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汉文化的热爱，重用汉臣，激化了蒙古贵族中“华化派”与保守派的冲突，蒙哥可汗崩殂后，保守分子便拥立阿里不哥为汗，引出两者的汗位之争，其间隐藏着游牧文化与汉农业文化的冲突。
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例如，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有8个皇帝具有双重庙号。这种双重庙号制度，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制度的鲜明特色。
忽必烈时的元朝，是一个幅员广阔、开放性的世界帝国。元大都的宏丽绚烂，马可·波罗用梦幻般的语言，向人们描述这座东方城市：很早以前，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一座迷人的城市，那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庄严的庙宇，华丽的牌楼，优美恬静的园林以及由成千上万座灰色瓦房组成的幽静的四合院，是一个神秘的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
元代的艺术文化就如同元大都一样灿烂繁荣。其中涌现出一大批用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初入中原，在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写出了有本民族文化特点和审美色彩的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元代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原封建传统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形成文学创作的相对自由氛围。
元代的一批曲作家适应接受群体的变化，进行杂剧和散曲的创作，与大批优秀演员的演出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得到空前繁荣。这些促成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由过去的雅文学为主体，向俗文学为主体的历史性变迁。胡适曾说过：“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
元曲的确是元代文化繁荣的突出代表。它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元代著名文人虞集说：“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所谓“今乐府”，就是元曲。元人把它视同唐诗、宋代理学一样，可以代表一代文化的精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戏剧，开辟了中国戏剧史的新时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史书的编辑方面，元代也是博采众长。在元代各族史学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私家史学著作也十分丰富。《蒙古秘史》是最为突出的且很有价值的一本史书，是记载成吉思汗家族事迹的史书。
元灭亡后，明翰林院把《脱卜赤颜》作为教习蒙古语的教材，把它部分篇章逐字逐句地用汉字转写出来，同时在每个蒙古语词汇边旁注上汉义，还把全文划分为282节，每节后写上汉文节译。其标题为《元朝秘史》，汉字音译的蒙古语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意为《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的史料价值很高，对研究语言学也很有用处。《蒙古秘史》还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研究《蒙古秘史》，在学术界称之为“秘史学”，现在已经发展成国际性的学问，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研究《蒙古秘史》的学者。
元代的文化由于统治者的特殊性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另类繁荣，并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精彩篇章。元代文化源远流长，它在吸收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与前代文化相比，它更具有其帝国地域一样的大气，其创造性、多样性、开放性也是前代并不多见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也很大。欧洲人在中国的影响下，也创造出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宝藏。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根据京剧《赵氏孤儿》创作了歌剧《中国孤儿一一孔子的思想》，这部歌剧的主人公是成吉思汗和几位中国文人。
《中国孤儿》场面宏丽，人物千姿百态，情节曲折动人，在近200年中，一直是巴黎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许多人通过这部歌剧，认识了成吉思汗与孔子。它比起另一部歌剧《图兰朵》，在世界的影响更广大。而《图兰朵》也是一部蒙古王子与汉族公主的爱情故事。
在欧洲，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促使哥伦布产生了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在他遗留至今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一份西班牙国王致蒙古大汗的信，在信中表达了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问候。大元文化的形成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波澜，以致成为众多西方历史学家和学者争相追逐和探寻的对象。
六、空前绝后的超级帝国
所谓空前绝后的超级帝国，就是说从古到今人类所建立的政权中地域最为广阔，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权，可能说到这些我们很快会想到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但在短短25年间，有一支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400年时间征服的还多。这充分说明罗马帝国很自然的被淘汰出了备选答案。以这个为标准，再历数一下中外那些著名的君王大帝，虽然这些在历史上呼风唤雨似的人物被人们用以最为强劲而伟大的词汇来形容，但仅仅在这一条面前，这些形容词显然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能够担负得起如此强焊业绩的只有13世纪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所以配得上空前绝后超级帝国称号的也只有我国古代的大元王朝。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13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击败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度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成果都要多出两倍以上。
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蹄溅起了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帅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
单单从地域面积上来看，大元帝国所覆盖的连绵不绝的地域面积大约是整个非洲大陆的面积，同时比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等北美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人民所生活的这些国家都曾被蒙古人征服；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的征服包括了30个国家和超过30亿的人口。
更令人们吃惊的是，最近一项有关成吉思汗后裔的调查结果，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惊叹于大元帝国的世界影响力。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塞克斯推出了有关男性染色体Y染色体研究的新书《亚当的诅咒》，他在书中声称，成吉思汗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
追溯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将中国版图扩张至历史最大，同时也使其子孙在欧亚两洲的土地上繁衍，现在全球至少有1600万男性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英伦三岛也有可能有他的子孙，其中还包括英国皇室家族。
塞克斯在书中指出，10年来，他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从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等成吉思汗帝国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组群的血液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的Y染色体片断。这个极高的表达率是极不寻常的，表明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这个男人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所创帝国的空前绝后性还表现在它的超强整合能力。成吉思汗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这种世界性大范围的影响力。在他出生的公元1162年，那时的旧世界由一系列的区域文明所组成，几乎每一文明都声称，除最为近邻的文明之外，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这种局面就是被这个叫成吉思汗的人所打破的。到他去世的1227年，他已经以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将各区域文明连接了起来，这种联系延续至今。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也是这种整合交流的忠实维护者。他们坚定地使产品货物畅通，蒙古人把一切可利用的财物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穆斯林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它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揉杂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影响也就随之出现。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蒙古人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这种贸易的自由在成吉思汗看来是想当然的，即使武力征服也要探寻到未知的世界。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都的纸币，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和在蒙古可汗同教皇以及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13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所创大元帝国的历史地位是得到世界共识的。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