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俗话说：“忠言逆耳。”历史上正直无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人，往往会招致当权者的忌恨和打击，但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形象却会流芳千古，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国古代自西周、春秋以来就设有史官，史官的名称叫太史。到了秦汉，史官改称为太史令。魏晋时代，设有专职史官编写历史，一般称为著作郎。隋代设有太史监，专门负责修史。到唐代，皇帝很重视修史工作，设有专门的史馆，以职位较高的官员兼任史馆修撰，并由宰相监修国史。自唐以后，每个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朝修史，各个封建朝廷的“正史”，才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宋代史馆改称为国史实录院，有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明清两代则把史官并入翰林院，故也称翰林为太史。
我国古代的史官有着“直笔”的传统。什么叫做直笔呢？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在他撰写的史学专著《史通》中解释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史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史德（不畏强暴）、史识（分清邪正是非）、史学（鉴别史料真伪）、史才（不为浮词妄饰）四个方面的条件。宋太祖赵匡胤怕史官，就是因为害怕史官的直笔会把他平日的过错记下来，遭受后人的讥评。
史官要做到秉笔直书，不仅有遭受打击、诬陷的危险，甚至还会招来杀身灭族之祸！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件故事：
齐国大臣崔杼杀死了齐世子光，这在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篡权行为，因此当时的史官就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弑是做臣子的杀死其君主，是大逆不道的。崔杼见了大怒，就把史官杀了。史官的弟弟继承哥哥的遗志，又照实书写“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杀死。史官的另一个弟弟又照哥哥的原文书写，又被崔杼杀死。第三个弟弟依然秉笔直书，不怕杀头。崔杼终于被折服了，无可奈何地听任其书写了。
汉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前后经过16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记载了我国3000年发展的历史。他在写这部史书时，不赞成孔子著《春秋》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写法，为汉代几个帝王写史，一方面承认他们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也能“诛心察影”，写了他们庸俗贪暴的一面。例如写汉文帝的“阴忍”，汉景帝的“刻薄”，乃至汉武帝刘彻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两面作风。特别是他敢于描写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相。汉武帝刘彻十分恼火，曾经想把他的稿子烧掉。但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德，被后世誉为楷模。
史官不仅需要直笔实录的精神，而且还要毫无私心杂念。《三国志》是我国的一部著名史书，它是晋代史官陈寿写的。这部史书包括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史。陈寿的父亲曾为蜀国马谡的参军，马谡在守街亭时，不执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失掉了战略要塞，使诸葛亮夺取中原的计划落空。马谡被诸葛亮按军法斩首了，陈寿的父亲也因战败有责被处以髡刑（古代一种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虽然这样，但陈寿在撰写《诸葛亮传》时，仍然按照历史事实，记述了诸葛亮一生的功绩，并且十分感慨地称赞说：“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匠矣。”“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正是陈寿对父亲被诸葛亮罚以髡刑的口服心服的内心独白。这段公允的评论，至今读起来仍使人肃然起敬。后人在《晋书·陈寿传》中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清代康熙年间，曾发生过轰动全国的《南山集》文字之狱。《南山集》是清代著名学者戴名世所著，戴名世曾任翰林院编修，也是史官。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地位，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企图抹杀公元1644年清兵入山海关后广大人民反清斗争的历史事实，不承认从1644年到1663年之间南明政权的存在，并严禁称用南明朝廷的年号。而戴名世则认为南明的真实历史不能流传后世，自己有责任。他不但肯定南明为正统，而且还认为清朝是僭越。他把这些观点和南明的史实都写进了《南山集》中，并准备私自编写明史。公元1711年冬，御史赵申乔告发了他。1713年，清世祖玄烨亲自下令杀害戴名世，《南山集》也遭到禁毁。戴的旧友清代著名学者方苞，曾给《南山集》作序，《南山集》的木版又藏在他家，因此被牵连下狱。后被编入汉军旗下为奴。戴的学生余谌，也因为老师的缘故而牵连下狱至死。
历史上这些忠于职守、忠于史实的史官，他们敢于以血的代价换来祖国历史的真实面貌，的确是可钦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