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越发证明了传统的伟大力量。抗日战争中，胶东是最早点燃了抗日烽火的地区之一决不是偶然的。八年抗战，中国共出现了600万伪军，但是胶东的头面人物中却没有一个可以被指实为汉奸。即使反动如赵保原，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但却不能不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敢公开当汉奸。吴佩孚是被称为军阀的，可是一涉及国家民族，这个人就浑身亮点。五四运动学生爱国，他就慷慨激昂地再三通电，成为学生运动的坚强后盾，其激进让世人瞠目结舌，也令北洋政府不能不投鼠忌器，留下了辉煌的记录；汪精卫降敌之后，日寇高级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划“汪政吴军”的阴谋，企图让吴做汉奸，主持伪军事体系，已经穷途许久的吴佩孚，大义凛然地拒绝了日寇的诱降，周围部将、亲属的劝降，最后惨遭日本特务的暗杀，为自己的一生谱写了最后的壮歌，其爱国之心为所有人所折服。至于爱国将领于学忠拒敌要求，不当伪天津市长，著名实业家从良弼不任伪职，那更是崇高的民族气节，让人敬仰。胶东一地绝少出汉奸，这里的祖宗灵魂不允许后人卖国。大汉奸汪直可以在反华逆流中，让某些利欲熏心的败类，于安徽重修豪墓，但在胶东则是不可思议的。这里的土壤不埋奸佞。
晚清还有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就是发现甲骨文的福山人王懿荣。他的发现不仅使中华民族的文字史往前推进了上千年，使殷墟成为世界考古发现的重大成果，让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历史立于实证的基础之上，而且他本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又以英勇就义表现了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他不仅是甲骨之父，而且是民族英魂。
当“吴佩孚研究”陷入困境的时候，很多专家学者都赞成另辟蹊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打开僵局。这是因为：“一个地方的文化沉积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地域基因’，不仅表现在乡音、民俗这样一些比较直观的层面上，而且表现在诸如民风、民气等更深层次的精神支柱方面。这种世世代代潜移默化形成的一个地域的生活方式、思维类型、是非标准、善恶取向等，是根深蒂固的，最后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①
还应当指出的是，胶东的“尚武传统”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它与江湖文化几乎是不搭界的。民间的拳术只是作为一种健身的手段，决不是江湖门派打架斗殴、争夺地盘的手段。胶东文化缺乏一种“匪气”，找不到“侠义”，侠客素质“哥们儿”都有一点，但却没有江湖老大，不排名次，也没有行帮。这里经济比较发达，人与人之间也相对和睦，用不着动辄两肋插刀，“抱团儿”很要紧，却用不着生死相托。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人际关系更多的是友善。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应当说，胶东文化最大的输出地是关东，“闯关东”的胶东人太多了，胶东文化与关东文化相互交融，类似点很多。但是，唯有“匪气”绝不接近。这里几乎没有“红胡子”，讲义气过了头，胶东人也是不取的。在这里，受“礼仪之邦”文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戚继光牌坊
王懿荣纪念馆
第三节 名宦系列
明清时代，胶东文化与占据正统地位的龙文化进一步融合，有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科举大获丰收。用今天的话说，就相当于在全国高校的统考中屡屡夺冠。据明、清的进士碑统计，这两代考中进士的，掖县有97人，福山有76人，蓬莱有74人。如此众多的蟾宫折桂者密集于胶东半岛弹丸之地，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这里的教育普及密切相关。许多涉及胶东文化的史书、笔记都提到了胶东民众注重教化，这里穷乡僻壤都有一种读书风气。是的，自明清时代开始，这里的普通人家都要千方百计让子弟读两年书，不唯名门望族重金聘请宿儒翥老作为西席当教书先生，就是小康人家仅仅温饱也要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往村塾或者义学去识几个字，会打算盘。