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京《电报》（报馆之名，言其速也）云：余友客虎，曾游中国，曾识中堂，且具有远见者也。今接华都之喜电，与我英似大有关系。余因使人问之，客虎对曰：“李中堂真任外务大臣，关系实非浅鲜，且诚中国新开之孔道也。北京向缔邦交，悉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置。质言之，凡入此衙门者，不论堂、司各官，实未谙各国之事务，‘总理’云乎哉？（恭邸聪明正直，晓畅新学，洞烛远谟。曾惠敏公使于四方，有德有言，不辱君命。皆总署一时之选也。客虎竟一笔抹倒，大属失辞。）
“今乃钦承明诏，特选中堂，是殆举历代未有之专权，属于一人之身也。且此一人者，实中国寡二少双者也。而又值身绕地球、目击新机之会，十万里遄归华海，大皇帝适当其时而用之，惠此中国，揉此万邦，懿欤铄哉！
“李中堂之使于泰西也，国计民生，日往来于方寸。故遇有可裨益之事，穷日夕之力以察之；其遇未能洞澈之处，竭口舌之力以问之。仆尝陪奉清尘，快聆謦欬，觉其殷殷请益，不第不耻下问而已，且更有善于问、巧于问者。而其所已知者，则又出人意料之外。信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使者又问曰：“中堂前在我英商增关税，似欲我英闭目而许之。其论内地厘金，则许自行沙汰。不识能决其必成乎？”客虎对曰：“中堂今为外务大巨，厘金则为中国内政，其能兼主与否，吾不敢知。然料中堂必将昌言于朝曰，当今之时，处今之势，不得不先筹国帑；然欲裕国而仍不病民，惟有倍征新关税钞之一法。因复言曰，西国若许我加征关税，我必报之以除厘金；即或不能尽除，亦当去其太甚之弊。夫厘金者，呛商人之喉之石灰也。国家年中所得既不甚多，而又为外国商途之大坝。我等深知之，中堂岂不能剀切以道之？至于厘金之外，又有铁路一事，为中国绝大关系之所在。中堂在英之日，曾明击鄙人曰，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即以厘金言，厘卡委员之舞弊，固属可恨，然亦必藉铁路告成之后，全国先自通其脉络，再谋除此巨蠹，始克胜任而愉快也。”
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卷下
节相之游欧美也，五洲列国皆疑为加税、密约二事；故各报馆崇论闳议，累牍连篇，而不惮反覆以申明之。爰录左方，以广公见。所系乎政治者甚大，幸勿目为明日黄花而漫视之。
今之谈洋务者，不曰联俄拒英，则曰联英拒俄。中日之役，英人袖手；而俄仗义执言，还我辽东，此前说之所由来也。英人之官于中国者、商于中国者、传教于中国者，日日发论，日日著书，与夫英文各报之翻成中国文者，其言皆曰：天下仁义之国，莫若英国；亲中国、爱中国、欲保全中国者，莫若英国。中国人习闻之而轻信之，以为是实亲我、爱我、欲保全我，此后说之所由来也。偿款议定，国用困蹙。乃以上相持节聘列国，修好之外，兼及议加税则一事，改值百抽五为值百抽十。此议若行，每年入款，可增千余万。论者以为，欧洲诸国与我交谊甚睦，得我之利益亦已甚多，其顾全商务之心亦甚重，未必区区者而不余畀也。而果也，请于俄，俄诺之；请于德、法，德、法诺之。向之论者，以为事垂成矣，而不意沙侯之一言梗全议也！
当俄之诺也，非有爱于我也。中国之商务，俄不过二百分之一。而所认中国一千六百万镑之国债，以关税为质；其愿中国税入之多，固宜也。当德、法之诺也，亦非有爱于我也。彼固灼知英人之必不我许，则何乐而不以此市恩于我，而索我以他种之权利也。英之不我许也，亦不必遽然示我以无望也。外部则言权在商会，商会则言权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之无他权力、无他言论，以与彼相持也。是故税而不加，固为害也；税而能加，亦未见其为利也。何也？彼以千余万之入示德于我，而我宁能无以为报也？由斯以谈，人之亲我、爱我，欲保全我也，何如矣！
吾闻之，公法家之言曰：凡世界之内，名之为国者，无论为强大，为弱小，为自主，为藩属，无不有自定税则之权；或收或免，或加或减，皆本国议定，而他国遵行之。他国或苦其所加过重，只能饬令商人不运不售，而不能阻人国使不加；只能倍加我国运售彼国之入口货税以苦我，而不能因我之加税而以兵力相见。此地球万国之所同也。是故约章与税则，两者各不相蒙。约章者，两国之公权也；税则者，一国之私权也。中国通商之始，情形未熟。英人阴谋以给我，盛气以劫我，令将税则载入约章；于是私权变为公权，自主成为无主，以至有今日之事。人之亲我、爱我、欲保全我也，又何如矣！
又闻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与我同；其见绐见劫，而误载税则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与诸国换约，税则自由，无以异于他国。而我今日者，以小国所能自有之利权，我乃低首下心求之于人而不可得。人亦何厚于日本，而薄于中国乎？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不务自立，而欲倚他人以为固，则谓之求祸而已。故有以联俄拒英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波兰；有以联英拒俄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印度。
