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品读管子管理之道
26972200000031

第31章

君臣下第三十一

[原文]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听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一“君臣下第三十一”

[译文]

做君主的也可能有大的过错,做臣子的也可能有大的罪过。国家是归君主所有的,人民是归君主统治的,如果有国家的领袖让人民憎恶的人做官管理人民,这是君主的第一种错。

人民有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活,如果君主不能按时来布置好人民的生产活动,人民就等于不是他的人民了。人民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使用他们来守卫国家和出征作战,这是君主的第二种错。

臣子享受着君主授予的高位厚禄,管大事负重责,但如果背离其职事,放弃其责任,只看君主的脸色行事,只知道顺着君主的私欲,用阿谀的手段来控制君主,这就是臣子的大罪了。

君主有错而不改叫作“倒”,臣子有罪却不诛叫作“乱”。如果君是倒君,臣为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会坐等着到来。

所以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的根本,宰相要掌握治国的关键,大夫执行法令来管理群臣,群臣则尽心竭力为君主服务。如果这四方面的职守都完成得好,国家就会安定;若有疏忽职守,国家就容易混乱。所以不能不将这些方面明确规定,坚决遵守。

[实例应用与分析]

君“倒”则臣乱

“《管子》第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提出了统治者为政治理中的几大过错,“国家是归君主所有的,人民是归君主统治的,如果有国家的领袖让人民憎恶的人做官管理人民,这是君主的第一种错”;“人民有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活,如果君主不能按时来布置好人民的生产活动,人民就不等于是他的人民了……这是君主的第二种错”。

另外还指了臣子在服侍君主的时候易犯的过错:“臣子享受着君主授予的高位厚禄,管大事负重责,但如果背离其职事,放弃其责任,只看君主的脸色行事,只知道顺着君主的私欲,用阿谀的手段来控制君主,这就是臣子的大罪了。”

“君主有错而不改叫作‘倒’,臣子有罪却不诛叫作‘乱’。如果君是倒君,臣为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会坐等着到来”,说明君主若“倒”,必出乱臣,国家的灭亡就不远了。

在这里,我们以引用、理解为:“君‘倒’则臣乱”。

统治者都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他们可以一言九鼎、可以在人民面前说一不二,他们掌握着国家兴与亡的命脉。

一个圣明的君王可以使一个衰落的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最终国泰民安。而一个昏庸的君王可以一个强大的国家混乱不堪,最终灭亡。这就恰当地证实了管子所说的大道理。

身为一国之君,必然有其特定的职责。如若不尽其职责,不励精图治地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必乱,灭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北宋徽宗时,徽宗皇帝因迷信道教,很少顾及朝政,宰相章惇对此忧心忡忡,他对家人说:“现在天下虽然太平。但皇上不理朝政,如此下去,一定会有小人乘机乱政啊!治国讲究勤于政事,可皇上一味追求成仙,这种贪图享受的作风哪里是治国之道呢?”

章惇的家人说:“皇上敬奉道教,这只是他个人的爱好罢了。况且皇上是万民之主,享受一点又有何不可呢?你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章惇不顾家人的劝阻上书徽宗说:“皇上是尊贵无比的,用不着再求神拜佛了。治国不可一日松懈,皇上应该专心处理政事才是啊。”

徽宗对此听不进去,他训斥章惇对神仙不敬。奸臣蔡京趁机对徽宗说:“皇上尊神敬仙之真,感动天地,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兴盛。章惇胡言乱语,不能体察皇上的苦心,实在是不称职。”

徽宗听后很高兴,遂罢了章惇的相,而任蔡京为宰相。蔡京为了讨好徽宗,招来许多道士来服侍徽宗,他还指使道士们编造谎言,让他们说徽宗是长生大帝下凡,以此来讨取徽宗的欢心。