这种风气侵染城乡，成为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自然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求。这里经商****甚早，不再是仅仅地被束缚在黄土地上，终年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经商需要文化，哪怕是最普及的文化，要文字写契约，要数字来记账，文盲根本无法立足于已经有了广泛人际关系的社会。教育普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更为深刻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世世代代不断强化的读书意识。如果说科举制度带来了全民性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话，那么，在胶东，这一观念就是更深切地在广大民众中扎根。广大普通百姓的心中，土财主尽管阡陌相连，但也只是愚昧守财；大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只是铜臭熏天。唯有“书香门第”才是清清白白，受人尊敬，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且时代真正心仪的是“一门三进士”“父子皆秀才”。对于官宦人家，人们固然也存敬畏之心，但内心深处却往往腹诽，认为那不过靠父兄的权势充大个而已，有什么真本实料？所以，在胶东大地上，即使如栖霞有名的大地主牟二黑子，也在门楣上标榜“耕读人家”，士绅之族也以“诗书传家”而炫示于人。至于结亲，官宦之家往往婚姻圈奇大或奇小。士绅之族男性不愿娶官宦之女，以避借裙带谋官之嫌，不肯背这种骂名；女性也要避“攀权结贵”之嫌，不肯让女儿进火坑。所以，官宦要“门当户对”，要么只在同僚之中结秦晋，要么千里之外论嫁娶。胶东士绅的清高因读书风尚而根深蒂固，官宦实在与他们格格不入。
与读书传统紧密相连的是“进士成群”。值得注意的是，这众多的进士当中，贪官实在不多，相反，清正忠廉的耿介之臣倒是不少。
胶东各县都有一批名列史籍的名宦。例如莱州，简直可以写一本《莱州名宦》的书，从中央“阁老”到地方名知府郑道昭，“四知”太守杨震，县令不计其数。限于篇幅，只好举例，由于资料难得，就把列出的摘录较详的资料，作为附录，列在本节之后以备参考。
举例如下：
莱州：
刘毅，西晋人，一生清贫，恪尽职守，不畏权贵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淘汰了不称职的郡吏百余人，对不遵礼法的皇太子拒之门外，还直面批评皇上“卖官，钱入私门”，不如东汉亡国之君。
其子刘暾也正直有父风，但却仕途坎坷，被收监。
侯史光，西晋人，廉正勤政，一生为官，但家极贫俭，四品的御史中丞，竟敢上书晋武帝，要求罢免重臣太保王详，惹得龙颜大怒。“寝其议”。
蒋允，唐朝人，史称“清廉自守”，当国子监祭酒曲解祀天大典礼仪时，连宰相都曲意逢迎，只有他挺身而出，撰文力争。其清廉与敢为之名声连三军统帅郭子仪都敬畏三分。
毛纪，明代人，武宗礼部尚书。在嘉靖皇帝廷杖大臣时，面对l00余人遭难仍旧坚持已见，不畏“要结朋奸”的大帽子。“较真”地一再上疏，要嘉靖“任贤纳谏”。辞官返里之后效命乡梓，重视故乡的人文建设。
李森先，明代人，名御史，因“耿直敢言，不避权贵”，被三次罢官、两次入狱，斗志丝毫不减。顺治时奉旨巡按江南，“清刚端劲”坚决打击地方豪强，不怕触怒朝中权贵，再次被罗织罪名，罢官下狱。上书皇帝请求重用直臣，赦免被流放的言官，使大臣们“洗心竭虑以陈言”，因而再度被流放，史称“御史之最”。
文登：
丛兰，明代人，为官正直，大宦官汪直、梁芳以排斥、拉拢等手段胁迫他就范，他坚贞不屈，不为所动，一再上书，直斥奸党罪恶。后来上书得罪了权倾朝野、专横跋扈的刘瑾，被严加斥责。主持“漕运”，秉公直言，力劾贪官；当皇帝礼佛时，他上书认为是“劳民伤财”“误民之术”，不利国家安定。从政三十年，勇斗邪恶，以敢斥权奸而闻名。
浦宏，明代人，弹劾当政宦官，被多次罢官而信念不破。在巡按陕西时，连上四十余疏，为国为民敢言直言，教训皇上“天下治乱，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则忠谏进而伦理成；言路
塞，则奸谀恣而治道乱”。帝大怒而遭逮捕，狱中七日被杖毙，临死前，他说“我这不过是尽职尽责罢了”。
徐士林，清代人，历康雍乾三朝，爱民忧国，深得江南百姓的爱戴，“善治狱”，三十年“清勤敬慎”，为清代有名的清官。一生讲真话，从不阿谀奉迎。皇帝巡视灾情，他实话实说，只求赈灾，惹得皇帝与地方大员大不悦。辞官归里也念念不忘灾民。“临终也无一语及私”。一生清廉，不贿上窃名，大有齐国大夫遗风。
莱阳：
宋琬，清代人，以爱民著称，到陇西任职不久，遭际地震，“出家财以恤其灾”。冤狱十年后，重新任职，“兴利除弊”，将豪强所占空地分给难民耕种，让贫民安居乐业。
初彭龄，清代人，不避权贵，耿直敢言，任江南道御史，弹劾大学士彭某为婿谋差事，江西巡抚贪污，皆使其罢官。类似的事接二连三，众臣“群起而攻之”，使初彭龄“下廷臣议罪”。最后受到了“闭门思过”的处分。因开罪的官员太多，屡次遭贬，虽然蹶而复起，但最终仍被革职。
