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构思
本文与邓淑华联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举办的全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理论研讨会和论文集；2001年7月获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党史优秀论文一等奖。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他以卓越的胆识和伟大的气魄，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使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新中国庄严的形象，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尊重和赞赏。他以非凡的才华和气质，为中国外交塑造了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坚持原则、求同存异、实事求是、说话算数的良好形象和独特风格，赢得了朋友，赢得了信誉，形成了富有华夏子孙落落大方风范的外交风度。毛泽东国际战略贯穿着中外哲学思想的精髓。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斗争与联合等等矛盾的分析与处理上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他的外交战略和实践，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它既包括对中外传统智慧的继承，又包含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天才创造；既有“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的整体意识，又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操作技艺。中国获得的国际影响与地位，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有一个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毛泽东构思新中国的国际战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抗日战争时期，国际环境异常复杂，风云多变。反法西斯战争把50多个国家联成一气，他们之间有联合、有矛盾、有斗争、有妥协，错综复杂。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战场之一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和他们利益角逐的场所。在整个8年的艰苦抗战中，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化，巧妙地处理了同苏、美等大国的关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不懈努力，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开辟了道路，并在同大国的交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构筑了新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框架，并形成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鲜明特性。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实践丰富了
毛泽东对外交往的经验
周恩来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的外交”。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还挂着中央政府的招牌，我们的许多外交活动还须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更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我们只有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开展外交往来。所以，它又具有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起来的。
那时的外交虽然还不是正式的，但中国共产党在态度和方法上都非常郑重。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的，参与外交方针政策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凡涉及外交事宜，事无巨细，都要向毛泽东汇报。有时甚至是一些细小的事务也要由他亲自布置安排。毛泽东认为，对外战略问题，是整个革命战略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同小可。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外交活动最频繁的是1944年到1945年。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团。记者团除了1名苏联记者外，都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记者。6月10日，毛泽东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方面为了欢迎记者团的来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庆祝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随后又单独会见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谈话中，史坦因问：“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他后来解释说：“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在这里，已经道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
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同美国人打交道。因为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最密切。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对美、英的外交工作，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发展关系。1944年美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来，这实际上是同中共建立的一种官方联系。尽管观察组级别不高，也不办外交，但却具有外交性质。
毛泽东对美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格外重视。观察组到延安的前夕，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毛泽东指定撰写并亲自修改的社论——《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对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也很赞许。社论表达了对美国外交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并非不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而是出自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选择。毛泽东同美国人打交道的准则是“放手与美军合作，同时也向美国提出援助我们的要求”。他认为，这个方针“比较全局，利多害少”。
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谈话，使他们对我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了解。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不仅涉及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中美关系。这些谈话中阐述的政策和观点，为我们后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4年11月毛泽东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判，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这次谈判，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是“招美依我，而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经过我方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协议。尽管在谈判中我们作了重大让步，但毛泽东对这个协议还是满意的。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即挥毫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对罗斯福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具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们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赫尔利也完全暴露他扶蒋反共的庐山真面目。于是毛泽东连续发表《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檄文同美国帝国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劝毛泽东不要顶撞赫尔利，毛泽东回答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他特有的气质和风格。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外交活动远远不止这些。但通过这几桩事情的回顾，充分说明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外交活动的经验，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在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取得同美国人谈判的重要经验，为我们后来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在同大国的抗争中孕育了
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始终如一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尊严，不作任何大国的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所在。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美苏等大国的抗争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政府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赫尔利一反常态，践踏了他同毛泽东签署的协议，而同蒋介石演了一场双簧戏，“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这个历史关头，作为中国人民伟大儿子和民族英雄的毛泽东，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美国帝国主义作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郑重宣布，“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他表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和胆略！
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中，对毛泽东来说最棘手的是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给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极大的支持。苏联的外交曾牵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干涉。但是，苏联和斯大林在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时，还夹杂着严重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就增加了我们同苏联关系的复杂性。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一贯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并力图借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拖住日本，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1942年夏天，斯大林两次电告毛泽东，要中共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边境地区，想以此吸引德国人的注意，以减轻德国人对苏的“夏季攻势”。毛泽东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状况，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这就引起斯大林的严重不满。他曾向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在雅尔塔会谈中，斯大林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但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极大支援。苏联的对华政策包含对中国革命既支持又干涉的两重性，相当矛盾。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利用苏联的积极影响，尽可能地消除不利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开批评或评论斯大林和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和感谢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声援。1939年9月毛泽东撰文宣传“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同年12月斯大林60大寿，毛泽东又专门发表题为“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祝词，热情赞扬苏联和斯大林在世界历史前进中的伟大功绩。所有这些，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然而，这并不等于对斯大林百依百顺。对他的错误主张和态度，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效的抵制。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关于警告中共“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的电报后，毛泽东表示：“我们不相信打内战能毁灭民族”。对于斯大林要我们“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军队”的错误要求，我党坚决顶住了。毛泽东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斯大林对此很不高兴。
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抵制苏联的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斯大林的错误，根本点在于认识到自己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在于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处理国际共运内部关系以及同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总之，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苏联的支持，抵制了斯大林的干扰。同时，也巧妙地利用苏美和苏蒋之间的矛盾，正确而妥善地处理好了同联共和苏联的关系，从而增强了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经验。
无论在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从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屈服过，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直至毛泽东的晚年，他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始终把握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正确航向。
三、在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奠定了新中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