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神话史
2717000000048

第48章 中国神话研究史(下)(2)

其实《天问》所问的和《山海经》所记的乃是一回事,都是说启曾到天帝那里做宾客,得到(实际上是窃到)了天乐《九辩》和《九歌》。胡氏所引的《天问》注,乃是朱熹的《楚辞集注》,朱熹说“棘”、“商”二字是古文“梦”、“天”二字的形误,其实“棘”和“梦”、“商”和“天”就是古文其形也相去甚远,何由致误。不如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说“棘”训“急”、清人朱骏声说商是帝字之形讹之为愈。《天问》“启棘宾商”,就是“启急宾帝”;《山海经》“开(启)上三嫔于天”,就是“开上三宾于天”,说的都是一回事,无所谓何者为平实,何者为“诡诞”。

以《山海经》为“诡诞”者,是胡氏先存了一个《山海经》出于《穆天子传》、《天问》诸书之后,是根据这些书而“附会怪神”的主观设想,因而以为《山海经》所记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大都出于任意的编造。作者在同卷中提到《大荒南经》所记的羲和生日、《大荒西经》所记的常羲生月两个神话时,就以轻率嘲笑的笔墨写道:“按此则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绝可为捧腹之资。”同卷别条又写道:“他如舜生三身,颛顼生三面,近于戏矣。”这些地方,都暴露出作者对原始神话极端缺乏理解,幼稚无知,比起郭璞那种对神话信而存之的态度来,还要倒退一大步。

在对待西王母叙写的问题上,尤可见到胡氏思想脉络的大概情况。《笔丛》卷三十四说:《山海经》称西王母豹尾虎齿,当与人类殊别。考《穆天子传》云:“天子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天子执白圭玄璧,及献锦组百、纯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则西王母服食语言,绝与常人无异,并无所谓豹尾虎齿之象也。《山海经》好语怪,所记人物,率禽兽其形,以骇庸俗。独王母幸免深文,然犹异之以虎齿,益之以豹尾,甚以其无稽也。《竹书》纪虞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环玦,则西王母不始见于周时。《庄》、《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诡形。惟司马相如《大人赋》,有豹尾虎齿之说,盖据《山海经》耳。乃《山海经》则何所据哉!

在胡氏的眼光中,是把《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都视为信史,书中记载的人物,就是人物的标准形象。和这种形象悖谬的,就是“附会怪神”,这恰好把神话和传说的关系弄颠倒了。神话发展演变而为传说,一般的标志就是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绝不会回过头来发展演变,由传说变为神话,由文明退到野蛮。历史人物身上附会一些神话事迹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人们对某些历史人物感兴趣,尊崇他们,把他们神化了,不是让他们由文明退至野蛮。这个公式是套不上的。而《穆天子传》、《竹书》中的西王母,恰是由神话发展演变而来的传说人物,所以《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咏歌中“虎豹为群,于(乌)鹊与处”的描写,还有野蛮的迹象蜕而未尽。《穆天子传》的作者可能未曾见到形成《山海经》文字记载的西王母形象,但民间口头流传的西王母形象他是会知道的。采以为含神话因素的历史小说,使之成为雍穆人王的光景,这种演变,本来也极自然。《山海经》何必定要背道而驰,使之成为豹尾虎齿的野蛮人形象,“以骇庸俗”呢?而且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山海经》书成非一时,作者非一手,何以各个部分所记的西王母形象都大体相同,并无抵牾,岂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者都能磋商同谋而编造之呢?于此可见胡氏梗于主观错误的认识,竟对《山海经》神话所写的种种,作了荒谬的判断。附带说一句,胡氏上文所引《竹书》“虞舜九年,西王母来朝”云云,是今本《竹书》,那是宋人的伪撰,是不足为据的。

