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190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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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中国近代航空发动机制造(1939—1949)(2)

第六节 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

1946年当大定厂完成生产32台赛克隆G-105型发动机后,库存主副连杆毛坯已使用殆尽。由于时局关系,继续进口实属不可能,全厂即将面临停工。厂长王士倬多方设法,寻求出路。

在大定厂建厂之初,除准备试制航空发动机之外,还研制过汽车零件如涨圈、活塞销和转向销(俗称大王销)等供应本厂汽车队和航委会使用,但不久因市场供应好转,而且本厂的生产力将转入航空发动机的试制,就将这些额外的生产停顿下来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各方面都在积极向内地复员,使大西南的公路运输骤然紧张起来。大西南的运输汽车全是从美国进口的,后来也流进不少日本投降时留下的日产品。型号之多,品种之杂,无以复加。主要损耗件最多的是发动机配件。当时美国已无力顾及我国的需求,政府多次向美方提出交涉,均无答复,但他们一再指出中国有工厂可以自制,应该自行解决。于是汽车配件制造成为热门,一时蜂拥而上。

消息传至大定厂,厂长王士倬认为大定厂已有生产汽车配件的经验,无论在人才、设备和工艺技术的任何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可以生产出合格的汽车发动机配件,参加市场竞争。当然,用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技术来解决汽车发动机配件,简直是驾轻就熟,这个设想很快就得到航委会的支持,一方面可以使大定厂的技术力量保存起来,不至于流散,另一方面还可解决大定厂的部分经费来源,做到“以厂养厂”。大定厂也就这样继续在羊场坝稳定下来了。

大定厂首先试制了一批GMC型汽车发动机活塞送交美国工厂检验,认为符合美国国家标准,于是决定批量生产。后又逐渐扩大到生产福特、道奇、万国、雪佛兰等美国产品和接收日本的丰田牌多种型号汽车发动机配件。主要产品有活塞、活塞环、活塞销和汽缸套,这些都是汽车发动机中消耗最快最多的,也是市场上最抢手的配件。

汽车发动机活塞的加工工序复杂,技术要求比较高,产量也大,最适合于建立批量生产线。在唐声瓒领导下,大定厂建立了汽车发动机活塞生产线,生产质量均达到国际水平,生产量最高达日产200只,月产6000只。

活塞环(即涨圈)的消耗量比活塞的更大,因为它是灰铸铁产品,加工过程中的铸铁末造成污染甚大,不可与精密机床放置一起,更不宜放置乌鸦洞内,所以专门成立了“涨圈制造所”,胡广家担任所长。后调维护工场主任唐声瓒来接替,而维护工场则由张遐年主持。卞露西、张泽田和程世德都参加了涨圈所工作。涨圈所直属工务处领导,其调度与检验则分别由支配室和检验课负责。厂长王世倬对成立涨圈制造所有更长远的设想,曾派副厂长汪福清去四川泸州考察,拟将涨圈所迁往该地。泸州地处长江上游,顺江而下可至重庆、武汉、南京与上海,发展前途不可限量。

从选址、改造厂房,到从大定运去十几台机床设备,布置好生产线,一共不到两个月。一切就绪,只等经费一到就可开工。当时估算开工需再投资2000 万元,后因筹款无着,只得打消原计划,撤回大定,仍在羊场坝厂里生产。

大定厂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沿用了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堪称先进。活塞销经过表面渗碳与表面淬火,并经调质处理后,送无心磨床精磨外圆。经过严格的硬度与尺寸采样检验合格后才出厂。

大定厂汽车配件制造的全部技术,继承了赛克隆的试制经验,均系自行研究开发完成。如活塞环(涨圈)的加工与热处理,以及活塞椭圆度的磨制,其技术之先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由于大定厂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原料质优、工艺水平高、检验严格、生产和技术管理的科学性等特点,产品质量享誉大西南,“AEF”牌配件成为当时大西南市场上的名牌,大定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厂。年产量达10 余万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基本上满足了大定厂当时的日常开支。使大定厂人看到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价值,为维持公路运输做出了贡献。然而, 1948年3月,厂长王士倬突然上调航委会,派来了第三任厂长顾光复。

