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到了明代，建文帝逊国后，到穹窿山的积翠寺，隐姓埋名，出家为僧，紧接着姚广孝又在穹窿山退居，据清人韩是升《重修拈花寺碑》碑铭云：“穹窿山下，有梵宇一区，在丛灌木中。旁无居民，人迹又据当代着名佛教学者南怀瑾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略》第四章第二节“清末民初佛教的复兴运动”里说：“禅宗，有望重山斗的虚云老和尚、号称当代禅门龙象峨嵋金顶的传钵和尚、万县钟鼓楼的能缘和尚、苏州穹窿山的道坚和尚、扬州高珉寺的来果和尚，这几位还都能保持宗风，卓然独立，而为佛法中的中流砥柱。这许多佛教耆宿，也都是当代的佛教大师中，品德庄严，或学问渊博的代表人物。”又据《往生随闻录·往生居士》的记载，李广祥“原籍安徽，世居苏州仓街一四六号。四十五岁（1903年），皈依穹窿山大茅蓬道坚和尚，发心在茅蓬撞钟半年，忏悔夙业。”
这说明直到民国时期，穹窿山在中国禅宗史上还占有一席地位。又据包山禅寺贯澈大和尚的回忆，道坚禅师大约在解放以后才去世。因此，明开法师说他在“1929年，20岁，到吴县穹窿山寺习禅”，肯定是在穹窿山大茅蓬亲近远近闻名的道坚禅师，为以后明开法师注重禅修的佛教品格奠定了基础。由于得到了明眼禅师的点拨，明开法师对禅修经验应该是得到了真实体验。
三、“1930年，21岁，到宁波观宗寺宏法学社读书”
宁波观宗寺，又叫延庆寺，原称延庆报恩院。始建于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知礼大师受命重建报恩院、并大弘天台教观。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知礼大师五世法孙介然在延庆院西隅空地上立十六观堂，共计房60余间，中建宝阁，塑立丈六弥陀金身，旁侍观音、势至。明永乐中被列为天下讲宗五山之第二。至清末，因后继乏人，观堂荒芜。民国初年，谛闲大师住持观堂，募巨资重建寺宇，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建成后，改称观宗讲寺。并于寺内设观宗社等，培养天台弘法人才。
1915年，谛闲法师应邀赴北京讲《楞严经》，轰动北京各界贤达名流，离京之初，叶恭绰、蒯若木两大居士各赠2000银元，其余信众也有馈赠。谛闲法师即以此款作扩充观宗学社之用，招收更多的僧众入学。1928年，谛闲法师把观宗弘法社和研究社合并为观宗弘法研究社，委托弟子宝静法师管理社务，并兼任主讲。宝静法师接管后，扩大研究规模，增加预科，同时出版《弘法月刊》，弘扬天台教义，并对学僧的入社资格、课程、分级等章程规定如下：
一、学员入社资格：
本社为专门台宗学社，不尚普通学识。凡欲研究本社教观，抱益自利他之志者，具备本人戒牒，及保证金五元，即可本寺客堂讨单，挂号入社，惟须具下列资格：
（一）十八岁以上，曾受具足戒者；（二）身体健全，无诸“嗜好”；（三）品行端正，能守社规；（四）文字粗通，曾听教参禅；（五）志愿坚固，能不半途而退者。
二、主要课程：
（一）经学科：当研天台教理，学习经论讲法（每日下午大座，午前抽签复座）。
（二）行持科：重于真实德行，定时礼忏修观（除讲经前修观外，朝暮课诵随众，以笃精进。弘法部学员，每晚礼大悲忏以自修）。
（三）文学科：教授讲读文艺，练习佛界文学（逢三六九日前授文学科。每月二次作文，在例假日）。
三、学员分级情况：
本社学员除原有弘法、研究两部分外，另立预科。每学期随其程度深浅及各课成绩优劣，以定先后。
（一）弘法部（此为正级，能具高深程度，有弘法资格者，或由研究部副级升上，或特别插进。内又分平等、优等、超等之别，定二十名）。
（二）研究部（此为副级，能具相当程度，有研究佛学资格者，或由预科选入，或另将插入，定四十名）。
（三）预科（凡初入社，须先入此预科，作正副级之先容，经短期间之考察，随时升进。此科无定额，多寡皆可）。
就以上观宗学社的“入社资格”而言，明开法师完全符合。因为此时的明开法师，出家已经5个年头，由不识字，到粗通经教，这跟他的勤奋用功，到江浙大丛林里参学，亲近善知识分不开，所以完全符合观宗学社的“文字粗通，曾听教参禅”等五项入社资格，但只能进预科班，这既符合观宗学社的“凡初入社，须先入此预科，作正副级之先容，经短期间之考察，随时升进”的入社条件，也符合明开法师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明开法师在观宗学社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约只有1年的时间，成为明开法师到闽南佛学院的一个“跳板”。如《徐德贤的经历》所云：
1930年，21岁，到宁波观宗寺宏法学社读书，课程是专门学习天台宗（佛教的一个宗派）的思想理论而外，只有《古文观止》和宗教仪式，其它什么书也不许看的，不能满足我求学的愿望。看到一册佛教的杂志载有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招生的广告，我就通信投考，经录取，我于1931年（22岁）转学到闽南佛学院读书，课程有佛学、哲学、国文、日文、历史、常识，还有各种报纸杂志等，可以自由阅读。至24岁毕业。
这段文字，如果配合明开法师在1972年填写的《职工登记表》来看，就更加醒目清楚了：
