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协会制度是民国以来出现的一种新兴佛教制度。根据印顺法师的研究，中国的佛教僧制，在历史上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国家的管辖制，这是因为佛教在中国发达以后，“僧众跟着杂滥起来，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国家不能不出来干涉”。二是禅僧的丛林制，“在唐代，适应山林农村环境，参照佛陀的僧制，创设丛林制度。”“这两种中国化的教制，一是每一寺院的组织，一是全国佛教的组织，并行而不相悖，一直维持到清末。但中国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会，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议制，所以寺院逐渐子孙化，丛林也产生传法制，倾向于各自为政，不能从僧官制的统一中，造成民主代议制的严密组合。一盘散沙，佛教与国家民族，患着同样的毛病。”但是，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这种制度也发生了现代化的变迁，“早在民国元年，中国佛教开始了一种新制度——中国佛教会，这是一种僧俗混合组织的制度。现在已被看作一向如此，其实是从来未有的划时代的剧变。依律制，出家众的僧事，白衣就是国王，也不容直接过问。现在的混合组织，论法理颇有问题。”
不过，印顺法师所批评的佛教协会组织的世俗化倾向，却在明开法师创建苏州市佛教协会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弱化处理。
这在西园寺档案室保存的一份“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的材料里有确切的记载，该材料称：
1952年12月，僧尼七百余人，在景德路察院场华严寺集会，成立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市政协、市宗教处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选出委员27人。范成为主任委员，后由心岩代。
秘书长胡济川，副秘书长通如、唐慧峻；委员：能金、慧鑫、雪相、明开等，总务道航。1956年举明开为秘书长。
1958年，佛协筹委进行寺庙改革，僧尼集中，将原有寺庵238处，除保留寺庙13处及家庵5处外，将220所寺庙的房屋约7000余间，175000平方米交给国家房管部门。市房管局每月发给市佛协筹委定息3200元。全市保留十三所寺庙是：西园戒幢律寺、枫桥寒山寺、虎丘云岩寺、北塔报恩寺、华严寺、药草庵、西林庵、文山寺、碧云精舍、放生池、上方山楞伽寺、灵岩山寺、佛教居士林。另有五所家庵保留：息影庵、净修庵、再来庵、静修庵、积善庵。
1958年，举明开为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筹委会从1952年12月起工作到1962年7（月）止。
从材料列举的组成人员可以看出，筹委会主任一开始就是范成法师，俗人秘书长在1956年改换成明开法师。1958年又改举明开法师为筹委会主任兼秘书长。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委会从1952年12月开始工作，到1962年7月停止，僧人占主导地位。范成法师（1884—1958），俗姓李，江苏省如皋县人。7岁时在如皋崇善庵依悉融和尚剃度出家。22岁时在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戒。圆戒后回到如皋掘港西方寺常住。1910年到江苏僧师范学堂深造，与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同学。1912年奉师命出任西方寺住持。范成法师具有现代化眼光，他以为“佛法的宗要，是切实解除众生现下之苦，而不只是赶经拜忏为死人服务”。基于此一理念，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并注重到佛教文物的保护和佛教文化的传播。1929年创建了一所“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藏有佛教法宝经典，儒家经、史、子、集，地方志乘及各种图书十余万册，及各种杂志报纸，设专人管理，开放给社会使用；此外，他长期搜集佛教文物，如经书、佛像、碑帖、法器等，打算另行创设一座佛教文物馆。1930年，朱子桥在上海邀集佛门缁素名流如叶恭绰、狄楚青、蒋维乔、丁福保、李经纬、李圆净及范成法师等人组织成“影印宋碛砂藏经会”，设办事处于上海公共租界威卫路180号，综理印经事务。范成法师被推为常务委员。1931年春，范成带领着照相技师、冲印技师及工作助理人员等20余人，在陕西、山西两地忙碌了三年余，拍摄制成了玻璃版四十箱，运到上海，在1935年影印的500部《碛砂藏》问世。影印《碛砂藏》的工作完成后，范成仍在上海，驻锡觉园的“上海佛教净业社”，协助护法大居士叶恭绰，在觉园内兴建“法宝馆”，收藏佛教文物，分门别类整理，并轮流展出，供社会人士参观。1949年，到苏州住持结草庵和报恩寺。1958年冬，回到早年住持的掘港西方寺，在12月17日沐浴更衣，跏趺而坐，在念佛声中示寂。
明开法师在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期间，与范成法师一起工作7个年头，范成法师注重佛教文化事业和人间佛教的思想，对明开法师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开法师主持苏州市佛教协会以后，始终把人间佛教作为苏州佛教事业发展的主旋律。
2.第1—4届苏州市佛协领导核心，为佛教事业贡献良多
