世民“嘉纳”了魏征提出的十二条识别官员的标准，这就是“六正、六邪”。
所谓“六正”是：一日，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日，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日，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日，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患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日，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所谓“六邪”是：一日，安宫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日，主所言者皆曰善，主所为者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日，内实险波，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陷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日，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日，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日，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以上“六正”中，良、忠、贞、直臣都是就其德而言的，“圣臣”是两方面兼而有之，只有“智臣”是就其才能而言的；“六邪”之臣则全部是就其德而言的。李世民用人坚持“举行能之人”，要求官吏“才行兼备”，但实际上他是把德置于才能之上的。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对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影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关于这一点，魏征说得很清楚：“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若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具备，始可任用。”
李世民因有明确的用人标准，所以就团结了各方面才行兼备的人，如有秦王府的重臣，有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有隋亡后的降臣。不管是哪方面的人，只要符合他的用人标准，都能放在恰当的位置上。这样在他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朝廷人才济济，上下一体，才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有名的“贞观之治”。
以史为鉴，研究用人标准和用人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属于“六正”的好干部用在关键岗位上，而把那些搞“六邪”的不良之辈逐出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岗位，这样才能使事业兴旺发达、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