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展示了历史辩证法的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性。外国评论家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邓小平凭借历史辩证法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高难度动作”。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在阐述对外开放政策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出现了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邓小平认为，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有责任，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格力量。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
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就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第三，要懂得党的历史。
一些人对毛泽东的一些片面认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术界的一些论著对毛泽东的一些片面阐释，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科学地对待历史。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强调：“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坚决地表示：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前夕，一位网友发表评论说：“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举世公认，就连他的对手都是这样看。一个不懂中国近代史、不懂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连新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都不知所云的人，奢谈历史人物岂非太不自量力了吗！”这位朋友看出了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存在的片面性，并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些朋友说：看了《长征》和《延安颂》，为毛主席的胸怀气魄所感动！这就充分体现了历史的育人作用。
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同在。毛泽东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我们纪念毛泽东，不仅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继承和推进他的思想和事业。让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把中国的历史推向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里程碑
这是一篇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体会，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1期，1997年入选《邓小平理论文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意。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历程中，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在这个进程中，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篇）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根本任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必将通过各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取得胜利。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前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崇高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要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趋于成熟的根本标志。江泽民说得好：“在70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顺畅，它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得到顺利发展。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历史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之后，在长期酝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体系中的第一篇。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1949年我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寻找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项根本任务。这项任务比起第一项任务来，更艰巨，更复杂，更困难。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醒。1958年3月，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后来他又说：马克思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指出：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毛泽东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靠马克思的“本本”和我们自己过去的“本本”是不行的，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基本上照抄苏联的模式。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模式的一些问题，也暴露了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不少弊端，促使毛泽东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日程。1956年4月，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次年2月，他又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没有按照这些正确思想走下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再一次出现曲折。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地探索。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深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的原因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正是从这些国家剧变的深刻教训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8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继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第一篇）就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科学总结和理论表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构筑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第二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篇）。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两大篇之间有一条鲜明的红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贯串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衔接两大篇的纽带，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不仅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继承；也不仅表现在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更直接地表现为，这个理论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和极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例如，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论断；他提出了“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主张和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他批评过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观点，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还提出企业独立性和自主权的问题，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他发出过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这些思想和观点都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国内外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及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理解，使毛泽东的探索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航道。毛泽东深知“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并感到他自己理论准备不足和力不从心。他坦诚地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他曾对中央领导同志说：“《毛选》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正是由于这些诸多因素，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误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但是，正如没有民主革命时期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就不会创立毛泽东思想一样；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及其总结，也就不会产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造成的灾难是不小的，但是我们总结了经验，如果没有这个总结，我们就不可能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样搞社会主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但是他未能完成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