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国红
铜镜是用青铜制作的照容用具，亦称“青铜镜”、“照字”、“铜鉴”（少数用铁铸成，称“铁镜”）。玻璃镜未发明前，古人都用铜镜照脸。铜镜以泥范铸造，铸成后，铜镜的正面须用玄粉和白旃摩擦才能光洁明亮，供人使用。镜背面常铸有各种纹饰铭文，既实用又美观。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铜镜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战国时期铜镜已很盛行并逐渐形成了规范化的完整体系，如楚式镜等。铸镜技艺也很发达，出现了地纹与主纹等重叠、镂空、镶嵌宝石等工艺，常见的图形有山字纹、龙凤纹、怪兽等。秦汉以来，经济文化兴旺发达，铜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广为应用。这时铜镜逐渐厚重，并出现铭文镜。铭文多为吉祥语，图案多见仙人图形、神话故事、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仙禽瑞兽、几何图形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苦难穷困，人们从求佛超生中寄托希望，佛教艺术在铜镜工艺中大方光彩。唐代，铜镜工艺发展到高峰，不仅出现了金银错、金银平脱、镶嵌螺钿等特种工艺，浮雕、高浮雕等装饰手法兴起，而且图案装饰风格往往中西合璧，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图案内容多象征爱情、幸福、长寿等，如并蒂莲开、蝶恋花、鸾凤衔绶等，另有神话传说、吉祥语等。形状除圆形外，尚有菱花形和方形等多种，并新创有柄可执的铜镜，图案富丽堂皇，书法圆浑秀丽，语句风雅成趣，反映了唐王朝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征。五代宋元以来，铜镜重实用，不尚装饰，铜镜工艺逐渐衰落，线条趋于纤细，浮雕显得粗糙，但各代均有精品出现。常见的图形有缠枝花卉、人物故事、生活中的图形（如蹋足球），少量的具有文人写意画的意味。清代以后，铜镜逐渐为玻璃所代替。铜镜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是传统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同时，因其时代特征鲜明，又成为古代墓葬断代的标准器之一。
铜镜，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它铸造精良，形态美观，纹饰华丽，铭文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铜镜的背面装饰着各种纹饰和铭文。这些纹饰和铭文的产生和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镜背面积较小，纹饰选用的题材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因此而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本文不揣冒昧，拟结合古籍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铜镜在古代社会民俗中的“另类”用途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期请指正。
导淫之具——镜屏
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十分荒淫，房内生活无度，为追求性生活的极乐享受，除了使用种种性药、性具刺激快感外，铜镜也被用来作为导淫之具。
唐代韩惺的《迷楼记》、《海山记》和杜宝的《大业拾遗记》均载，隋炀帝杨广性生活放荡而无节制。有个叫上官时的人谙知皇帝的心理，送上乌铜屏36面，每面高五尺、宽三尺，磨以成鉴，可围成屏风，环置于寝所。隋炀帝命将其搬上迷楼，御女于其中，又亲同美人幼女，将衣裳脱光，裸体相戏，淫状一并映入镜屏之内。炀帝乃大喜曰：“绘画得其像耳，此得人之真容也，胜绘画万倍矣。”乃赐上官时千金。这是有关铜镜导淫的最早记录。单件的镜屏通常是用木架框立于地，也有些是镶在墙壁、天花板或地板上的。
清村愚《明朝轶文拾零·荒淫的宣德皇帝》载：明宣宗朱瞻基为了尽情淫乐，特意在宫内建了一个镜室，室内的四面墙上及天花板、地板上都嵌满了铜镜。同时，在室内供着欢喜佛，挂着春宫画，他经常与妃嫔在镜室内纵欲，形影相照，以此为乐。1979年在山东淄博窝托村出土的一件长1 15．1厘米、宽57．7厘米的长方形铜镜，是迄今已发现的惟一一件镜屏实物，上述隋炀帝的迷楼和明宣宗镜室中所用的成组铜镜当由此类铜镜组成。
象征爱情——半镜
自古以来，人们常以“半镜”象征夫妻分离，以“破镜重圆”喻夫妇失散后重聚或离而复合。东汉《神异经》载：“昔有夫妇相别，破镜各执其半。后妻与人通，镜化鹊飞至夫前。后人铸镜，背为鹊形，自此始也。”这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半镜”记载的最早材料。另据《太平广记·气义》载：“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人权豪之家，当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德言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德言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垣娥影，空留明月耀。’陈氏得时，涕泣不食。素知之，即召德言，还其妻。”
考古发掘中，有的合葬墓中夫妻各自棺内或棺前置半面铜镜，也有的单人墓中只随葬半面铜镜。1958年在河南洛阳烧沟发掘的第38号夫妻异穴合葬战国墓中，男女两棺各出半面素镜，从两个半镜的断痕上看，二者完全吻合。两个半镜原本是一面完整的素镜，生前为夫妻共同拥有，当一方逝去时，将此镜打成两半，把其中半面随死者下葬，另一方逝去时，再将剩下的半面与之随葬，从而使夫妻“破镜重圆”。1975年在西安市北郊发掘的1号汉代合葬墓中，夫妻棺前各置半面连弧纹镜，二者合在一起是一面完整的镜，系下葬时人为击破后分置夫妻棺前。1986年在安徽省淮南市下陈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墓出土的昭明镜仅存半面。显然，这种以半镜随葬的做法象征的是夫妻间无法割舍的爱情。
镇鬼降妖——辟邪镜
古人认为，铜镜能发光（实为反光），具有镇鬼降妖、去邪消灾的功能。汉以后铜镜上铭文有辟邪内容的相当多，如“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宁”，或“……五帝三皇，白牙单琴，黄竟除凶，朱雀玄武，白虎青龙”等。据《龙江录》记载：“汉宣帝有宝镜如五铢钱，能见妖魅，常常佩之。”东汉方士郭宪在《洞冥记》中说：“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镜，广四尺。元封中，祗国献此镜，照见魑魅，不能隐形。”唐时一些传说更夸大了镜子的这一功能，王动《古镜记》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隋末王度得一宝镜，屡次以此制服妖魁，后来其弟王绩也凭借此镜的魔力，降服鬼怪，数年后，镜即化去不见踪影。古人相信镜子的这一功能，无论在中国或外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似乎对镜子都有一种神秘的感情，都相信镜子有一种人们捉摸不透的魔力。很多传说、神话中都有镜子降服鬼怪的故事。
