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小人物”与“被出卖的劳苦大众”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一天，我们见到许多工人在戒指路上游行示威。我们夹在国会大厦旁的观望人群中，清楚地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担忧地朝阿道夫问道：“这种场面是你说的‘革命风暴’吗？”一些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举着标语牌，牌子上只写着两个字：“饥饿”。没有什么口号比这两个字更能打动我的朋友了，因为他自己就经常饱受饥饿的折磨。
当时的他就站在我身旁，热切地用他的眼睛捕捉着现场的每一幅画面。尽管他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感染，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漠，他冷静地审视着整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仿佛他的兴趣只在于学习游行示威的方法。虽然他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但他决不会想要作为一份子参与到游行之中。更何况，这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啤酒涨价的游行。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戒指路上挤满了亢奋的市民。他们还带来了红旗。但是，游行者们那一张张苦大仇深的面孔远比旗子和标语更能展现出局势的严重性。
游行队伍来到了国会大厦，试图冲进去抗议。这时，一路跟随他们的骑警突然拔出长刀向人群乱打。作为回应，人群向骑警掷去一阵雹子般的石块。整个局势已是剑拔弩张。但最后警察的增援赶到，设法驱散了游行示威者。
这个壮观的场面让阿道夫震撼到了极点。但是在我们回到家以前他是不会表达任何感受的。是的，他站在了底层人民这一边。但他同时也反对组织这种游行的人。谁是真正的操纵者？谁在幕后肆意地诱导着这些劳苦大众？他们中没有一个走上了前台，为何？因为他们更想在混乱中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谁是这些劳苦大众的领导者？他们并不是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小人物”，而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们渴望获得权力，他们想利用人民的贫穷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在对这些政治压榨者的强烈声讨中，我的朋友结束了他那激昂愤慨的演说。这就是他个人的示威。
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有个问题就一直搞得他相当痛苦，尽管他从不曾对我提起：他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方？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个人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属于“饥饿标语”下的那个群体。他悲惨地生活在一个臭虫满天的偏室；很多时候，他的午饭仅仅由一点儿干面包和牛奶组成。也许有些游行者的生活都比他过得好。那么他为什么不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中？又是什么让他望而却步？
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吧。他是一个奥地利国家公务员的儿子，他父亲的级别相当于一个上尉。作为一个颇受尊敬的海关官员，人们向他的父亲脱帽致敬，在朋友当中，他父亲讲的话总是掷地有声。而街上那些人与他父亲绝对扯不上任何干系。
他觉得，比受到政治道德沦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更可怕的是变成无产阶级。他无疑活得像无产阶级，但他却不想变为无产阶级。也许促使他进行深入学习的是他的一种直觉，即只有通过彻底地学习才不致使他沦为劳苦大众。
最关键的是，任何党派或者任何社团运动都不能使阿道夫产生兴趣。诚然，他经常对我讲，他是舍勒的忠实追随者，但也只是在我们房间里私下对我谈起的。像他这种一文不名的学生是很难在乔治·里滕·冯·舍勒的队伍中崭露头角的。舍勒运动要有更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才能足够引起阿道夫的关注。舍勒为戒指路上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什么？然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缺乏理解。在当时的政治领导中，阿道夫最钦佩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但与教会的联系阻碍了他党派的发展，使其内部政治问题丛生。所以，那时候阿道夫的政治理想找不到精神归宿。
虽然他不愿意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有个例外我将在后面提到——但有个人还是得陪着他走上街头，看他如何对其他人的命运产生强烈的兴趣。在这方面，维也纳市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考察实体。比如，当下班回家的工人经过我们身旁的时候，阿道夫会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库斯特尔，你听见他们说话没？他们是捷克人！”还有一次，我们碰到几个一边大声说着意大利语，一边比划着手势的制砖工人。“看吧，这就是你的德国维也纳。”他愤怒地调侃道。
“德国维也纳”也是他经常重复的短语之一，但阿道夫总是用一种讽刺的低沉腔调把它念出来。这个融入了捷克人、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还有加利西亚犹太人的维也纳，难道还是座地地道道的德国城市吗？我的朋友发现，维也纳的现状是德国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努力奋斗的象征。他讨厌维也纳嘈杂的街道，他后来将其称作“近亲结合的产物”。他痛恨这个毁掉了德意志精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支柱：王朝、教堂、贵族、资本家，还有犹太人。
他觉得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必须灭亡，越快越好，因为它存在的每一刻都是对德国人的荣誉、财产，乃至生命的一种损耗。他看到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厮杀，那是这个国家即将衰落的决定性征兆。他造访国会去感受这个“病人”的脉搏，它的早亡已在众人的预料之中。他耐心地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因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崩塌才能够开辟出通往他理想世界的大道。