第七节 大定广州分厂的筹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原由全国各地内迁至西南的各机关和人员,纷纷向原地复员,大定厂也必然受到冲击。虽然大定厂并非从各地内迁而来,只因防备日军轰炸,要坚持抗战,才建厂于羊场坝。日军既已投降,当年羊场坝建厂的先决条件已不复存在,需要另外选择地址。

1946年1月,厂方派总工程师程嘉垕赴湖南勘察地址,拟在长沙新开铺与湘潭下摄司两地选择。但因无现成厂房可以利用,而被否决。后来由航委会决定大定厂在广州筹建分厂。1946年冬,派工务处长华文广率人去广州着手筹建。当时在莱康明学习的回国人员中有10人分配到广州分厂工作,他们是董寿莘、廖克民、罗贤菜、吴宗岱、陈绍志等。主要是准备接收由美国买回的图样、资料、机床设备和工艺装备等。

1946年底,大定厂在广州分厂筹建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是华文广,秘书是张彦超。华文广从大定厂带领了五六位技术人员去广州,进行筹建工作,他们作了如下分工:葛正德管房建,潘宗岳管接收,李兆麟管运输,文广鸣管工厂,郑会持统管器材总库。分厂地址选择在广州天河机场附近。

广州分厂筹建办事处是设在广州东山的一座三层楼民宅内,离分厂厂址很近。楼下一楼及二楼的一部分作为办公室,其余作为单身员工的宿舍。分厂仓库的一部分及一个小小的加工车间当时也设在东山。

1948年初,广州分厂已基建成的有:办公楼、机加工厂房、装配厂房、试车台、仓库和家属楼两栋。机加工厂房由魏保之负责。另由潘宗岳去海南岛三亚港接收了日本投降时留下的不少机床设备,运回广州,车床大多标有“昭和十八年”字样。分厂人员最多时达200多人。

1948年初,由于时局发生巨大变化,建厂工作已无法继续下去。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大定厂第三任厂长顾光复已在分厂工作。不久决定大定厂迁台,广州分厂就成了大定厂迁台跳板。分厂人员有一部分去了台湾,没有去的人中有些返回大定厂,有些人就各奔前程了。

第八节 大定厂的成就

整体而言,大定厂的生产进度相当缓慢。一直到1945 年春才完成了第一具G105的试制。从1941年开始,光是厂房即构建了两年,而且在原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之下该厂几乎无法进行试制。到1945年中印公路通车,该厂才取得原料并开始进行生产,距离取得专利已过四年。相较之下苏联也在1941年取得同一型号发动机的专利生产权,不到两年这型发动机已经在苏联大批量产。

在G105试制完成之后,抗战胜利。大定厂厂长李柏龄调职,改由王士倬接任。厂内高级技术人员纷纷调往接收日方航空工业设备,生产一度停顿。原总工程师李耀滋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设计科科长梁守颖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系,继任设计科科长为周善纷。等第二任厂长到任后才继续30台航空发动机的批量生产。

到1946年12月之大定厂共完成G105发动机32台,抽样检测100小时耐久检测的数据也通过莱特厂的审验,达到可以安装的水平。在通过审验之后,大定厂即将两台发动机送往昆明航空站,由该站将发动机安装在一架DC-3 ,并成功地试飞南京。在证明合格之后,大定厂的发动机又安装于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自行生产的AT-6教练机。剩余的发动机则运往台湾。

到1946年12月,大定厂已经将库存的发动机毛坯件与外购配套件全部使用完毕。因为战争结束之后政府缩减军事经费,所以大定厂并没有得到其他经费维持发动机的生产,中国第一次的发动机量产于是停顿。

