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阿道夫谈起准备去维也纳的打算时，他就常常像这样跟我说着玩儿。但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话已让我有所动容的时候，这种想法便在他头脑中日益加深，他确信我们将一同前往维也纳，他读艺术学院，我读音乐学院。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描绘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如此清晰而又如此详尽，以至于让我都分不清这到底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还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这些幻想无不具体可行。当然，在生意上我已驾轻就熟，我的付出和努力不仅让我的父亲感到欣慰，也让我的顾客们感到满意。然而每天数小时待在灰尘漫天的工作间，也使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我们的家庭医生——我的“秘密盟友”——强烈建议我别再继续从事室内装潢行业。这意味着我将尝试选择音乐作为我的职业。尽管障碍重重，但我这份夙愿正在逐步转变为现实。在林茨，所有要学习的东西我都已经掌握。我的老师也对我投身音乐艺术的决定表示赞许和鼓励，但这意味着今后我就必须住在维也纳。如此一来，我朋友起初那句戏谑之词“跟我走，库斯特尔！”就演变成了一种坚决的邀请和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过我感觉要是没有阿道夫的毅然介入，我的保守天性是不会允许我改变职业并前往维也纳生活的。
当然，我的朋友主要还是在为自己考虑。因为他对只身前往维也纳抱有一丝恐惧。然而他的第三次维也纳之行却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毕竟以前，他的母亲尚在人世，因此尽管他身处异乡，但那个家，仍然存在。当初他也并不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征程，因为他知道，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遇上何种情况，他的母亲都会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归来，为他毫无保障的生活提供一个坚实而可靠的物质基础。如果将他的生活比作一场风暴，那么他的家就是风暴中心的宁静之地。而如今，他已无家可归。前往维也纳将是他的最终决定，他毫无回旋余地地走上了一条难见天日的道路。去年秋天在维也纳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没交到任何朋友，也许是他自己不愿意吧。他母亲的家族里，有几个亲戚住在维也纳，以前阿道夫和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次造访维也纳期间，阿道夫就曾在他亲戚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没同这些亲戚有过来往，甚至也从不提起他们。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回避这些亲戚，因为阿道夫担心他们会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那时他们肯定就会发现艺术学院已经拒绝了他，而他会忍饥挨饿，饱受苦难，便不再仅仅是需要帮助那么简单了。所以，捎上我同他一块去维也纳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分享了他恋情秘密的人。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阿道夫这句“跟我走，库斯特尔！”听上去就变得更像是一个友好的请求。
1908年元旦过后，我和阿道夫一起去祭奠了他的父母。那是寒冬里一个晴朗的好日子。这一天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白雪覆盖了所有常见的地标。阿道夫对每一条路线都了如指掌，因为这曾是他数年求学的必经之路。
他非常的镇静，这种转变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母亲的去世一度让他情绪失控，甚至在生理上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损耗，致使他接近崩溃。在圣诞节期间，我母亲曾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以便能让他恢复体力，同时也能让他暂时避开那所空荡而冷清的房子，因为里面的每样东西都会让他回忆起他的母亲。他确实也来了，但只是严肃而安静地坐在桌前。这可不是个谈论他未来打算的好时候。
