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说理文究竟难在哪里？在推理还是在行文？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假定了理在文先，第一道手续是把理想清楚，第二道手续才用语言把理表达出来。这种相当流行的看法是对的，但也不完全对。说它对，因为语言总是跟着思想走，思想明确，语言也就会明确，思想混乱，语言也就会混乱。如果不先把意思想好而就下笔写，那就准写不好。所以学写说理文，首先就要学会思考，而这要深入生活，掌握事实，再加上对分析和综合的思想方法的长期辛苦训练。谈到究竟，难还是难在这方面。
为什么说两道手续的看法又不完全对呢？因为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在运用思想时就要运用语言，在运用语言时也就要运用思想。语言和思想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在生发的，在生发时语言和思想在密切联系中互相推动着。据我个人的经验，把全篇文章先打好腹稿而后把它原封不动地誊写出来，那是极稀有的事。在多数场合，我并不打什么腹稿，只要对要说的道理先有些零星片断的想法，也许经过了一番组织，有一个大致不差的粗轮廓，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对所要说的道理总要有一些情感，如果对它毫无情感，勉强敷衍公事地把它写下去，结果就只会是一篇干巴巴的应酬文字，索然无味。如果对它有深厚的情感，就会兴致淋漓，全神贯注，思致风发，新的意思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写作的一种乐境，往往也是写作的一个难关。意思既然来得多了，问题也就复杂化了。新的意思和原来的意思不免发生矛盾，这个意思和那个意思也许接不上头，原来自以为明确的东西也许毕竟还是紊乱的模糊的乃至于错误的。有许多话要说，究竟从何说起？哪个应先说，哪个应后说？哪个应割爱，哪个应作为重点？主从的关系如何安排？这时候面前就像出现一团乱丝，“剪不断，理还乱”，思路好像走入一条死胡同，陡然遭到堵塞，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免心烦意乱。
这就是难产的痛苦，也是一个考验的时刻。有两种情况要避免。一种是松懈下去，蒙混过关，结果就只会是失败，理不通文也就不通。另一种是趁着心烦意乱的时候勉强继续绞脑汁，往往是越绞越乱，越想越烦。这时候最好是暂时把它放下，让头脑冷静下去，得了足够的休息，等精力再旺时再把它提起来，进行一番冷静的分析，做到“表里精粗无不到”，自然就会“一旦豁然贯通”，令人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在这种情况写出的文章总会是意到笔随，文从字顺，内容与形式都是一气呵成的。
所以在说理文的写作中，思想和语言总是要维持辩证的关系：不想就不能写，不写也就很难想得明确周全。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读一部理论性的书，要等到用自己的语言把书中要义复述一遍之后，才能对这部书有较好的掌握；想一个问题，也要等到用文字把所想的东西凝定下来之后，才能对这个问题想得比较透。我发现不但思想训练是写说理文的必有的准备，而写说理文也是整理思想和训练思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我认为理先于文或意在笔先的提法还是片面的。
说理要透，透在于话说得中肯，轻重层次摆得妥当，并不在话说得多。有时我把一万字的原稿压缩到五六千字，发见文字虽然压缩了，意思反而较醒豁。从此我看出简洁是文章的一个极可珍视的优点。简洁不仅表现于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表现于命意，一个意思已经包含在另一个意思了，或是主要的意思已经说出了，被包含的或次要的意思就不必说。文章要有剪裁，剪裁就要割爱，而割爱对一般写作者来说仿佛是一件痛苦的事，所以任何人作报告都非一气讲上三五个钟头不可，写一篇要在报纸上发表的陈述意见的文章也动辄要写上一两万字。这种文风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物质的精力的和时间的浪费，是必须改革的。我也认识到这点，但是自己提笔写文时总不免仍然呶呶不休，一写就是一两万字。就我来说，原因在于思想上的懒惰，往往是接受到一个写文章的任务，稍加思考，就奋笔直书，把所想到的都倾泻出去，倾泻完了，就算完事大吉，不肯（有时也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一番重新整理、剪裁和压缩的工夫。而这种工夫对于写好文章却是绝对必要的。
我很少从事文艺创作，但是也很爱读文艺作品。就我从阅读中所体会到的来说，说理文的写作和文艺创作在道理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有时我甚至想到理论文也还是可以提高到文艺创作的地位。我知道反对者会抬出情与理的分别以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分别来。这些分别都是存在的，但也都不是绝对的。我不相信文艺创作丝毫不须讲理，不用抽象思维，我很相信说理文如果要写好，也还是要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如对准确、鲜明和生动的要求也适用于说理文。修辞学家们说，在各种文章风格之中，有所谓“零度风格”（zerostyle），就是纯然客观，不动情感，不动声色，不表现说话人，仿佛也不理睬听众的那么一种风格。据说这种风格宜于用在说理文里。我认为这种论调对于说理文不但是一种歪曲，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
说理文的目的在于说服，如果能做到感动，那就会更有效地达到说服的效果。作者自己如果没有感动，就绝对不能使读者感动。