在停产发动机之后,大定厂转型制造当时国内常见的汽车厂牌如雪佛兰、福特、道奇、丰田与爱必的汽车零配件。包括活塞、活塞环、活塞销与汽缸套。其中以灰铁活塞环销路最广。大定厂特别成立了涨圈制造所,年产各种牌号活塞环5万个以上,并通过美方验证。

在G105量产成功之后,大定厂于1944年由美国莱康明公司引进了用于侦察和教练机上的185马力小型发动机。1947年开始试产,但以迁厂而中止。1945 年大定厂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用于喷气式战斗机的Nene A喷气式发动机,并准备在广州设立分厂投产。但是因分厂未及成立而没有实际投产。

大定厂在中国整体工业条件尚未提升之前即硬性建厂,在克服建立工厂设施的困难之后,就遭遇到严重的原材料问题。在冶金、铸造的整体工艺尚未提升之前,工厂的生产必须仰赖国外购入的配件毛坯。当时外交通路中断之后,大定厂就失去了运行的条件。虽然厂方技术人员努力取得了少数极惊人的突破,但是也不能影响大局,只能作为一个战时中国为国家前途而奋斗的事例。

第九节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护厂成果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在1948年11月结束,紧接着1949年1月又结束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的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恃为“长江天险”的防线又遭突破,他不得不放弃大陆,退居台湾,但决定在撤离之前将留在大西南境内的主要军事设施一一破坏,大定厂也在其中。

航空发动机制造在国际上历来认为是学科综合性最强的科学技术。大定厂荟萃了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它的一切生产设施都是从美国购进的,其水平在当时工业最发达的美国来说也是先进的。大定厂试制航空发动机的成功,代表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高科技水平和工业巅峰。大定厂护厂运动扭转了毁厂于一旦的厄运,因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技术员工的保留

按1949年宣布迁台时在厂员工的情况为:各主要技术课室的负责人有机工工场王子仁、支配课杨庆瑞、检验课胡广家、设计课王玉京、工作准备课顾义章、研究课张汉钟、运输课彭颖生、维护工场张遐年和水电股应章泉,包括副厂长汪福清共计10人未去台湾,去台的只有铸工工场胡斯民1 人。故留下的技术领导人占90%,各单位留下技术人员情况为:总计技术人员91人,留下78人,占86%;技工210人,留下176人,占84%。留下技术人员与技工共254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装配课、汽车零件生产车间和汽车队的技术员工。故上述统计实际上略有出入,但装配课的员工原来的人数就较少,有把握估计全厂技术员工留下的比例不会低于80%。这些员工于1951年绝大多数迁往成都,成为飞机工厂的基本技术力量。还有小部分去了贵州地方工作,其人数虽不多,但技术力量较强,如汪福清调往贵阳,创建了闻名全国的贵阳矿山机械厂,任总工程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还有张汉钟、张遐年、吴正华和王昌其等为贵州地方工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二、机床设备及物资器材的保留

1949年大定厂疏运前的物资总数应为400吨(建厂时总物资为500吨),但疏运去台的只有27卡车。汽车队原有卡车30余辆,筹建广州分厂时分去9辆,故疏运开始时只有20余辆,其中1辆大拖车载重6吨和2辆小拖车载重4~5吨,因公路上行驶困难,不能作长途运行。其余常用卡车不论GMC、道奇或福特车,载重均不超过3吨。据此可作如下分析:运输车辆的载重量为3吨,当时迁台离厂人员和家属行李均分配在每1辆车上,这些重量不会低于0.5吨,故每辆车的实际载货量应为2.5吨,运走27车其总重量应为67.5吨,占全厂物资总数400吨的17%。这说明去台物资不可能超过20%,而留下的至少应为80%。

依靠大定厂护厂留下来这批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使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飞机工厂,支持西藏和平解放成为可能。

大定厂日后更改了3种名称:第一发动机制造厂、空军发动机制造厂、空军金工发动机制造厂等, 1949年6月该厂迁至台中市清水镇, 1952年被并编到“空军第三供应处”,该厂番号取消,也正式结束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