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名法国军官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再次为这种思想打气：“我们一定要摆脱法国在摄政王时期和路易十五时期那种狭隘的偏见。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波及各处，距离我们非常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官员们的重视。由于那种毁灭性的小心谨慎，使本来可以震惊英国的法国舰队缩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内阁依旧错误地坚持着那种可悲的节约方针，为了怕海军舰队开支过多，下令海军统帅坚持‘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好像在战争过程中，这种临时性的政策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政府又命令舰队指挥官要尽可能地维持海上行动，不要进行任何有损战舰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旦战舰发生损伤，就很难修理。这样一来，我们凭借统帅们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舰长们非凡的勇气能取得的一次次胜利便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微小的胜利。这种政策的荒唐之处在于，它把舰队指挥官不能动用手中的部队作为一项原则，使得他们只能去迎战而不能主动出击。这种依靠不断削弱士气来达到节约财力的制度，无疑会导致荒谬的结局……这个让人无法接受的规定也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国时期、第一帝国时期军纪散漫的根源。”
1783年，法国迎来了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动摇了国会的根基，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使原君主制时代颇有声望的军官都离开了海军，但是法国海军的这种错误制度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推翻一个政府的形式要远比拔除这些深入人心的传统来得容易。维尔纳夫——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领着法兰西舰队的后卫，在舰队的前卫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他却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三位位高权重又才华横溢的法兰西军官对他的评价：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像之前的德·克雷斯和迪亚拉，只能不断地抱怨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有及时去支援他，我们对这一巧合的真正原因产生了质疑。在众多耳熟能详的将领中，把每次灾难都推到这些舰队司令或者舰长身上是很不正常的。虽然当我们想起某一个将领的名字时会不自主地联想到与之相关的灾难，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错误的责任不在他们。相反我们应该质疑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法兰西政府规定的战略防御政策。关于这一点，皮特在英国议会中就曾经宣称是毁灭和失败的导火索。这种战争防御政策已经深深渗进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中，破坏了我们的机动性能，想丢都丢不掉了。我们的小型舰队通常背负着特别的使命来逃脱敌人的追逐，如果撞上敌舰的话将是我们的末日。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掐住敌人的咽喉……运气在通常情况下会在各个舰队之间奔走，而且还会钟情于我们。如果布吕埃斯能与迎面撞上的纳尔逊展开一场激战的话。”
由于英国某些军官的小心谨慎和老掉牙的军事传统，才使得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小打小闹、缩手缩脚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尼罗河之战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持续了几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法国政府终于为海军重新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前面那位作者再次评论：
“皇帝用他敏锐的眼光扫视着自己制定的海军作战计划，就像陆军作战计划一样，现在让他感到烦恼的是出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挫折。他决定不再把眼光停留在战役中的某一领域，命运之神已经不眷顾他了。他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地方同英格兰来一场生死博弈，虽然他下令重建海军，但他并没有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战役中为其安排一个任务……尽管是这样，我们船舰修理厂的任务变得比以往要繁重，所有人都坚持不懈。每年都有战舰被造出来，并加入舰队中开始服役。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焕发了活力，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得里亚海的突出部，所有的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国王这一伟大的创造性思维，无数的战船编队汇集在斯海尔德、布列斯特湾、塔兰……但是直到皇帝西去，这群充满豪情壮志和自信的法国海军都没有迎来一次跟敌手切磋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得皇帝精神不佳，他建造这些战舰的原因只是为了让敌人从进攻转向封锁，因为这种战略封锁代价昂贵，当敌人耗尽一切的时候，它便会自动解除封锁。”
当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国旗缓缓降落时，法国已拥有103艘战列舰和55艘护卫舰。
接下来让我们把重心转移到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影响这一方面，不再讨论这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政府对海洋的影响通过两种截然不同又有联系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成长，并支持民众在海上寻找投资契机和获利源头。或者当一种工业在海洋上没有一席之地时，政府会尝试着扶植这种工业走向海上。与之相反的是，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政策有所失当，就会阻碍和限制各项国民事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面，都有政府的影响力，那就是以和平贸易的手段，加强或者摧毁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商品贸易是一支海军坚实的基础。
其次，战争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最合法的方式维持一支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则完全同其国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之相关的行业发展相适应。比海军的规模更加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这其中包括民众的特征与追求，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爆发后能够充分调配的预备人员和舰艇。毫无悬念，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维持适度的海军基地，战舰必须在商业船只的带领下驶向各地。要保护这些基地，就必须直接依靠海上力量，就像直布罗陀与马耳他那样；要不就是依靠周围友好民众的帮助，就像是美洲殖民地的人对待英国人那样，还可以假定为澳大利亚殖民者对英国人那样。
拥有了这种友好的人群和周边环境，再加上适量的军事行动，就是最好的防御政策。当这种防御同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就会使一个原本松散的庞大殖民帝国高枕无忧。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会发生战争，并造成一些局部性的灾难，但在海上的优势会挽回这些灾难并防止一系列的惨败，这一点在大量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英国的海军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英国的舰队总是能及时出现并为其提供保护，使得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而这些舰队也将基地作为他们的庇护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便是在海外为这个国家提供支援的最佳选择。在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竭尽全力保持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之间的感情，并达成一致的利益，使双方共同繁荣，一旦有一方同敌人发生战争，另一方绝不能袖手旁观；而在战争时期，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让每个人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用以加固防御措施和应付战争。
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殖民地，将来也可能不会有。至于纯军事意义上的海军基地，早在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直布罗陀与马翁港时，便精准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情感和愿望。他说：“军政府同商业性的民族贸易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他们本身又与英国民众的特点不相融合。所以当我听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同意放弃摩洛哥的丹吉尔港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奇。”而美国在自己的本土之外没有海外基地，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别的军事设施，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一旦卷入战争，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一样，只能在距离自己海岸线不远的地方盘旋。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为我们的舰队提供栖息之所，让它在那里可以补充给养和维修，这也是这个国家在海权方面最主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