文章如说话，说话须在说的人和听的人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关系。话必须是由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说的，说给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听的。话的内容和形式都要适合这两种人的身份，而且要针对着说服的目的。这个事实就说明说话或作文都免不掉两种情感上的联系，首先是说话人对所说的话不能毫无情感，其次是说话人对听众不能没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爱或是恨。这些情感色彩都必然要在声调口吻上流露出。这样的话才有意义，才能产生它所期待的效果。如果坚持所谓“零度风格”，说话人装着对自己所说的话毫无情感，把自己隐藏在幕后，也不理睬听众是谁，不偏不倚，不疼不痒地背诵一些冷冰冰的条条儿，玩弄一些抽象概念，或是罗列一些干巴巴的事实，没有一丝丝人情味，这只能是掠过空中的一种不明来历去向的声响，所谓“耳边风”，怎能叫人发生兴趣，感动人，说服人呢？
最近我到广州、湛江、海南岛、桂林等地参观了一个月，沿途听到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报告，其中也偶有用“零度风格”的，事实虽然摆得很多，印象却不深刻。但是多数是做得很亲切很生动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海口市萧书记所做的一篇。当天我们坐了一天的汽车和飞机，到夜都已经有些疲倦，萧书记从七点钟一直向我们谈到十一点过后，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困或是嫌他话长。他说话的时候眉飞色舞，用的语言是家常亲切的，把海南岛的远景描写得很形象化，叫我们都不由自主地精神振奋起来。他真正做到了“引人入胜”。他的秘诀在和听众建立了亲密的情感上的联系，对所谈的事也真正有体会，有情感。
从此我看出说理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所谓“零度风格”的路，例子容易找，用不着我来举；另一条是有立场有对象有情感有形象，既准确而又鲜明生动的路，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评白皮书》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系列说理文范例所走的路。
怎样学美学
先给大家说一段顺口溜：
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
坚持马列第一义，古今中外要贯通。
勤钻资料忌空论，放眼世界需外文。
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
锲而不舍是诀窍，凡有志者事竟成。
老子决不是天下第一，要虚心争鸣，接受批评。
也不作随风转的墙头草，挺起肩膀，端正人品和学风！
头一次见面同志们总是问我身体好不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毕竟八十三岁就要满了，身体很衰弱。在学校里干扰相当多，来信、来访、约稿，天天为这些麻烦，很想闭门谢客，自己做点工作。现在有这么个进修班，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辈搞美学的人，大多老了，有的去世了，就是不太老的，头脑也有些僵化了，没有多大发展余地了。而美学又是个重要的科目，特别是搞文艺的人，总想了解些美学。国内自五十年代中期美学大辩论之后，关心美学、要学美学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同时，我也感到，美学领域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落后的，这个事实不要讳言。要摆脱落后状况，主要靠你们在座的中年一批人。你们将来再带动一批，这样美学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大多数人爱好文艺，有接近文艺的机会；有的还在进行创作，这些人迟早会遇到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美学的前途是广阔的。我对今天在座的诸位，抱有很大的期望。今天我不是来上课，是来随便谈谈。我想谈的就是“顺口溜”里的那么几点：
第一点，搞文艺理论的人要懂得一点文艺。或者学点音乐，或者学点绘画，学点雕刻，或者学点文学，最好能动手创作。所以我那个“顺口溜”头两句就是：“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我以为这是首要的。没有在园子里栽过花、种过田，你谈什么植物学？学一行就要干一行，不干不行，发空论不行。美学，主要是艺术理论、文艺理论。你们提的问题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艺术美同自然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下边再说。但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根源是没有搞过艺术。没有亲身搞过艺术，欣赏的经验也不多，这种情况很危险，只能隔靴搔痒、套公式，搞概念游戏。任何科学家一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前途。我看过现在的好多教科书，文学方面也好，美学方面也好，我总有个感觉，似乎这些作者对艺术没有沾过边，如果沾过边，他不会那么说。今天在座的有许多人是自己搞过艺术的，你们会理解我的意思。有好些文章我不太愿看，只有少数人比如王朝闻，他的文章为什么读起来感觉有兴趣？就因为他懂得艺术，有些实践。当然还有其他人。所以我说学美学，最好懂得艺术。不懂得，现在从头学起也不迟。读小说、看电影，看戏，这些大家都会吧。