福山：
郭宗皋，明代人，号称“铁头御史”，“察纳忠言，专以严明为治”，帝大怒，“下诏狱，杖四十释之”。屡次因上疏言事被“夺俸”。为地方官时，亲自改进水车，“导民”种稻，“求自然之利于不耕之地”，开创了胶东地区水田耕作的先例。
孙遇，明代人，当徽州知府时，坚决反对朝廷镇压饥民，“设方赈济，境内以安”。受到奸臣的中伤而罢官。
王骘，清代人，为官清廉，公私分明，在四川任道员时，从不向百姓索取一粒米，一束草，日常费用皆取之于家中。清廷修太和殿，向四川索巨木，他为民请命，反对“不远千里发民夫”导致“耕作全废”。
蓬莱：
周荣，明代人，受百姓拥戴，两次冤狱是百姓代为鸣冤而得昭雪。
招远：
王基，三国时魏人，为宫清廉，历任要职，家无私积。言语激烈，直刺魏明帝“役民劳苦”。
让人深思的是众多清官反映出来的胶东文化传统。这是最不该撕裂的，现在却恰恰面临着撕裂。
这些清官，无疑都是一些读书人，其身份都是士大夫，即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官，即“学会治世术，售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是唯一宗旨，即追求“金榜题名”。然而，他们毕竟自读书起就以“济世”为己任，按照儒家传统，要“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良知”自居。他们中的“国士”如此，腐儒也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社会责任感可说是非常突出的，按照传统文化的要求，是“讷言笃行”的。他们懂得的大道理不仅仅是为了稻粱谋的手段，还要当真地去身体力行，他们把“职责”看得高过生命，而不是当成追求享受的阶梯，讨好上峰的手段，所以，都有点迂腐，不近人情，至少不会那么世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当中“言官”的数量多，而且建言也多是要求“广开言路”，道理正在这里。他们为国尽忠，做官要当“诤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为臣的“准则”。
他们的为官准则与胶东的和谐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加官进爵当然是“皇恩浩荡”，但是要适可而止，不可违心，贪得无厌；实在不行，还可以怡情山水，回归故里，回归自然。何必岌岌！这种植根于胶东文化的生活态度十分重要，应当说在那个年代，贪官是“滔滔然，天下皆是也”，而清官却是凤毛麟角。极其难得的是清官集中在胶东这一弹丸之地，显得密度如此之大，这一现象集中地体现了胶东的文化传统。
胶东的清官群是鹤立鸡群的，这是因为他们植根于胶东文化沃土，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不管哪个朝代，他们所处的官场都是十分龌龊肮脏的，上下勾结，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共同腐败，成为官场通则。这些清官无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何以能够“世人皆醉我独醒”呢？胶东士大夫“反潮流”的勇气在哪里？这也应当追溯到地域文化的根。
胶东士大夫最为神往的是当年齐国的“稷下之学”。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思想（学术）自由，很希望有“稷下遗风”。这种追求，由于“仙道文化”的熏陶，由于崇尚自然的魏晋士大夫的影响，加之全真道和谐的追求，实在是越来越强烈。尽管由于“大一统”的中原文化逼迫他们在取仕途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一旦职分攸关，所作所为有了“尚方宝剑”，那么，坚持真理的勇气就与日俱增，那时，他们就是真正的“分子”，尽管他们的价值取决于“分母”的大小，整个荒唐的官场畸形膨胀，令他们的价值趋向于零，他们也决不改变初衷，独来独往，当“铁头”官员，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别人看来固执得近乎“傻帽儿”，他们却认为真理在手，只能勇往直前。
从历史上看，胶东籍的官员众多，但却大多是中、下级官员，高级官吏极少，这与他们不肯攀缘权贵，不屑拉帮结伙，喜欢独立思考，只是我行我素大有关系。
就胶东籍的清官来说，更看重的是人格力量，道德底线。圣人之教，天道之酬，都不能变成“嘴上的功夫”，猎取权位的招牌。
这种传统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胶东文化造就了清官群体，也造就了一种疾恶如仇的群体性格。善良正直的人喜欢与胶东人共事，因为胶东人非常“阳光”，心口如一，待人坦诚，严于律己，厚道待人，心不设防，厌恶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