徽宗越发痴迷于道教,对国家大事关心的更少了。蔡京逐渐专权,徽宗皇帝名存实亡。后来,北宋被金国所灭,徽宗也被俘虏了。

徽宗身为皇帝却不理朝政,一心迷信道教,实在是误国误民的昏君了。昏君徽宗还听信小人谗言,罢贤相,用奸人,使奸相蔡京获得可乘之机,独揽了朝纲,祸乱朝政,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就是君“倒”臣乱的结果。

昏君祸国的故事,都有很多共同性。明熹宗朱由校只顾玩乐而不理朝政,以致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纲,也是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之一。

明朝时,最昏庸无能的皇帝,要数明熹宗朱由校了。他虽身为皇帝,但是大权几乎都被太监魏忠贤掌握了,他则等同于傀儡皇帝。

魏忠贤本是个市井无赖,每天游手好闲,酗酒、赌博无所不干。后来他托人进宫当了太监,起初只干些杂役活,凭着善于察言观色,攀附上了太监中的权贵,当上了后宫的办膳太监。

明熹宗朱由校由幼年丧母,由奶妈容氏抚养长大。朱由校即位后,尊奶妈容氏为“奉圣夫人”。

魏忠贤与明熹宗朱由校的奶妈容氏很早就关系暖昧,成为后宫的办膳太监后,二人便有机会常常接触,魏忠贤也有机会接触尚年幼、未执政的明熹宗朱由校。

魏忠贤抓住小孩子喜欢玩耍的特点,变尽花样教朱由校玩乐,赢得了朱由校的欢心。朱由校即位后,立即封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管东厂,将其视为心腹。

魏忠贤则继续引诱朱由校玩乐,使朱由校整日沉迷玩乐之中。朱由校特别是嗜好木工活,常常整天整天地动手劈、锯、刨或油漆木器,为了使朱由校厌烦朝政,魏忠贤总是选在朱由校制作木器兴致最高的时候,拿出一大堆奏章请他审议,故意惹烦他。每到这时,朱由校都极不耐烦,只好说:“你看着办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校懒于过问朝政,魏忠贤则乘虚独揽了朝政大权,与朝中的奸臣们结成联盟,在朝中作威作福,为非作歹,排挤东林党人,权势范围之大,以至于掌控了内阁和六部。不仅如此,魏忠贤还在朝中大量安置亲信,称霸于后宫,随意陷害忠良,将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不可收拾。

朱由校实际上,魏忠贤就等同于“皇帝”了,朝中的事情无巨细,都要请示魏忠贤,他说一不二,无人敢于说不。为了地位更牢固,他专门培植了特务组织,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不是,被暗探听到后,马上就会遭到惨杀。

明熹宗朱由校虽身为皇帝,却让国家大事都由太监做主,是很可笑亦可悲的事情。如此一来,又怎能避免国家遭殃的结局呢。怪只怪明熹宗朱由校为君却“倒”,奸臣自然会乘虚做乱。

唐朝的唐玄宗也是个昏庸的皇帝。正因为他的昏庸,才导致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差一点成为亡国之君。

唐玄宗在位之时,安禄山曾在平卢(今辽宁朝阳)当过将官。那时,他就因为不守军令而打了败仗,被解送到长安,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将安禄山判了死刑,但是,唐玄宗却因为个人喜恶,主张将安禄山赦免。

为此,张九龄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以致于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况且,据我观察,此人绝非善辈,不杀他,恐怕后患无穷。”

唐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不久还将宰相张九龄撤了职。此后,安禄山便靠着他阿谀奉承的手段,赢得了唐玄宗的宠信,最终当上平卢节度使。节度使的权力很大,地位也很重要,不仅统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

安禄山当上节度使之后,便竭力“报答”唐玄宗。他大力搜罗奇禽异兽和珍珠宝贝,不断送到朝中讨好唐玄宗。又针对于唐玄宗好大喜功、虚荣心重的特点,以阴谋的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以宴会的名义将他们都灌醉,然后割下人头,献给朝廷报功。

就这样,“倒君”加上“乱臣”,安禄山越来越被唐玄宗所宠信了,常常要把他召到朝中相见。安禄山施展嘴上功夫,将唐玄宗哄得团团转,于是又加封安禄山为郡王,给他在长安造了一座同王公贵族同等级的华丽府第。

