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步骤，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称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它的宗旨是：同各国共产主义团体和共产主义者建立和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了解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当时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逐步统一认识，把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打下基础。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大多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也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有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等，魏特林也是它的早期成员。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先后在德、英、法等国建立起一些通讯委员会的分支和小组，团结了一批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后来都成为建党的重要骨干。
通过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情况的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造正义者同盟上面。正义者同盟是侨居法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于1836年在巴黎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它的前身是1834年建立的流亡者同盟。1836年，部分激进的盟员从流亡者同盟分裂出来组成正义者同盟。它的指导思想是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口号是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它企图用密谋的手段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办法在德国直接建立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由于当时的巴黎仍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所以同盟事实上成为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1839年5月12日，同盟参加了四季社发动的巴黎起义，遭到失败。同盟领导人中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他们到伦敦后与约瑟夫·莫尔一起重新恢复同盟组织。在法国、瑞士和德国也恢复或重建了同盟支部。此时，同盟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它的成员除德国人和瑞士人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一些民族的代表———斯堪的那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等。正义者同盟同法国革命者、波兰激进派保持密切联系，并在恩格斯帮助下同英国宪章派建立了联系。同盟先后受到布朗基主义、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同盟摆脱这些思潮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正义者同盟的重要步骤之一。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通讯和讨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同当时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
1.同魏特林主义的斗争
魏特林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1835年移居巴黎，参加了流亡者同盟。1836年，他同部分激进的盟员从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组成正义者同盟，并成为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在1838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以及1842年发表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财产就是盗窃，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实行“共享共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均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他的理论在一段时间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纲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魏特林主义对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称赞。马克思称赞《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是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恩格斯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1843年，魏特林写了《一个贫苦人的福音》，书中有些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他的平均共产主义是从早期基督教思想中推论出来的。在政治上，他主张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但他主张的暴力是指自发的暴动，而不是有组织的阶级的行动，是少数人的密谋行动，而不是多数人的革命。他主张依靠少数人的暴力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46年2月，魏特林到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同他直接交往，希望他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魏特林坚持在通讯委员会宣传自己的观点。在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当着魏特林的面直截了当地批驳了他的观点并声明：（1）在德国并不是马上就有共产主义革命。行将到来的革命首先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2）谁要是无视客观情况，试图以毫无意义的预言煽动工人，谁就是促使工人作无谓的牺牲。（3）无产阶级要胜利地进行它的革命，除了热情———魏特林的唯一条件———之外，首先必须有科学的认识和有条不紊的组织工作。（4）谁轻视理论，谁就将阻碍工人运动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并由此使工人运动遭受损失。“无知从没有给谁带来益处”。马克思跳起来并愤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结束了他的发言。魏特林拒绝接受马克思的批判，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同年5月11日，当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错误行为进行原则性的声讨时，魏特林为之辩护。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同魏特林决裂，并把他们的决定通知各地通讯委员会，希望他们也同魏特林及其拥护者进行斗争。正义者同盟伦敦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巴黎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和在德国的魏德迈等人，都表示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战胜了在正义者同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
2.同蒲鲁东主义的初步斗争
蒲鲁东是法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当时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曾写信给他，邀请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担任巴黎小组通讯员，以便“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蒲鲁东回信拒绝，明确表示他反对暴力革命，指责共产主义学说是“教条主义”。他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决不应把革命的行动看作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只不过是诉诸暴力和霸道，简单地说是制造矛盾。”他主张用“文火”即改良的办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反对用“烈火”即暴力的方法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以法国工人代表的口吻说：“如果有人只给他们血喝（指暴力革命———引者注）那他是不受他们欢迎的。”此后不久，蒲鲁东又发表了《贫困的哲学》一书，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宣扬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一切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鼓吹无政府主义。蒲鲁东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和空想。小资产阶级力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又要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如果不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势必削弱无产阶级意识的增长，影响工人运动的发展，妨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