明开法师对苏州佛教最大的贡献在于市佛协的组织建设，这是佛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与这套制度相适应的僧官制度也要进行变革，才能与新社会相适应。明开法师的老师太虚大师就为中国佛教会制度的建设奋斗了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明开法师与范成法师合作无间，共同探索苏州市佛教协会的组织建设。当范成法师在1958年底圆寂以后，明开法师又与妙真法师密切合作，终于使苏州市佛教协会顺利成立。妙真法师（1895—1967），字悟达，湖北枣阳县人，俗姓万，名正财。18岁时在湖北随县澴潭镇嵩山寺出家为僧，同年到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受具足戒。曾在宁波观宗寺亲近过谛闲大师，学习天台教观，在上海亲近持松法师，学习东密。协助慈舟法师在常熟兴福寺创办法界学院，任监学之职。
1928年，应苏州灵岩山寺戒尘大和尚之请任监院。1931年，戒尘大和尚赴云南弘法，把灵岩山寺务托付给慈舟法师。慈舟法师后因到鄂闽等地讲经，请妙真法师代理方丈。在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正式升座为方丈后，妙真法师秉承印光大师、真达和尚的教导，把灵岩山寺定型为专弘净土宗的道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解放后，妙真法师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寺内僧人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古丛林遗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佛教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苏州市政协委员。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苏州市佛教协会第一届做出的七项成绩
1962年7月4日至14日，苏州佛教界的僧尼居士代表在西园寺集会，宣告苏州市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会议选出理事43人，常务理事11人。妙真为名誉会长，会长明开，副会长明学、谢祖培，秘书长安上，副秘书长雪相、吴树人、文觉、通如。常委：净持、能金、三思、圆信加以上9人为13人。皖真、性寂、圆谛、福慧、智然、英霞、静钦、印元、心岩、浩莲、润田、德深、德华、宝莲、心法、妙胜、夕愿、明道、王慎轩、吴敬修、高智密、洪德庄、彭智锦、陈伯虞、金秋来、徐省三、潘圣一、许甜棠，连同以上13人为理事。但是好景不长，在“文革”期间，苏州市佛教协会会务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8月才正式恢复工作。
管如此，苏州市佛教协会在妙真法师和明开法师的领导下，还是取得了以下七项成绩：
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明开法师在1981年7月8日的《苏州市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里指出：
协助政府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直是我会主要任务之一。一九六二年市佛教协会成立后，首先，对集中在寺庙和散居在外的僧尼生活费作了适当的调整。鼓励集中的僧尼要管好寺庙，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寺庙要他们做好接待工作。我会认真处理了有关佛教方面的来信来访。
“文革”期间，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寺庙是首当其冲。历史悠久，艺术高超大小佛像，尽被砸掉。名人字画，珍贵藏经等，撕的撕了，烧的烧了。在十年浩劫中，佛、法、僧三宝，遭到严重破坏和迫害，弄得庙破人亡，真是罄竹难书。最后和尚全部赶出庙门，强迫弃教务农，下放农村。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政府又重申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宣布恢复市佛教协会。同年九月十九日我会与各界人士在西园寺隆重举行妙真法师追悼会，市民族宗教事务处领导同志，在会上郑重宣布为妙真法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市佛协开始恢复工作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市房管局自七九年十月起继续按月付给我会房租，政策得到落实，会务经费和僧尼的生活费有了着落，生活有了保障，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
市委、市革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同意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将西园寺、寒山寺、灵岩山寺三所寺庙仍归我佛教协会管理，作为佛教的活动场所。我们僧尼和信徒得此令人兴奋的消息，相互转告。有的说：“粉碎‘四人帮’，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回来了。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由于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四人帮”期间被赶出庙门的僧众，迫切要求回到寺庙，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尤其是灵岩山寺的僧众，有的被迫遣送回原籍的，有的下放在果园的，纷纷要求尽快回灵岩山寺。为此，我们根据政府的指示：只要愿意回来，不管年龄多大，身体健康如何，一律欢迎他们回来。即使是年老体弱的僧众，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如他们要求回来我们也表示欢迎，这样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回来以后，僧众们僧装都没有了，我们立即着手赶制了大量僧装，里里外外全部新做。
