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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嘉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荣誉称号：新文化运动之先驱
影响力星级：★★★
[人物档案]
姓名：胡适，原名洪，字适之
出生：1891年12月17日
逝世：1962年2月24日
祖籍：安徽绩溪
出生地：上海
逝世地：台北
主要身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主要功过：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
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
[人物生平]
1891年，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其父胡传由张佩纶推荐到吉林办理对俄边务，深得上司的赏识。后来，胡传曾任台湾台东宜隶州知州等职。在其父的教育下，胡适4岁时已认得方块字七百多个了。1895年3月，胡适随母回老家绩溪，始进学堂。1904年，胡适在上海进入梅溪学堂学习，后转入澄衷学堂。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了中国公学。1910年，胡适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先选读农科，后转入文学院。19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通过博士学位考试，7月回到上海。同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8年，被选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兼英文学系主任。此间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28年，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1931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国全权大使。1942年，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45年，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的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57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71岁。
[影响力评述]
胡适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入选本名单的唯一一位现代思想家。但胡适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思想和学术领域，他是一个涉足了多个领域并且均非浅尝辄止的人物。胡适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争议最大的人，有关胡适的争议（关于胡适是否获得博士学位）从他回国之初就开始了。在海峡两岸，对胡适的毁誉可以说是沧海桑田。经过了连胡适的儿子都被迫批判胡适的时代，胡适目前在大陆的声誉又蒸蒸日上，有些书店开辟了“胡适专柜”，有人甚至把胡适称为“当代孔子”。胡适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不会因为这些喧嚣而发生任何改变，他的中国第一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但胡适也不会成为一个“圣人”。
在胡适思想启蒙的大旗上写着三个口号，即“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虽然自由主义在20世纪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在遭受打击，但一直薪火相传到今天，今天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对胡适的一些具体论断并不认同，但他们对这个祖师爷还都是认的。胡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告诉中国人，什么叫“自由”。他说，“白由”并非什么空洞的东西，而是具体的自由，如“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他还说，维护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制度建设，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但胡适并没有将自由的获得看成是一种天赐，他号召人们为自由而战，“……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出来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取来的。”胡适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认识到，保障自由的最有效的工具是法治，因此他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胡适批判的矛头甚至也指向过孙中山，他批评孙只讲“训政”而不讲“宪政”。他说：“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1920年，胡适和蒋梦麟等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它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
胡适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理性的精神”。无论是自由还是法治、科学，没有理性的思维能力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迷信盛行，而统治阶级则推波助澜，实行愚民政策。“理性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具有客观、独立的思维能力。胡适说：“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也！”胡适引用禅宗的一句名言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循着这个思路，胡适试图把他从自己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实验主义”引人到中国。他宣传“科学的方法”，认为科学方法有三个要点：注重实事、注重假设和注重实证。与上述主张相一致，胡适提出了他备受争议的思想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但却是没有用途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用心险恶的政客们正是利用那些新奇的主义来蛊惑人心以利其私。
胡适呼唤理性的一个逻辑结果就是对科学的崇尚。胡适对科学的提倡，是从对宗教迷信的批判开始的。当时，康有为等人将儒学改头换面为所谓“孔教”，并企图将它立为“国教”。胡适对此针锋相对，他指出儒学并不是宗教，孔子也不是教主。胡适还和当时甚嚣尘上的“科学破产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西方兴起了一股以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代表的思潮。这股思潮在中国亦有反映。这股思潮迎合了许多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很快风靡全国。一些人主张“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精神将复兴”。在这些人中，张君劢、梁启超和梁漱溟是代表人物。梁启超通过他的《欧游心影录》将“科学破产论”传播开来，梁漱溟为这一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张君劢则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发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指出，科学在欧洲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的攻击，而中国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宣传科学的负面效应只能祸国殃民：
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
仅有科学的世界观是不够的，还应当有科学的方法。胡适因此提出了自己最著名的科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论表现为四个方面，即“怀疑”、“事实”、“证据”和“真理”，而科学就是以“怀疑”为先导，观察“事实”，找出“证据”，从而最终获得“真理”的过程。胡适告诫人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即“随身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胡适喜欢说的另一句话就是“拿证据来”。这句话其实就是他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实验主义的精髓。胡适的科学主义的主张是启蒙运动时期对“赛先生”呼唤之一部分，但胡适不仅仅是呼喊空洞的口号，而是提供切实可行的追求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胡适的这种科学启蒙工作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促进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确立和繁荣。今天所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在享受着胡适的福荫。
胡适的另一项主张是个性的解放和“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主张的个性解放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对人性解放的呼唤是一脉相承的。他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人是万物的尺度”、“绝不将人作为客体看待”的精神遗产，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解放”的口号。胡适说：“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胡适认识到，压抑中国人个人解放的罪魁祸首是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道德。他呼吁将妇女从贞节牌坊下解放出来，呼吁将孩子从家庭伦理中解放出来。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是一种“自私主义”，只要权利而否认责任。“健全的个人主义”则不同，是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体，因为个人不仅有行为的自由，同时还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义务。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发展出了独立自由的人格，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
对于一般国人来说，胡适的最大贡献其实是他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这场运动改造了一个民族的书写方式，其实也改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怎样用“之乎者也”的语言来撰写一篇科学论文。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受教育不多的百姓已经不能够很容易地明白书面文字。这场白话文运动为我们创造了全新的书面语言，也创造了新的文学传统。鲁迅就是白话文运动所造就的一位英雄。
胡适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前前后后在北京大学工作了17年，胡适的精神已经融人到北大精神之中。胡适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实际的影响，比如他第一个提出北京大学应当招收女生。1919年，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这直接促成了北京大学1920年招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先河。胡适鼓励后进的精神亦非常可嘉，当林语堂在海外面临经济困难请求北大资助时，胡适自己掏腰包送给了林语堂200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认为，与胡适处于同一层次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100人，“而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唐德刚认为胡适是“九项全能”的学人，是一个全才。这九项内容，其实是大陆在批判胡适时，集体为胡适拟定的“有流毒”的九个科目。据说胡适看到这个“菜单”后笑逐颜开，大为高兴。可以说，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菜单”的人凤毛麟角。胡适一生获得36个博士学位，这项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大概永远也不会被打破。胡适去世后，台北的“北大同学会”的挽联为胡适盖棺论定曰：
生为学术，死为学术，古今大儒能有几？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