也就是说，明开法师在观宗学社学习了一年教理、佛教仪轨和《古文观止》。这种学习状况，在民国佛教界是相当普遍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明开法师经过五六年的丛林参学，已经初步具备了到高级佛学院求学的资格。
因此，观宗学社的预科班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学愿望，所以“看到一册佛教的杂志载有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招生的广告”，就“通信投考，经录取”，“于1931年（22岁）转学到闽南佛学院读书，课程有佛学、哲学、国文、日文、历史、常识，还有各种报纸杂志等，可以自由阅读。至24岁毕业”。
就明开法师在以后的佛教经历来看，闽南佛学院的3年，是他佛教人生的转折点。
闽南佛学院是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一所佛学院，在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1924年，南普陀寺最后一任世袭制方丈转逢和尚因观子孙寺院流弊甚多，所以就将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并选举出德行高尚的会泉法师担任第一届住持。会泉法师升座以后，为了应对当时全国没收寺产，兴办学校之风，在1925年接受从安徽佛教学校毕业的闽南籍学僧广律、瑞徵二位法师的建议，经过积极策划和筹备，在9月1日那天，正式创建了闽南佛学院。定学制为3年。常惺法师为院长，会泉法师为副院长。教务与事务主任分别由觉三、广津两法师担任。佛学教席由常惺及惠庭法师担任。科学与文学教席，则聘请厦门大学教授兼任。第一届学僧于1927年夏天毕业。太虚大师在这一年继任南普陀寺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实际上由常惺法师代理。
第二届是在1928年7月重新招收的，并把闽南佛学院定位为“以造成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招收了心道、印顺、宝忍、默如、戒德、又信、智严、竺摩等学僧，并编辑出版《现代僧伽》杂志。这一年冬天，太虚大师回到闽南佛学院讲学，勉励学僧做一个新时代的僧伽。
为了使第二届学僧安心学习，1929年，院方接纳了正卓锡南普陀寺的弘一法师的建议：“可将佛学的课程增多一点，且格外地注重，而对于英文及算术等，可以删掉，而增加其他的时间。”
太虚大师在1930年2月28日，开始为闽南佛学院学众作课外讲学，先后讲有《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佛学之宗旨及目的》、《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概观》、《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等。太虚大师在这些演讲当中，反复强调的是，民国汉传佛教的“丛林之精神尽失，而政府未能扶助佛教，佛教会亦难得改善，觉得‘非从一般佛徒中，吸取一部分真正于佛法有修学，而且具有弘法愿行者为重新之建设，不能振兴佛教于今后’。乃重新议订建僧计划……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建僧四万人，分学僧、职僧、德僧三级；学僧则经‘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
三年，‘观行参学处’三年之学程”。太虚大师还把闽南佛学院研究部分为“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
尤其是在《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的演讲中，指出“学僧求学应取的态度，首先应当决定的：一、根据佛学的真理；二、适应现代的社会。以此两种目标来建设新中国的佛教僧伽制度，使这种新佛教僧伽制度，筑在人间世的基础上面”。“复次，求学的学僧，要达到上述的目的是：第一，对于佛教的本身要有深切认识和信仰；第二，对于现代世界潮流的状况，也要把它的地位同价值，有极深刻的明了和体念。养成了这种‘独立不倚’的智力，便能深立在佛法的地位上来观察社会，适应社会，行人所不能行，做人所不能做的——大无畏的——大事业，可分有以下几条：一、教育事业；二、宣传事业；三、教务事业；四、慈善事业；五、其他社会公益等等。”“复次，佛教教育中的学僧，要能完整地做到这步田地，还不能说已尽学僧的责任；学僧须对于佛法有真正的修养，还要从大乘的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六度（戒、定、慧、布施、忍辱、精进）等做去。”并“要以深沉的毅力，一方面读书求知，一方面令‘生活劳动化、群众化’，使其一举一动，皆含有利益社会人群的意义，则自然不会为社会人群所诟病”。