他将所有的仇恨都集中投放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这些在维也纳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犹太人威胁到了德国人的生存。我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件看似琐碎的小事情也浮现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朋友的艰苦生活已经无法再过下去了。我想，帮助他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利用起来。我有个音乐学院的同学在《维也纳日报》当记者，我把阿道夫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个年轻人对阿道夫的落魄处境感到相当同情，他建议我叫阿道夫带些作品到他办公室，以便商量具体事宜。那天晚上阿道夫创作了一篇短故事，内容我已记不清楚，我只记得题目叫《次日清晨》。真是相当晦气，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找那个记者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阿道夫刚一见到那个人，甚至连脚都还没踏进办公室，他就转身要走，下楼的时候他冲我吼道：“你个白痴！你没看见他是个犹太人吗？”说实话，我还真没看出来。但后来我就小心谨慎，再不做这种引火烧身的事儿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有一天，正当我在家为考试做准备的时候，阿道夫满脸兴奋地闯了进来。他说他刚从警察局回来，玛利亚希勒夫大街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同犹太人有关。盖恩格罗斯商店的门口来了一个“汉德礼”。“汉德礼”这个称呼过去常用来代指东方犹太人，他们穿着长衣和靴子，站在大街上贩卖鞋带、纽扣、背带，还有其他一些小物件。与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相比，“汉德礼”的社会地位最低，而前者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按照当时的规定，“汉德礼”是不能够乞讨的，但这个男人居然哀求着伸手向路人乞讨，而且已经讨到了不少的钱。一个警察要求他出示证明，他连忙摆手，说自己只是个靠贩卖小东西为生的可怜病汉，并坚称自己不曾乞讨。那个警察要把他带到警察局，于是想请某个旁观者自愿做证人协助调查。尽管阿道夫从不喜欢参与公共事务，但他还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证人，他说他亲眼看见这个“汉德礼”身上揣了3000克朗，证据确凿。根据“汉德礼”的说法，这笔钱是靠帮助东方犹太人移民到维也纳而得来的。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道：
“有天当我经过市中心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着长衣，披头散发的男子。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这是个犹太人？在林茨他们可不像这个样子。我朝他斜瞟了几眼，但我越是盯着他那张陌生的脸庞仔细打量，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越是呈现出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难道这是个德国人？由于我总是碰上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开始靠书籍来解决我的困惑。”
我清楚地记得，在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上，阿道夫表现得多么的热切，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细心阐述。在音乐学院里，既有犹太老师，又有犹太学生，我从没和他们产生过什么过节，实际上，我还在他们当中结识了几个朋友。阿道夫自己不是也对古斯塔夫·马勒抱有极大热忱吗？他不是也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作品着迷吗？人们不该因为“汉德礼”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对整个犹太人问题做出武断定论。我试图小心谨慎地扭转阿道夫的偏见。然而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
“跟我来，库斯特尔，”他对我说道。为了再次节省车费，我只得同他走路前往布里吉特瑙。当阿道夫领着我来到犹太教堂的时候，我简直惊讶极了。我们走进教堂。“别摘帽子，”阿道夫冲我耳语道。确实，里面所有人的头上都盖着帽子。此时阿道夫还发现，一场婚礼正在教堂中进行。婚礼现场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仪式开始的时候，人们轮流吟唱，我挺喜欢这种感觉。之后犹太教士用希伯来语布道，最后将经文护符置于这对新人的额前。
从我们这次奇怪的造访中我推测出，阿道夫的确是想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从而能使他相信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我也希望这能够或多或少地化解他的一些偏见。
但是我错了，因为有一天阿道夫回到家后对我明确地宣称道：“今天我加入了反犹联合会，而且我也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
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他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但这一次他真的是把事情做绝了。令我更加惊讶的是，平日里总是避免加入任何社团或组织的他，这回居然加入了反犹联合会。我虽对此保持沉默，但却已经暗下决心，今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得自己做主。
回望我们在维也纳生活的那段日子，以及我们无数次的夜间长谈，我敢断言，当时的阿道夫已经悟出了一套指引他未来道路的人生哲学。它集合了阿道夫在走街串巷之时的见闻和经历，并通过他的阅读和学习使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然而我从他那里接收到的一切，仅仅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初级表现形式，虽说听上去总是显得混乱与不成熟，但却更富有激情。
可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我朋友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除了我之外，他再没交过第二个朋友，所以他那些详细的计划和政治抱负自然也就付诸东流了。然而到后来，它们竟然都变成了现实，这简直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