〔以上《时务报》馆梁启超《加税论》〕
中国所借洋款，均照金价合算。今欲修筑铁路，及将军务时所遗水陆各军另加整顿，在在需款，债台又必添筑一层。就现在已借洋款算计，仅息银等费，已岁需二兆镑；添办军械所需，至少又须三兆镑：共计五兆镑。此款中国将如何筹画？若仅加进口税，所计似未尽妥。要非畅行出口货物，不足以济事；因仅加进口税，所入不足以偿息银及购办军火之用。中国无论进口何物，非以金购，即以货易。若以金购，则中国所纳之税，向收银不收金，两不相抵。若以货易，则所抽土产之税愈重，出口之货物必愈少，即进口之货物亦愈减。
兹请试言其故：凡国用所需，各国均向百姓抽税拨发。惟出产之物，若抽税太苛，则百姓所种预备出口之物必少。或曰：中国所入土产税银，即可运之出口，以偿息银而购军火。此言诚然。讵知所产之货，因税重不能获利（即国家赖以出口付息银之货），百姓必改种他物；而他物又值欧洲价廉，不宜出口。况出口货价，非由中国自定，须由与中国争利各国所定。即该货在中国时，其价亦为与中国争利各国能出售之价所定（如中国因税重欲加货物之价，而此物在与我争利各国止售八十金，则中国之货只能因之而贱；是中国货价不能自定，而为与中国争利各国能出售之价所定也）。然则所借洋款，其清理之法，要惟畅行出口货而阻滞进口货耳。
中国政府向重农而轻商。其所以轻之之故，以商贾贩卖之货，非人所必需之物；爰轻其业，而重其税。试问天下无商，谁市土产？无人市土产，则中国将何以清其债款而购其军火哉？然则加税办法，若不问商，将问诸谁？商固不可轻也。若与熟商，必曰加多进口税、豁免出口陆地各税，而鼓励工业也。中国各省所入之款，各归各用。其所入，皆货物经过各省应还之内地税、中国厘金。若与欧洲各国之奥格曲劳税（进城税）相若，本可不必干系。而西人现在所争者，以货物运到某省自应纳捐，而所经各省不得抽厘。此层照现行条约，实在应争之列。所有内地半税则照凭此即可逢卡免厘，法亦未尝不善。若华官果能遵照办理，西人自无闲言。其如各省往往故意为难何？中国政府向来办法，为西人所深知，名虽出示颁告各省，实在并不欲其照行。嗣后不论何时吏改税则，西人情愿按价每百加抽若干，存在驻京使署，作抵华官应抽各税款项。
中国向章，货物由此至彼，通商口岸除付出口〔其实并不出口，不过换船而已）税外，尚须另加半税，谓之子口半税。所抽数目，与内地半税相同。该项子口半税，若作为内地半税，西人尚可满意。惟付出口税时，复须另加子口半税，实属太苛。将来更换税则，该项子口半税，应即删除。
货物抽税之法，不可按货价（即按价值百抽若干之谓也），而须照货物分别定税。使应付税数目，各商自能核算，不致受华官欺蒙之弊。譬如各商欲将货物运至某处，应纳内地半税若干，一算便知，则官吏无所试其伎俩。华人之出仕也，由捐纳；其补缺也，由贿赂。经手之款，上下侵蚀，意中之事。弊端百出，最难防范。所有商贾应纳之税，照前办法自知算缴，虽不能尽除勒索之弊，亦未始无补救于万一也。
中国之进口税，不难加至值百抽十五，十成作为关税，二成半作为内地半税，又二成半交存驻京使署，均由海关分项照抽。洋药应与他项货物，分别另行办理。此项货物，即中国按价加至值百抽五十，西国亦可不问。印度政府洋药一项岁入五六兆镑，中国亦应准其分肥。况此物之有损无益，非中国所必需。加之中国既自栽植，英国若不生忌干系，本可如印度之独擅其利也。再，货物进口，若照以上办法各项加税，则进口之货价贵而销路少，当足以补中国银钱流至外洋之漏卮也。
中国果照以上办法，所入之款，比前可多二三倍。惟加进口货税，尤必先有所以加之之法。其法惟何？曰：畅行出口货耳。本地税中国不论如何抽法，西人可不干系。应争者，货物由中国此处载至彼处，但须请内地半税执照；该项半税在某处完纳后，其余各处不得再行抽税。不数年前，法、意各国由中国寄购蚕种，自行养蚕缫丝，借此获利。今则意、法各国缫丝之利，已为中国所分。因中国现在自能缫丝，但售所缫之丝，蚕种不复发卖。此于中国大有裨益，因缫丝所需工费非中国所给，实系购此缫丝之国所付。今出口之缫丝，若能做成织绸之丝，则又胜一筹矣。若由织绸之丝而织丝缎出口，则尽善尽美矣。
中国丝业之胜，犹其茶业之衰。其所以衰之故，以中国不能争机器之便，及印度工价之廉耳。此国制茶用机器、出口无关税，彼则用人工而重税，孰轩孰轾，固不待言。茶业既坏，所有从前茶商，均须另行改业。其无业可改者，即入游手好闲之流。中国若犹昏迷不悟，不速将土产格外轻税，使无业之辈易谋工作，则内乱之患，必有甚于今兹者。此等内乱，欧洲鲜有之；而中国则此处未已，彼处又起，将弹压之不遑，岂复能整顿商业哉？
本地制成之货物应如何抽税，与此项改更税则，自行另议。据华官管见，各货均须纳税，制成之货物岂能独免？惟棉花、茧子，如不出口，向不完税。若以棉花、茧子制成之货物，即须如棉纱、丝绸，进出口一律抽税，不免苛刻。况制货所用之料，已在出产之处完纳内地税，并由该处发出之时照完半税，理应不再另抽。若必另抽，所定税则，亦必比外洋载运进口之同项货物较轻。以本地制成之货，向无捐输之说。再棉花制成之棉纱，与茧子制成之丝绸，物类不同，税应轻重。所有制成之货物应抽之税，应由熟悉情形者斟酌妥定，方足以昭公允，而舒国用。
〔以上上海《字林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