◎杨慎《山海经补注》、王崇庆《山海经释义》、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山海经》这部书遭际还是迍厄,从西晋初年郭璞第一个注释它以来,直到明代杨慎作《山海经补注》,中间经过一千二百多年,更无另外一个注家。可见它所遭受到的冷落。胡应麟虽然称它为“古今怪语之祖”,但对它也未能正确认识,而作了从根本性质上的曲解,是相当令人抱憾的。

杨慎生年比胡应麟略早,著了《山海经补注》一书,其书别行,薄薄的一册,仅数十条注文,并未和《山海经》合刊,今收在《函海》和《百子全书》中。这些注释,总的看来,虽然并无多少要义,总算对《山海经》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释中有两条,引了两段神话传说的异闻,值得称道。一条是《海外南经》“二八神”,郭注云“昼隐夜见”;杨注云“南中夷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谓之夜游神,亦不怪也”。另一条是《海内经》“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①;杨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注中所述二事,都有参考的价值。

有些注释,是作者对《山海经》所述的神话的理解,如《西次三经》峚山玉膏,杨注云“峚音密。峚山不知所在,观其说,似《庄子》之说建德、华胥,《列子》之谈壶领、圆峤,后世之记天台、桃洞也”。又如《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杨注云“首冲南方者,纪鼎上所铸之像;虎色者,蛇斑如虎,盖鼎上之像,又以彩色点染别之”。又如同经“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郭注云“言啖桑而吐丝,盖蚕类也”;杨注云“世传蚕神为女子,谓之马头娘。《后汉志》曰宛窳,盖此类也”;等等。虽然还不十分妥切,也就算是比较正确的理解了。

也有不妥当的理解。如像《西次四经》说:“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杨注云:“此岂古昔用瞽人为乐官而傅会其说乎?或者实有此物,而以瞽人为乐师乎?”“浑沌无面目”的神帝江自是神帝江,从何牵扯到瞽人乐师的问题上去,杨前后二说,两俱无当。又如《海外东经》的雨师妾,杨注云:“雨师亦有妾哉?文人好奇,如说姮娥、织女、宓妃之类耳。”观经文所叙的状况——“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大约是个部族名。郝懿行《笺疏》说:“雨师妾盖一国名。”便是正确的解释。三字或系译音,如《大荒东经》“有山名曰孽摇頵抵”,《大荒南经》“有神曰不廷胡余”,何可截成两段,以己意诘之,反说“文人好奇”,生编硬造。这都暴露出了杨慎对神话传说理解终于未能深切。其他或有注释得较恰当的,或有注释不当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和杨慎差不多同时,又有王崇庆,著了一部《山海经释义》。这部书注释不多,大都是封建伦理的说教,语极迂腐,用不着去征引了。但间或也有比较独到的见解。如像《北山经》的谯明山的何罗鱼,王崇庆释云:“何罗之鱼,鬼车之鸟,可以并观。”这就富有启发性。不久以后,吴任臣在《山海经广注》里引《异鱼图赞》说:“何罗之鱼,十身一首,化而为鸟,其名休旧;窃糈于春(舂?),伤损在臼;夜飞曳音,闻春(雷?)疾走。”所写休旧(鸺鹠)鸟的景象,就很有点近似后世传述的鬼车鸟。又如同经石者山的“其形如豹,而文题白身”的孟极兽,经文说它“是善伏,其鸣自呼”,诸家于“善伏”无释,王独云:“善伏,言善藏也。”这个解释也是中肯的。再如《北次二经》开头说:“《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诸家于此皆漏略,王独云:“北次二经之首,下当遗山字。”王所见甚是,否则便成了不辞之语了。但据我的看法,这遗落的“山”字,还不在“之首”下,而在“之首”上。原来的经文当是“北次二山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这样就完全条达畅遂了。“北次二山”的“山”字,原来是遭了尊此书为经的人们篡改“山”字为“经”字(其他诸经例同此),迨改“山”为“经”后,始成此不辞之语①。王崇庆首先见到这几句话不顺适,也可算是他的眼光犀利了。再如《大荒北经》:“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爱有■久、文贝、离俞、鸾鸟、皇鸟、大物、小物。”郭璞注:“言备有也。”诸家于此无释,郭璞的注其实也是废话。王崇庆独云:“大物小物,皆殉葬之具也。”这一释语就很精当。所以披沙拣金,王的《释义》对《山海经》研究还是有相当贡献的。