灵岩山寺在十年浩劫期间，遭受破坏是严重的，寺内各殿佛像全部被砸。我们从西园寺请去释迦牟尼、阿难、迦叶、西方三圣等佛像，上山供奉。寒山寺、虎丘云岩寺等也请了佛像去供奉，还有其他兄弟市急需恢复，没有佛像，到我们西园寺来请。如南通的狼山广教寺、常州天宁寺、无锡广福寺、大丰贞节院等共请去佛像廿五尊。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灵岩山寺为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圆寂四十周年，举行纪念法会。各地来参加法会的四众弟子有二百余人，寺内启建念佛七天，特设影堂，堂前上供，法会隆重庄严，教徒法喜充满。
一九八○年十二月我会明开、明学去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今年三月我会明开、明学、安上、雪相、净持、性空、润田（尼）、吴敬修（女）、常正（列席）去南京出席江苏省佛教协会第一届代表会议。
我们不仅是有代表出席全国的，江苏省的佛教协会代表。而且有安上法师等七人被聘、被选为省、市政协委员，苏州市市、区人民代表，出席各种会议，共商国家大事。也说明党和政府对有信仰和无信仰的是一视同仁的。
这就充分地说明，明开法师在1962年7月—1981年7月的20个年头里，始终探索佛教界如何与党和政府沟通，才能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古老的佛教信仰，在现代社会里继续放出光辉来，这就是要协助政府落实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保护好佛教界的权益。
做好寺庙修缮工作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寺院年代久远，需要不断地进行维修，再加上“文革”的人为破坏，做好寺庙修缮工作是苏州市佛教协会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正如明开法师所说：
寺庙建筑都是年代较久，要不断加以维修。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会对西园寺、寒山寺、文山寺、华严寺、药草庵、虎丘云岩寺大殿等，先后进行多次修理。一九六三年灵岩山寺大殿全堂佛像重新装金。一九六五年我会拨款十万元，灵岩山寺拨款六万元，共十六万元修理北寺塔。
十年浩劫中，灵岩山寺的破坏是严重的。为了尽快把灵岩山寺修复，国务院宗教局及省宗教局负责同志都亲自到灵岩山寺实地察看指导工作，并赖中国佛教协会之护持，政府之大力协助，从事兴复。一九八○年三月市政协副主席、画家谢孝思陪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上灵岩山寺，赵会长为山门题了字“灵岩山寺”，为寒山寺枫江楼、藏经楼等题了字。赵会长还兴致勃勃在灵岩山寺赋诗一首：
欣随谢公屐，重上吴王台；湖山观意态，林木感兴衰。
梵呗断还续，慈鸟散复来；柳条见春色，画境逐云开。
各级领导对我们尽快恢复我国着名的净土宗道场之一灵岩道场，给予最大关怀。特别是在全国佛协的推荐下，旅美侨胞应行久夫人金玉堂居士是个虔诚信徒，发心捐款，奉献资助，为修复灵岩山作了功德。为此，我们在重修灵岩山寺功德碑记上谨勒芳名，以垂久远。
经过一年时间，灵岩山寺的天王殿、大雄殿、念佛堂等房屋已整修完毕，油漆一新。原来山路上三座亭子，墙坍屋漏，破旧不堪。
山上的花园内长寿亭、方亭部分柱子腐烂十分危险，现都一一加以整修，特别是念佛堂，“四人帮”时搞了个“收租院”，把房屋破坏得不像样了，现在整旧加新，恢复了十年前的原来面貌。佛声朗朗，莲风普扇，各地佛教徒，仰慕灵岩山道风，前来参访和做佛事，络绎不绝，净土道场，今又重兴。
我们在修复灵岩山寺过程中，还得到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如市人防办，要我们去接收原来装置在城墙上、高楼屋顶上的大小铜钟十五只；市委行管处、农业药械厂都主动来联系，要我们去领回铜磬一只；市六中老师主动送来在“文革”期间失落的明代铜铸的华严三圣像；市文管会为我们保存大量文物；民丰厂为我们铸万年宝鼎。四天王、韦驮、弥勒等佛像已泥塑完工，待后彩绘装金。
西园寺也是年久失修，为了全面检修这项工程，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拨款五万五千元，批给大量木材及其他物资。天王殿屋面装修工程已初步完工，接着马上对大雄宝殿、禅堂、藏经楼进行整修。
寒山寺去年加高了围墙，并用花边滴水本瓦做脊吻合古典结构，使寒山寺的庙貌更为庄严。今年又新建钟房，还要对茶室、方丈室加以修理。总之，我们在修复工作上，由于政府大力协助和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进展是较快的，各个寺庙的面貌都有变化。
搞好生产与服务，贯彻以庙养庙农禅并重是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明开法师在领导苏州市佛教协会工作时，使这个优良传统成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变成了现实。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