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是给顺宗皇帝的。韦皋说：“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他说：“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但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皇帝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
其实，早在他们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已经暗中请示了俱文珍，得到的答复是——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他们！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那一刻的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就在王叔文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一切便已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就必须回家照顾母亲，同时准备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他们根本不用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了。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便离开朝廷，回了老家。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表示都不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重要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这就叫意淫。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他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皇帝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都是石沉大海。
不久后，王伾便因中风被送回家中，从此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退位为太上皇。
初五，顺宗迁居皇域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
初六，朝廷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县）司马。
初九，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
王伾不久即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
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韦执谊、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八人，相继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司马。
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825年）二月拉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场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都说世事如棋，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名家回眸
鲁迅先生说：永贞改革是唐王朝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挣扎，虽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最终也没有成功。这一点足以说明唐王朝的积弊有多深了。每一次革新都是一次新旧势力的较量，但往往革新势力要比保守势力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有效的办法，团结大多数力量，打击破坏力最大的一小部分，例如宦官专权。而这次的革新派打击范围太大，急于一步求成，也是他们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无论如何，这也是唐王朝在岌岌可危的时候所做的一种努力，虽然他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勇于革新的勇气和精神令人钦佩。
平定藩镇割据
宪宗讨成德
唐代后期，成德是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自唐代宗建立成德军后，当地的节度使一直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朝廷始终对此难以控制。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故去，军中推其子王承宗为留后。宪宗想借此机会把河北各镇世袭军职的弊病去掉，由朝廷任命节度使，可无奈的是宰相们意见又难以统一，于是这一设想始终未得以实施。
七月，宪宗暗中征询诸位翰林学士的意见，说：“朕打算在任王承宗做成德留后的同时，把德州和棣州从成德中割出来，再设立一个军镇，以便削弱王承宗的势力，并把王承宗也纳入国家赋税征收对象之中，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官吏，跟以前对待李师道的做法一致，各位以为如何？”李绛等人回答道：“德州与棣州隶属成德，为时已久。现在突然将二州分割出来，王承宗难免会有疑虑不满的情绪，并有可能借机行事。何况相邻各道的情形和他也是一样的，他们担心各自以后也会遭到分割，于是就有可能同病相怜而彼此勾结了。假如他们聚兵抗拒朝廷，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还望陛下三思。有关上缴两税、任命官吏两点是正确的，希望趁着吊祭使前往王承宗处的机会，由吊祭使以私人的身份去劝导王承宗，使他上表陈请按照李师道的成例处理，不让他知道这是出自陛下的意见。这样，一旦王承宗能够听从建议，固然是顺乎情理的；倘若王承宗不肯听从命令，也使朝廷保全了面子。”
当时，吴少诚病情十分严重，李绛等人再次进言说：“吴少诚恐怕是要死了。淮西的局势和河北并不相同，四周州县都被国家控制，而且周围没有不服朝廷的藩镇，没有同党支援帮助。朝廷任命淮西主帅，现在正是时候。倘若淮西不从命，朝廷就可以出兵。我希望陛下丢开恒冀这一难达目的的筹策，归向申蔡这一容易成功的谋划。倘若因连续对恒冀用兵不太如意，而蔡州出现缝隙，出现应当发兵的形势，朝廷两线作战，财政可吃不消啊。假如事情出于迫不得已，而必须赦免王承宗，那时就显得陛下恩德无用，朝廷威严也没有了。那就不如尽早颁赐对王承宗的处理办法，以便收揽恒冀的归向之心。时机一到，马上解决淮西问题。”不久，王承宗因为很久没有得到朝廷任命，非常害怕，多次上表向朝廷申请。八月初九，宪宗就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旨时很是恭敬地说：“都怪部下们胁迫我，才让我来不及等候朝廷颁旨任命。请让我献出德州与棣州，以表达我的一片忠心。”待裴武宣慰完回去报告后，朝廷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并兼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德棣二州观察使。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很快就听到了关于这个消息的密报。他不想让成德老老实实归顺朝廷，便别有用心地派人对王承宗说：