大家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里我先强调一下，近来不是说解放思想吗，那么是不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里解出来放？我觉得这个论调是个荒谬的论调。任何科学，不论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搞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懂马克思主义，走不上正道，这是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学不可的。应该坦白地说，我们美学处于落后状况，是情有可原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处于落后状况，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解放几十年了，毛泽东同志一直提倡学习马列，这个口号一直没有停过，今天还是“四个坚持”之一嘛。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要坚持，是“解放”不了的。你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到哪里去？没有出路。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落后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之一，是马列的着作大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翻译的。一些老同志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马恩列的主要着作译过来，费了很大工夫。这些译者中个别的我还很熟悉，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不过也要看到，他们所处的是极端不利的环境，而且大半外语没有过关，所以我们出的马恩着作——列宁的可能好一些，因为懂俄文的多一点，翻译上的问题要少些——马恩经典着作的译文，如果仔细校对起来，几乎每一页都可以看到问题。我在有些文章中也零星指出过了。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在座的恐怕都读过，对这个书名，起过怀疑没有？大概怀疑的不多。书中最后一句话是说，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是德国工人运动嘛，怎么说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就完蛋了呢？是这个意思吗？最近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一个学生给我来信说，根据德文大词典，“终结”是表示一个时间段落，这段时间完了就可以算终结。这个学生以为抓住了一点，就只有那么个解释。其实，那个词在词典中含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出路”，译“出路”就说得通了，最近有个英文译本就是采用“出路”、“结果”这一类说法，这就对了。可见一个词的错译，会对整本书产生误解。再一个例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国家”这个词，英文译成state，既不是country，也不是nation。大家记得斯大林对state的解释，他认为有几个条件：一定的疆域；有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第三它有政权。如果译成政府的意思，包括不了疆域和人民的意思，只包含政权。这个问题为什么严重？因为牵涉到国家消亡论，到了共产主义，消亡的是什么呢？消亡的是政权，而不是人口，也不是疆域。所以译“国家”要不得。再如《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下简称《手稿》），其中说到眼睛这个感觉器官成了“theoretiker”，过去译成“理论家”，现在还是这样译法。眼睛怎么是“理论家”呢？这是因为有个很简单的词“theory”，一般译为“理论”，从这里弄出个重大错误。这个词源于希腊文，指的是看到的东西，思想也好，形象也好，都叫“theory”，实际也就是认识，有理性认识，感性认识，这是常识，大家都清楚。译成“理论”，就只看到理性，没看到感性。这个问题出在一个词，错得厉害。还有《费尔巴哈论纲》的头一段，说费尔巴哈认为理论能力是人的最基本的能力，原话记不得了，是这么个意思。你们有人搞过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不是这么个看法？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轻视理论，诉诸直观，直观就是知觉、感觉，属于感性。费尔巴哈强调感性认识，反对空议论，反对所谓理论。这和第一段的说法怎么对得起来呢？不是自打耳光吗？用这种译文怎么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呢？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会逐步认识，认识了就会解决。我想，美学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首要的工作是要准确地搞一套马恩列这些大师的着作的中译本。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情况有些落后，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比如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人性论、人道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汝信同志8月底有篇讲人道主义的文章，这是我近两年看到的难得的好文章，介绍给诸位仔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