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下来的18本“关剧”，依题材划分，可大致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三类。作品的题材大多与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生活，有的虽然借用了历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框架，所反映的仍然是元代的生活，即使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也打上了作者那个时代的浓重烙印。
由于自编自导和自演，所以，关汉卿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他经常虚心的向当时的著名演员珠帘秀、顺时秀请教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关汉卿在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叫“玉京书会”的组织，性质和职责与今天的剧协组织差不多，经常聚集当时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在一起讨论戏剧问题。
他的剧作中以《窦娥冤》为最重要的代表。《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几部作品，也分别代表关汉卿杂剧在不同方面的成就。关汉卿戏剧语言十分有特色，他是中国古典戏曲本色派的语言大师。他继承古代诗词精心提炼语言、注重表现意境的优良传统，熔铸经、史、子、集的各种语汇，吸取平民百姓生动活泼的口语俗读，锤炼成质朴自然、生动鲜明、丰富多彩的戏曲语言。
在他的作品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语言都带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关剧在艺术上有着卓越的创造性。关汉卿的剧作在人物唱词的动作感、舞台性以及曲白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显然得益于他通晓音律、长于歌舞、拥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正如王国维所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由于他的伟大成就，关汉卿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元杂剧的鼻祖”关汉卿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也享有极高盛誉，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同样没有忘记这位戏剧老人。2008年是戏剧家关汉卿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50周年、从事戏剧创作750周年的特殊年份，同时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奥运年。在政协会上来自农工民主党的李汉秋委员建议：让关汉卿助“人文奥运”一臂之力。应该展示以他为突出代表的元大都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这将是“人文奥运”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李汉秋委员说，关汉卿的创作在13世纪已经“红极一时”，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巨人”莎士比亚还早300多年。2008年举办一个“关汉卿戏剧节”，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久演不衰的关汉卿剧目可以为“人文奥运”助威。
七、“红娘高手”王实甫
与关汉卿同样为伶人编写剧本的王实甫，他擅长所写的“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与关汉卿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的出众才华还是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但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详知。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公元1255-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与官员不和，40多岁就弃官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60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以诗酒琴棋为伴，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
以上的这些介绍性的文字是体现在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的，其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证的。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这可能与王实甫的性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实甫最具代表性的名剧就要数《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复祚也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
八、“丹溪先生”朱震亨
朱震亨，天资聪慧，性情豪爽，好学不倦。6岁时即可日诵千言，阅读一遍就能知晓书中的大意，说得头头是道，因而家中长辈都很喜欢和器重他。世人有“神童”之称。当朱震亨到了15岁的时候，他父亲病逝了，这样朱震亨一家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家境的衰落，使朱震亨一家的生活变得艰辛起来。
26岁时，他终于几经周折来到临近东阳县的八华山，结识了当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代弟子许谦，拜在其门下学习程朱理学，日后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朱震亨在学术思想上有很高的造诣，但他后来却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朱震亨研习朱熹的学术思想，对于其后在医学的建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朱熹关于精神与物质相互依存的观点、强调清心寡欲以养身的观点都被朱震亨运用到医学之中，形成了新的医学理论。
那么朱震亨为什么要从儒转医，有哪些因素促使他转变的呢？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得了重病，请了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于是开始有了自己从医的想法。他找来古代经典医籍仔细读了起来，这样坚持了三年，收获甚多。又过了两年，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
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他烧掉了以往所学的儒学之书，一心致力于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