如今，当他面无表情地走在我旁边的时候，他看上去比我更显老成，也比我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他一如往常地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得如此的超然，就好像是在讨论另外一个人一样。安吉拉告诉他保拉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她丈夫对此已经表示同意，但拒不接受阿道夫上他们家去，因为阿道夫的失礼行为曾得罪了他。这样一来，阿道夫便解除了一个最大的担忧，因为他们家的保拉最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庭。而他自己从未想过要寻求拉包尔的救济。他向安吉拉表达了感激，并且通知她，将父母的所有家具留给保拉。葬礼的费用靠她母亲的遗产支付。顺便提一下，在这之前安吉拉产下一名女婴，也取名叫安吉拉。阿道夫补充道，他的监护人，莱翁丁镇长，已经答应为他处理遗产的事情，而且还要帮助他申请一笔孤儿抚恤金。
所有这些听上去都显得十分通情达理。而后他开始谈到斯蒂芬妮。阿道夫说他已经决定要终止现在这种局面。等到下个时机一出现，他就会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进行自我引见，因为在圣诞节期间，这种可能性显得十分渺茫。他说，是时候将这事儿挑明了。
我们走过被白雪覆盖的村庄。那儿有一座小平房，61号，这里曾经属于阿道夫的父亲；曾让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一个大蜂箱仍旧摆放在那里，但现在它已属于别人。它的旁边是一块墓地。他父亲的坟墓就靠着东墙，如今他的母亲也安葬于此，那块小小的新冢上盖满了雪。阿道夫神情肃穆地站在坟前；他看上去显得十分沉痛，而眼中却不含一滴眼泪。他深爱的母亲活在了他的心中。我站在他身旁，默默祈祷。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阿道夫跟我讲，他可能会在林茨待到1月底，直到房子和遗产得到最终的妥善处理。阿道夫说，他预见到了他和监护人的激烈争吵。他的监护人当然是想为阿道夫做最好的打算，可如果这种“最好的打算”就是让他去莱翁丁给一个面包师当学徒，那对于阿道夫来说，又有何用？
老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是希特勒的监护人，现今年事已高的他仍住在莱翁丁。当然，他曾经常被问起与青年希特勒相处的经历，以及对他的印象。他总是用一种简洁而漠不关心的方式来回答所有的问题——起初是敌人，然后是朋友，而后又成了监护他的敌人——不管提问者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总是相同。
约瑟夫会说，1908年1月的某一天，希特勒已经长得老高了，深棕色的上嘴唇，声音低沉，俨然已是个成年人了，他来见他，讨论遗产的问题。可希特勒劈头一句就是：“我又要去维也纳了。”所有劝诫他的尝试都失败了——一个倔强的小伙子，就像他父亲，老希特勒。
约瑟夫·迈尔霍费尔保留着一些重要的相关文件。阿道夫在监护人的要求下，为自己和他妹妹写的孤儿抚恤金申请书如下：
尊敬的帝国皇家财政部。以下签署姓名的两位在此恭敬地恳请对他们发放孤儿慈善抚恤金。如今，在他们的母亲，帝国皇家海关官员的遗孀，于1907年12月21日去世以后，两个申请人便失去了双亲，而且均系未成年人，他们自己无法独立生存。两个申请人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布劳瑙客栈；保拉·希特勒，生于1898年1月21日，菲什瀚，邻近上奥地利州兰巴赫，两名申请人的监护人是约瑟夫·迈尔霍费尔先生，住在莱翁丁，靠近林茨。两个申请人都定居在林茨。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顺便说一下，很明显，阿道夫帮他妹妹保拉签署了申请，因为署名处的“希特勒”字样都向下倾斜，这是他后来典型的签名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把他妹妹的生日给搞错了；保拉不是生于1898年，而是生于1896年。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无收入来源的24周岁以下的孤儿，将有资格索要孤儿抚恤金，其金额相当于其母亲获得的遗孀抚恤金的一半，而这条法规只针对国家公务员的子女有效。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死后，她每月可获得100克朗的抚恤金；因此，阿道夫和保拉一共争取到的抚恤金为每月50克朗，那么摊下来阿道夫每月就能得到25克朗。当然，这笔钱是不够他过日子的——他每月都要支付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的房租。
申请得到了批准，第一笔支付款于1908年2月12日发放，那时候阿道夫已经到了维也纳。顺便提一下，三年后，他为了妹妹保拉，放弃了自己那部分抚恤金，尽管他本可以继续领取抚恤金，直到他年满24岁，也就是领到1913年的4月。这份自动弃权声明日期为1911年5月4日，至今仍保存在他的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