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无聊的争议，莫过于北宋王朝的“濮仪”事件和明王朝的“大礼仪”事件了。
北宋王朝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被封为濮王）赵允让儿子赵曙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元1063年，赵祯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于是就发生了在一般人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即赵曙应该称他的生身父亲赵允让什么？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父亲，这是无可非议的，可以理解的。可是，以大名鼎鼎的司马光为首的一派，却主张应该称他的生身父亲赵允让为伯父。他们认为赵曙是“小宗”入“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的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应称为伯父。当时，两方都拥有庞大的党羽，尤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御史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他的父亲为伯父。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陈述，国家兴亡就在这一称呼，赵曙也深为蔡伉的行为所感动。另三位党羽是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是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纳人小人系统，请求处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父亲时，司马光的党羽汹汹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事，要求辞职。
这就是北宋王朝发生的有名的“濮仪”事件。本来这是一件小事，怎么称呼由皇家自己决定就行了，根本没有在朝堂争议的价值和必要，但封建士大夫却认为这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争论不休。
他们对这件小事争执激烈，而对丧权辱国的军国大事又是怎样的呢？
在和西夏的战争中，北宋王朝在每战必败的情况下，只好谋求和解，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且每年向西夏帝国缴纳大量银币、绸缎、茶叶等。对这样的军国大事并没有人弹劾和争议，这显示出士大夫没有辨别是非、权衡轻重大小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点和本质。
时间过去了四百五十多年，到了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结束了他腐朽的一生。也由于他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熄继位。因为朱厚熄是以亲王的身份人承大统的，于是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事件。这实质是北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
“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熄是已故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次发生，但它竟然发生了。当时正在兴隆的理学家认为，“小宗”人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熄虽不能作为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祐樘（即朱厚照的父亲，明王朝第十任皇帝孝宗）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那就是说，朱厚熄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刚一提出，朱厚熄便说：“父母和伯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因朱厚熄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早死，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今湖北安陆）前往北京，走到通州（今通县），听到这个消息时，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要失去儿子。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朝中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一篇《崇祀兴献王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官员宣布：“大家的行为都要以此为准则，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
恰好这时宫中发生大火，杨廷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老天爷对违犯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必须要朱厚熄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老天爷才会宽恕。朱厚熄母子自问不能得罪老天爷，只好照办。但在火灾熄灭后不久，朱厚熄就坚持要恢复正常的称呼，杨廷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熄毫不挽留，立即照准。
公元1524年，朱厚熄即位第三年，正式恢复旧称，即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这使卫道士大为震惊，一个个狂奔乱呼，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响应，大臣王元正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朝臣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匍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用拳头擂着宫门，扯起喉咙放声大哭，于是官员们都跟着大哭起来。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熄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熄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决不停止。
于是朱厚熄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监狱，第二天再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九位官员竟死在廷杖之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但被贬窜到蛮荒边区。
士大夫对此无味的事争执不休，有的人甚至搭上了生命，而对朱厚照即位到死去的十多年间，一心一意寻求长生不老，把朝事只交给奸相严嵩办理的大事一概不闻不问，可见他们麻木到了什么程度。这也证明明王朝已腐败透顶，末日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