“薛昌朝是由于老是暗中作朝廷的耳目，才得以成为节度使的。”王承宗听后，立即派数百名骑兵马不停蹄地直奔德州，将薛昌朝抓起来，并要转移到成德军治所真定。朝中的使节给薛昌朝送符节途经魏州，田季安表面上装作欢迎，并连着好几天大宴朝廷使者，实际上则是为王承宗做事争取了时间。待到中使赶到德州，薛昌朝早已不在，无人接收符节了。
宪宗只好再派中使到王承宗那儿谈判，要他释放薛昌朝，王承宗不肯按诏行事。十月，宪宗下诏将王承宗一切官爵都免去，并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负责征讨事宜。
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以为，监军可以让宦官来做，但不得作统帅。同时另有不少谏官觉得吐突承璀事权太重。无奈，宪宗只好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马使的官职，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吐突承璀从长安发兵后，下令成德周围的军镇要配合朝廷军队一起出兵征讨。田季安给王承宗写信说：“我要攻打成德，河北义士就会让我背负卖友的骂名；我要帮你对抗河南，忠臣又会让我背负逆臣的罪名，反君卖友的名声我都不能忍受。你们如能让给我一座城池，我就能把朝廷那边给应付了，而你也会平安无事。”这样，成德让出堂阳。
元和五年（810年）正月，幽州刘济率大军七万首先攻打王承宗并攻占了饶阳和束鹿。相比之下，吐突承璀所率军队都连战连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郦定进是一员骁将，他的死极大地影响了官军的士气。
卢从史第一个提出讨征王承宗的策谋。及至朝廷发兵后，卢从史却做了缩头乌龟，不愿出兵，而且还私下和王承宗互通计谋，让将士们暗地里在怀中揣着王承宗的行军标记，同时故意把草料和粮食的价格抬高，来扰乱朝廷军需度支的供应。他还暗暗表示让朝廷任命他为同平章事，并上奏诬告各道与王承宗勾结，不赞成进兵。宪宗被此事弄得十分苦恼。
适逢卢从史派遣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珀暗中把他拉到一边，同他谈心，向他解释何为人臣之道，暗暗地打动他的内心。于是王翊元也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向裴珀说出卢从史是如何暗中与王承宗勾结和如何拿下潞州等主要情况。裴珀命令王翊元返回本军，经过筹措规划后，再来京城，并把潞州都知兵马使乌重胤也争取了过来。裴珀对宪宗说：“卢从史诡诈多端，骄横凶暴，一定会发动变乱。如今传闻说他把营扎在吐突承璀对面，把吐突承璀当做婴儿一般，在两营之间往来，没有一点防备措施。倘若失去现在的时机，不将他拘捕起来，日后等他有了防备，即使派大军前去镇压，也难以在短期内将他解决。”宪宗起初感到惊讶，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考虑后，便答应了下来。
由于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便将很多珍奇的玩赏器物陈列出来，摸准他喜欢什么，就拿给他玩。卢从史很高兴，对吐突承璀愈发亲昵。一天，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经过商量后，假装邀请卢从史来游戏，并让士兵们埋伏在帐幕下。卢从史来到后，伏兵忽然冲了出来，把他擒获，拉到帐幕后捆了起来，并把他装进车中，急奔京城。卢从史的侍从们吓得乱作一团。吐突承璀斩杀了十多个人，并当众宣布了诏书。卢从史的部下将士们闻讯后，披甲带兵，疾步驰来，大声吵嚷着。乌重胤站在军营门前呵斥他们说：“天子发有诏令，服从的奖赏，胆敢违抗的问斩！”于是，闹事的众将士们都吓得灰溜溜地回去了。正值夜晚降临，乌重胤载着卢从史的车辆急速奔驰，在拂晓前就驰出了泽潞的疆界。乌重胤是乌承洽的儿子。李听是李晟的儿子。
几天后，范希朝、张荐昭在木刀沟大破王承宗的兵马。
宪宗嘉许乌重胤的功劳，打算立即授给他昭义节度使的职务。李绛认为不可，他建议宪宗改授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而把昭义节度使职让给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适逢吐突承璀奏称，他已发出文书指令乌重胤为昭义留后。李绛进言说：“昭义节度使境内的泽、潞、邢、胤、磁这五个州，是关中通向中原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魏博、恒州、幽州各军镇盘状纠结，朝廷只有依仗这五州之地来控制他们。控制了邢州、磁州、沼州，可以震慑魏博，它们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以前昭义被卢从史占据，已使朝廷为此忙得顾不上按时吃饭。如今幸亏得到了昭义，却听任吐突承璀让乌重胤控制昭义，我得知消息后惊奇不已，实在感到痛心！不久前朝廷诱捕了卢从义，为的就是要收回昭义。可如今吐突承璀用一纸文书就将这一重镇交给乌重胤，并且请求任命他为节度使，他眼里还有朝廷和陛下吗？陛下日前取得昭义，普天同庆，使得军政号令再次树立起来。可如今却又把昭义仍旧交给昭义军将领，不仅有负众望，而且还紊乱了法度啊。权衡此中的好处与坏处，反而不如由卢从史担任节度使。为什么呢？卢从史虽然包藏祸心，但毕竟是朝廷的册命大臣。而乌重胤只是众多将官中的一员，只是因吐突承璀的一纸文书便代替了卢从史。我恐怕河南、河北的藩帅们闻讯后，会有深切的耻辱感。并且他们将会说是吐突承璀诱使乌重胤驱逐卢从史，并将他取而代之的。他们做统帅的帐下都有部将，难道不担心同样的事会发生到自己身上吗？倘若刘济、张茂昭、田季安、程执恭、韩弘、李师道等各路藩帅都进献章表，反映情况，同时讲出对吐突承璀擅权从事的不满，皇上又将作如何回答呢？倘若陛下一概不予答复，大家的怒气就会更为严重；而倘若陛下直到这时才慌忙改派他人，又会使得朝廷威严荡然无存。”宪宗又让枢密使梁宗谦私下与李绛商量说：“可如今乌重胤都把昭义军事大权揽入手中了，我已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他做节度使了。”李绛回答说：“卢从史担任主帅是由朝廷任命的，还生了邪念，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现在，由于乌重胤掌管军事，朝廷便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迁就、听任他任意使用大权，这与卢从史在时又有什么两样呢？乌重胤能够得到河阳，已是超出他应得的福气了，哪还顾得上聚众抗拒！况且乌重胤能够捉获卢从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执行了朝廷的路线。
若听任他做昭义节度使，连他自己也会觉得有悖于朝廷诏令。乌重胤在军队中的同辈为数众多，他们一定不希望乌重胤独自出任主帅。只有让他另做别地的镇帅，才能使众人心服口服，怎么会招致祸乱呢？”宪宗高兴起来，一一准奏。于是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任命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几天以后，宪宗将卢从史贬为驩州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