杨慎和王崇庆的两部注释《山海经》的书,语皆无多,还当不了早年的郭璞。直至清代初年吴任臣撰《山海经广注》,才又广搜博采,搜集了许多资料,在原来郭注的基础上更予以详注,诚无愧于“广注”之名。

在此书的前面,又冠有《读山海经语》及《山海经杂述》各一篇。《杂述》是撮录自《吕氏春秋》至明代学者有关《山海经》的描绘与论述,虽片言只语,亦必录存,颇见赅博。最后还辑录了十多条《山海经》的佚文,虽然未必都可靠,也可存供参考。《读山海经语》是一篇读书札记,从中可以见到作者研究此书的心得。其他一些枝节琐碎的问题都不必去管了,仅录两条关于从总体认识《山海经》的文字如下,以见作者思想的大概:经内纪仆牛、王亥、夏启、叔均皆禹以后人,长沙、零陵、缑氏、番禺皆秦汉时地名,且长右山、郡县之称非三代前语,要知《山海经》原系伯益所作,古本无多,后好事者因而粉饰附会之,益复错杂不经。如概谓此经非古书,则疏属之尸,两面之人,何以往往取验?自非禹、益神人不能撰也。

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此经。《天问》中如“十日代出”、“启棘宾商”、“枲华安居”、“烛龙何照”、“应龙何画”、“灵蛇吞象”、“延年不死”以至“鲮鱼”、“鬿堆”之名,皆原本斯经,校雠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即此可辨。

两条札记对《山海经》的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肯定此经为“禹、益神人”所撰,亦不能说《天问》所述的神话故事“皆原本斯经”罢了。

此书附载《山海经图》五卷,是根据宋代舒雅于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绘制的十卷图而重绘的。而舒雅的图,又是根据六朝梁张僧繇所绘的图。如今张、舒的古图都不可得见了,能够看到的就是吴任臣的这五卷重绘本。舒雅的十卷图共二百四十二幅,吴任臣的五卷图只有一百四十四幅,分为五类:灵祇二十,异域二十一,兽族五十一,羽禽二十二,鳞介三十六。跋文说:“今登其诡异,以类相次;而见闻所及者,都为阙如。”原来他把一般常见的都剔除了,只是取其“诡异”(富有神话意味的)的精粹。这样,古图虽不可得见,然而靠了吴任臣的重绘刊刻,广为流布,仍能一脉相传,使我们见到古图精神的大概。后来袖珍本的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也全部采用了这些图画,而且还红绿套色印刷。鲁迅先生幼年从阿长妈妈手里得到一部刻印粗拙的带图的《山海经》之后,又买了一部石印的《山海经》,“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多了”(《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那就是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的袖珍本。吴任臣此举对保存我国古代文化艺术所作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至于说到他对《山海经》所作的广博的注释,则是冗蔓无当的较多,可取作参考的较少。像下面所举《海内西经》“开明北有视肉、珠树”的吴任臣注便可概见一般:任臣案《淮南子》:“增城九重,珠树在其西。”《列子》:“蓬莱之山,珠玕之树皆丛生。”李时珍以为珠树即琅玕之树也;盖古人谓石之美者多谓之珠,《广雅》称琉璃珊瑚皆为珠是已。然下文复有琅玕树,不应前后异称,且更叠见,所未敢信也。又案熊大古《冀越集》云:“尝见■人得珠子树数担。”田艺蘅《日札》亦以岭南有珠子树。又《海外经》有三珠树,则珠树当自是一种,岂即王子年所谓“珍林”者欤?吴淑《珠赋》云:“曾城列树,开明广植。”梁简文《南郊颂序》:“珠树素禽,越火枝之地。”王勃《九成宫颂》:“沼分瑶水,花跨珠林。”顾起元《壮游歌》:“金枝何翩翩,珠树何扶疏。”张仲素《晏瑶池赋》:“翩翩三鸟,拂珠树以相随。”