古人不仅将铜镜用来在阳间镇鬼降妖，而且也用于阴间驱鬼辟邪。
秦汉至明代的许多墓葬中，有些铜镜的随葬方式十分特殊，有的置于墓室天井下、排水孔，有的悬挂于墓顶或墓壁，钉（嵌）于棺壁，竖立于墓主头前足后，盖于墓主面部，置于墓主身上（胸、腹部），握在死者手中，还有的镶于面罩板内、置于腰坑等。铜镜在墓中这样的放置形式显然都不是仅仅作为死者生前用品随葬的，其用意还在于驱鬼辟邪，保亡灵安宁。
古人认为灵魂不灭，人活着受灵魂的支配，即魂魄与人体合一；人死后形魄入土，灵魂归天，归天之魂谓之鬼。考古发掘证实，我国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即有鬼魂不灭的观念，以为冥冥中的鬼魂与人同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的分化，人们对于鬼魂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认为鬼魂世界有尊卑之别，即人死后有的升天成神，有的在冥府为官，有的受冥官管辖，有的则沦为游魂，生活在另一世界的鬼魂能降福或作祟于人；并认为冥间还有怪兽，它们不但时常作祟人间，有的还会进入墓穴侵害死者。
其中被认为会到墓葬中为祟死者的主要有野鬼、厉鬼、魍魉和媪等，为防止传说中的上述鬼魅进入墓中作祟，人们采取了许多对付它们的手段。据《风俗通》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魍魉畏虎与柏，故前立虎与柏。’”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战国时期的有些楚墓已出现了专门用于驱鬼辟邪的镇墓兽，汉以后各地的多数墓葬都设有镇物，除特制的镇墓兽、镇墓瓶和石敢当外，许多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佩饰、兵器和生活用品都被用作驱鬼辟邪的镇物放在墓主周围或墓室，铜镜就是其中最常见的镇物之一。
祛病除魔——辟疟镜
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古人无法解释人体出现的疾病，认为患病是因鬼缠身所致。自远古直至近代，巫术一直是民间对付疾病的重要手段。被认为具有驱鬼辟邪功能的铜镜也被当成了“治病”的工具，这种用途的铜镜叫辟疟镜，患疟者照之即愈。前述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照胆镜据认为具有“诊断”病因的功能。据民俗学调查显示，巫医在通过巫术诊断出病因后，通常还会以巫术结合具体的内外科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但也有纯粹以巫术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明代就有以古镜照辟疟鬼而治好病的故事。明陆杰《庚巳编》卷四：“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首熏面，胡涂不可辨。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息失去，病实时愈，盖疾鬼畏其形而遁也。世以为宝。到弘治中兄弟分财，各得其半，再以照疟，不复见鬼矣。”
占卜吉凶——镜听占卜是巫术活动的一种，在我国自商周至近代一直流行。商周时期主要采用龟甲和蓍草或竹棍进行占卜，以后各地又陆续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大致有动物卜、植物卜、食物卜、人体卜、扶乩（ji音击）、工具等几种。以铜镜占卜从唐代开始流行，俗称“镜听”或“镜卜”。唐王建《镜听词》曰：“重重摩擦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元尹世珍《琅邪记》卷上：“镜听咒曰：‘并先类丽，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神灶，双手捧镜，勿令人见，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镜听》：“次妇望夫綦切，足岁大比，窃于除夜以镜听卜。”
佛家的业镜与道家的照妖镜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官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
侦测忠奸——照胆镜
传说秦始皇有一面宝鉴，能见人肝胆，名为“照胆镜”。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宜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这里所述的方镜，就是一面约高136厘米、宽83厘米的长方形铜镜，它当然无法用来照人的肝胆，秦始皇利用人们对铜镜的敬畏心理和神秘感，妄称他的宝镜能照人肝胆，说谎者以为在铜镜面前无法掩饰，自然会神色慌张，于是被认为有邪心而遭杀身之祸。铜镜在西汉晚期就已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铜镜的崇信有增无减。北周庾信《镜赋》曰：“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可见直到南北朝末期，人们对于“照胆镜”的存在仍深信不疑。从文献记载来看，这种铜镜一直到清代仍在宫廷中存在，但其神秘性已渐趋淡化。
总之，铜镜虽小，但是作为艺术作品，它们却在整体性和本质性上蕴含着不同的时代文化精神。它们的文化视野极为广阔，文化内涵丰富而深邃，它们的写意艺术性超越时代，古今相通，而它们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启迪意义，更是渗透到古今文化的各个领域。
通过铜镜在各个时代社会生活和民俗中的作用的研究，有助于大家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从而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发扬和壮大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中国的民俗涵盖的内容丰富，很多民俗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可以增强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作者简介
司马国红，男，1968年10月出生，河南洛阳市人。现为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