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秋天，在鲁西北，朱红灯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登上舞台。9月17日，在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两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7]。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5]
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5]。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31]。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32]。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连续抢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教民，要求赎金。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烧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33][5]
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34]。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5]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钱财。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33]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35][14]。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注3]。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33]
直隶东南[编辑]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镇压，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1）官府出钱宴请，2）出钱三百吊请戏班唱戏，3）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37]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抢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37]
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37]
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是比较谨慎的，不敢随意，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和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38]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37]
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1900年大爆发[编辑]
参见：庚子被祸五大臣、张德成及曹福田
袁世凯来到山东之后，采取了与毓贤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9]；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40]；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40]，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41]；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40]；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40]。如此，袁世凯并未通过血腥镇压就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沉寂下去。
直隶总督裕禄开始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42]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21]。由此可见两人的差别是，袁世凯防患于未萌之时，他积极地消除火灾隐情，使之不着起来，但是裕禄是在火灾发生后四处救火。
1900年1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清廷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6]。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6]。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变法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6]。现在，清廷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6]。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仍然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符合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21][18]。
1月11日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法、德、美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取缔拳会[7]。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但开罪帝国的太后、让她过不好年意味着怎样的后果，这些外国公使却是不晓得。
2月19日，清廷采用内部廷寄[注4]的方式指示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43]。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清廷的做法。
2月，除了南边的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中国的新年[6]。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6]。
3月2日，英、法、德、美、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清廷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上发布上谕[14]。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44]。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5]。
3月14日，毓贤调任山西巡抚[45]。山西本没有义和团，但是在毓贤的鼓励下，义和团也在山西兴起来。这年夏天，毓贤纵容义和团滥杀教民[27]，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27]（参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清政府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46]，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清廷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6]，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14]。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38]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6]。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47]。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48]。
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卢汉[注5]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35]。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5]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教民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和互相侮辱。第二天，这个教民伙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四条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49]。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50]。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5]，一说有70人[6]。
但总体来说，5月之前，义和团的攻击是有限的。5月8日，驻京美国公使报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义和团攻击美国传教团以及骚扰传教士所在村镇的案子。”[51]保定的一个传教士在5月10日致美国家人的信中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没有发生什么不测。”[52]这些报告部分反映一个事实，即义和团的斗争仍然主要是针对天主教的，新教教徒相对安全[6]。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35]，仍不取缔拳会，任由拳会发展。
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闹大，只好放人[53]。
5月12日爆发了涞水事件。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教民认为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的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蒙受屈辱的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7]。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6]。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教民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6]
5月23日，裕禄得知涞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38]要求严惩义和团。
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38]禁止他剿灭义和团，仍然采用老办法，惩首解从。
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5]。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54]。
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5]，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内只云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未言剿；又秉荣相之意，承制台之令，专意不打”[55]。当时有人记载：“杨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军虽往弹压，然未奉明谕，无敢实力剿办者”[56]。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比利时的工程师为了避难前往天津，有几个途中遇难，也有几个受伤，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54]。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毁，在京的外国人群情激动[54]。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上谕中说若拳民们拒绝遣散，官员们应当“相机剿办”：“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57]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6]，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6]。
5月30日，赵舒翘、何乃莹上奏清廷，建议招抚义和团：“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35]
5月31日，在得到清廷勉强的同意之后，一支四百多人的使馆卫队乘火车从天津出发，6月1日抵达北京。
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叠接北路电，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卢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闹不已……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35]几日之后，张之洞致电许竹筠说：“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Robinson）及孟鹤龄（H。V。Nerman）二人。
6月3日，因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严行申诫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吩咐禁止剿灭义和团[6]，“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35]，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45]。
6月4日，奏请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由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35]。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35]。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35]（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市长）。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54]。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35]。
6月6日，慈禧召集大臣讨论清廷的政策，“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58]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59]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35]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60]。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耀武扬威地从各城门进京。
从6月初一直到宣战前，清廷因为与列强还没有撕破脸，还需要维护表面的友善，所以为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颁布上谕喊着“查拿”、“严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21]。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61]。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62]。
6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惟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35]。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