（1）经过本届佛学院的教学与实践，太虚大师与芝峰、大醒等商议，把甲级班的20多位成绩优良的学僧提前毕业，并开始招收第三届学僧，贯彻太虚大师培养学僧的“一举一动，皆含有利益社会人群的意义”。据明开法师在《徐德贤的经历》里说，他经过最近两年丛林清规和独居静修的佛教生活体验后，闻思经教的愿望日益强烈。于是就告别穹窿山茅蓬，“到宁波观宗寺宏法学社读书，课程是专门学习天台宗（佛教的一个宗派）的思想理论而外，只有《古文观止》和宗教仪式，其它什么书也不许看的，不能满足我求学的愿望。看到一册佛教的杂志载有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的招生广告，我就通信投考”，然后从宁波观宗寺宏法学社，于1931年“转学到厦门闽南佛学院”，成为第三届学僧，同学有东初、福善、圆湛、如平、佛声、维狱、望亭等。第三届闽南佛学院的院长虽然是太虚大师，而日常事务实际上由大醒法师与芝峰法师主持。1932年底，太虚大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及院长职务，大醒、芝峰也离开了闽南佛学院，住持及闽院院长由常惺法师继任，（2）在1932年、1934年，弘一大师两次受常惺院长的邀请，帮助整顿闽南佛学院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并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建“佛教养正院”
于南普陀寺。
（3）因此，明开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期间，亲近了太虚大师、弘一大师、常惺大师以及大醒和芝峰等着名法师，于1934年初从闽南佛学院毕业。
叁苦行阅藏苏州讲经
一、宜兴海会寺阅藏，第二次到穹窿山寺参禅明开法师在《徐德贤的经历》里说，他在1933年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来到江苏宜兴海会寺阅读《龙藏》，用功将近两年。
《龙藏》又称《清藏》，全称《乾隆版大藏经》，是“清代官版藏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乐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
编次天字至漆字，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
颁赐全国各大寺院；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七年，又奉旨补印3部；第三次是同治年间，时值鸦片战争后，清廷已无力出资，故允许各地寺院自备工料请印。在此种情况下，四川泸州合江县法王寺的空静等，于光绪十年晋京请印，仅1部；第四次是1933年，林森等人在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安奉历朝大经藏，于1936年印《龙藏》1部，以资供奉。当时，中国南北丛林闻风兴起，陆续请印，共达22部之多。由此观之，自乾隆四年至1936年，《龙藏》印刷总数大约在150部左右”
。由此可见，明开法师在宜兴海会寺阅读的这部《龙藏》，很有可能是在乾隆年间印刷的103部里的一部，从而也说明宜兴海会寺在清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又据林子青写的《清代佛教》的记载，宜兴海会寺妙参清虚、常州天宁寺冶开清镕、南京香林寺济南清然、扬州高珉寺楚泉全振、苏州西园寺广慧圆德，“同称为清末江南宗门五老”
。这就进一步证明宜兴海会寺在传统文化遭到摧残的江南，是一座重视佛教传统信仰的寺院。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兵源不足，开始强行抓壮丁当兵，和尚也不例外。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明开法师在1936年再次上吴县穹窿山，改阅《碛砂藏》。
《碛砂藏》雕刻于南宋，但后来没有流传，“1931年，陕西朱子桥（庆澜）发现西安开元寺、卧龙寺藏有南宋《碛砂藏》孤本，乃与叶恭绰、狄葆贤、蒋维乔、丁福保、释范成，在上海发起成立影印宋版藏经会。推定朱子桥、叶恭绰负责，狄葆贤、徐乃昌、蒋维乔、吴寄尘、丁福保、范古农、李国净、李经伟等分任编印、流通。由狄葆贤派有正书局的摄影师赴西安拍照，在上海影印出版。残缺部分由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补入。影印本《碛砂藏》于1935年影印500部，共60函，593册，1532部，6362卷。由上海佛学书局预约发行”。明开法师在苏州吴县穹窿山阅读的这部《碛砂藏》，应该是1935年上海影印本《碛砂藏》。从此以后，明开法师再也没有离开过苏州，最终成为苏州佛教界乃至江苏佛教界的领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二、从1938年秋到1947年冬，驻锡苏州北禅寺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陷苏州，土匪流氓趁火打劫，在山乡间横行称霸。明开法师竟几次遭土匪吊打，被逼无奈之下，从穹窿山逃难到苏州盘门瑞光寺。1938年秋到北禅寺进单后，一直驻锡至1947年冬。这10年间，他在北禅寺担任知客，并在苏州各寺院里讲经说法，弘扬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