下面还有几段关于珠树的诗句,不想再抄了。像这样的注释,虽然也略有点名物异同的小考辨,然而大量引用诗赋文句作注,重复冗沓,确实意义不大,使人厌观。注释中也偶然见有引用一点和所释神话有关的新鲜材料的,如像《北次三经》发鸠山精卫神话,注引《律学新说》云:伞盖山西北三十里曰发鸠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庙,浊漳水之源也。庙有像,神女三人,女侍手擎白鸠。俗言漳水欲涨,则白鸠先见,盖以精卫之事而附会之也。

这就比较有意思。又如像《海外北经》:“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吴氏释云:遗玉即瑿玉;松枝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瑿。字书云:“瑿,遗玉也。”

是其解也。

上引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总之,对于吴氏的《广注》,用像对待王崇庆《释义》那样披沙拣金的功夫,还是能够得到相当收获的。

◎汪绂《山海经存》、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从吴任臣注释《山海经》以后,清代注释《山海经》的注家蜂起,先后有汪绂、毕沅、郝懿行等。王念孙也校注过《山海经》,但是没有出版,至今还有一部他根据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项■群玉书堂刻本《山海经》的手校稿保存在国家图书馆。这段时期,可说是《山海经》研究蔚然成风的时期。汪绂,号双池,是康熙乾隆年间人,比毕沅的生年略早;他原是江西景德镇瓷场的一个画工,以刻苦自学而成为学者。汪绂平生著述甚富,《山海经存》九卷是他著述中的一种。这部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以早年画工的技艺,为《山海经》的珍禽、异兽、神祇、灵物,另以己意绘制了许多较为生动的插图。全书缺六、七两卷,两卷包括《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这两个部分,图和注文俱缺。这两卷的图和注文,是后来刻印时配补上去的。图是清末“同邑后学”余家鼎、查美珂的补绘,注文则是将原来郭璞的注全部抄上,再抄上几条毕沅的释语,混合编制,聊以充数。所以严格说来这部《山海经存》并非汪绂一人的著作,而是好几个人的集体创作。

在汪绂的注文中,汪把他自己的注文和郭璞的注文混合起来了,他似乎觉得用这种“融会贯通而陈述之”的办法,是一种较好的办法。然而人们必须用郭璞的注本和他的注本互相参校,才能看出他的创见发明,这是比较费力的。这种办法并不是科学的好办法,因为它破坏了著书的体例。随便举一个例子,如像《南次三经》:“祷过之山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鸣自号也。”汪绂注云:■音骹,足一作手,瞿音劬,号平声。■■似凫而小,足近尾。自号者,其鸣声若曰瞿如,因以名之也。

和郭璞注文对看,就知道“足近尾”以前,都是郭璞注释中零零星星说过的,汪绂只不过将它们贯串起来,用自己的话重说了一遍。后三语才是他自己的注释。全书汪注的部分,都是像这样混合编制的。

全书体例虽然欠佳,可是在作者不多的一些释语中,还是时有新鲜独创、值得参考的意见提供给我们。如像《中次六经》末尾:“凡缟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阳华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岳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诸岳之祠法,则天下安宁。”诸家于“岳在其中”四字俱无释,独汪绂释云:“此条无中岳,而曰岳在其中,盖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王者于此时望祭四岳,以其非岳而祭四岳,故曰岳在其中;此殆东周时之书矣。”汪绂能将历来相传是禹、益所作的《山海经》从此条中看出“殆东周时之书”,把此书著作时代拉近了千数百年,不管是否绝对正确,其眼光也算是相当犀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