为了更加受宠,安禄山聒不知耻地为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做干儿子,唐玄宗则让安禄山在宫内随便进出,双方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

安禄山其人确实像张九龄说的那样,并非善辈,他不满足于此,暗中扩大兵力,培植私党,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驾崩,便举旗造反。

唐玄宗同时还非常宠信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虽被任命为相国,从不学习治国之道,依仗妹妹杨贵妃受宠,在朝中为非作歹,毫无顾及地搜刮金银财宝。后来,竟然通着唐玄宗的面向安禄山索要黄金。安禄山自然不从,杨国忠便憎恨安禄山,处处排挤他,逼得安禄山提前造了反。

公元755年十月,在经过周密的准备后,安禄山开始带兵叛乱。他率领15万步兵、骑兵,一路让烟尘滚滚地向长安进攻。沿路的官员逃得逃,降得降,几乎没遇到任何反抗,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当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唐玄宗根本不敢相信。后来警报频频传来,他才惊慌失措起来。到了这种时候,杨国忠却对唐玄宗说:“皇上不必担心,他的将士是不是跟他一起叛乱的,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人头送来。”

于是唐玄宗便安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叛军就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唐玄宗则带着嫔妃大臣们逃离了长安。在逃离途中,唐玄宗一路上惊魂不定,杨国忠被愤怒的将士砍掉了脑袋,杨贵妃则被逼上吊。

虽然最后以安禄山失败告终,但是,从此唐朝的国力彻底衰败了,“唐朝盛世”不复存在。

唐玄宗身为皇帝,不严肃军法而赦免死刑犯安禄山,又罢贤臣重用奸人,宠信阿谀奉承的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纵容奸臣作乱而不加干涉。小错不禁终酿大祸,只因安禄山和杨国忠的私人恩怨,就差一点葬送了大唐江山,实在是因为倒君与乱臣都太过份所致。

君臣下第三十一

[原文]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一“君臣下第三十一”

[译文]

从前,圣明的君主会非常重视人民的生活,深入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因而对微小的事情都非常谨慎,对违法行为都认真辨别去追根究底。这样一来,那些轻浮、奸邪、诈伪的人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才是端正人民的方式。

古时候曾经有两句话:“墙壁有耳,身边有暗藏的盗贼。”所谓墙壁有耳,是说密谋被泄露到外面。身边有暗藏的盗贼,是说阴谋家得到别人的帮助。密谋被外泄,是由于狡猾的女人刺探君主内情,而去帮助外面的奸细。阴谋家得到别人的帮助,是由于那些原先身份尊贵后来沦为低贱的人在为他效力。

圣明的君主在位,亲信小人就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是因为刑罚会先加于近侍的身上。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是因为凡是结党结派者都会被诛杀。做君主的能够远离谗言和阿谀奉承之话,废除私党和帮派,不让淫邪悖乱、游荡蒙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之的办法。

[实例应用与分析]

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管子》第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针对统治者提出如何提防身边的小人作乱危害国家和君主之位,“密谋被外泄,是由于狡猾的女人刺探君主内情,而去帮助外面的奸细。阴谋家得到别人的帮助,是由于那些原先身份尊贵后来沦为低贱的人在为他效力”,所以说,统治者要十分小心这些奸诈之人,“圣明的君主在位,亲信小人就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是因为刑罚会先加于近侍的身上;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是因为凡是结党结派者都会被诛杀。”

所以说,“做君主的能够远离谗言和阿谀奉承之话,废除私党和帮派,不让淫邪悖乱、游荡蒙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之的办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奸臣乱党素来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忌,轻则坑害忠良,重则祸国殃民。而奸臣乱党能否得到惩罚和遏制,全在于国君能否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管子说的没错:“做君主的能够远离谗言和阿谀奉承之话,废除私党和帮派,不让淫邪悖乱、游荡蒙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