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s）杂志2010年第6期发表了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的Stefan B.schen等学者的文章，《科学非知及其政治动力学：农业生物技术和移动通讯的案例》（Scientific Nonknowledge and Its Political Dynamics:The Cases of Agri-Biotechnology and Mobile Phoning）。我觉得此文非常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转基因作物在内的一系列争端。
需要说明的是，我将nonknowledge译为“非知”，不是很满意，但又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译法。请读者诸君一起出出主意，看看怎么翻译比较妥帖。
下面摘要介绍其中一些观点。
“非知”并非指既定的“原始的或稚嫩的状态”，科学活动迟早会代替、拔除这种状态的。相反，非知日益产生于科学活动自身，产生于科学应用于社会和环境之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著名科学哲学家JeromeRavitz将这一类非知现象称为“基于科学的无知”，他指的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某些系统和循环是由于人类活动才出现的，而我们恰恰缺乏关于这些系统和循环的知识。
对非知的社会认知，可以沿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个维度是对非知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了解自己拥有的知识中存在哪些空白点和盲点吗？还是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什么都一无所知、毫无意识？
第二个维度是非知与人类活动的意向性有多大关系。有些非知是我们事先意料不到的，有些非知的产生，则是由于我们对某些事实有意识地视而不见或遵守已经不再合适的研究规程（routine）。
第三个维度是非知的时间稳定性和持久性。有些非知，是我们暂时尚未认识；有些非知，则是人类永远难以控制的。
不同的学科，在非知之产生、传播与研究方面不是一模一样的，而是有很大的差异。
关于非知的科学文化，由六个要素组成。
第一个要素是知识稳定化的空间视野与时间视野。例如，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年的观察和实验，才能确定转基因作物没有副作用？
第二个要素是对意外结果和事件的响应策略。
第三个要素是“去背景化”的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研究对象从现实情境中抽象了出来（也就是“去背景化”）？我们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将获得的知识重新植入了现实情境？通过科学实验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是“去背景化”的，那么，将其重新植入现实情境后会有多大偏差？
第四个要素是对研究对象之复杂性的处理方式。比如，对复杂研究对象进行高度的还原处理，也许会消除或改变研究对象的某些关键方面，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的假阳性或假阴性。如果对复杂研究对象的还原处理程度很低，也许就无法产生任何可靠的结果。（笔者以为，中西医之争的焦点之一便在这里：西医研究方法的还原度过高，而中医研究方法的还原度也许过低。）
第五个要素是处理非知和知识局限的方式。对于人类来说，非常要紧的是弄清楚，哪些非知是被明确承认的。具体说来，哪些是暂时未被认识的事物？哪些未知事物之未知状态都还没有被我们意识到？哪些是不可认识之事物？
第六个要素是有关学科是否喜欢对于本学科内部、学科之间和跨学科的知识与非知问题进行反思。
于是，可以将关于非知的科学文化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是控制导向的非知科学文化。其典型做法是控制实验条件，避开干扰因素。
二是复杂性导向的非知科学文化。生态学和流行病学都属于这一类文化。这一文化对意料不到的事件，对不可控的、情境敏感的事物，都持高度开放的态度。
三是注重单个案例的非知科学文化。其典型特征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十分珍惜来自单个案例的经验。最典型的例子是医学，医生治病时，最关注一个具体病人的既往病史。这种文化的“去背景化”程度很低。它往往认为，非知是由于个别专家水平不高。这个专家的非知，换了一个专家就不再是非知。
应当说，三种文化都有效，都有其存在理由。但是，长期以来，第一种文化是占了上风的，政府部门一般也是认可第一种文化的。今后，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复杂世界，如果我们继续对另外两种对待非知的文化立场持排斥态度，则会使有关社会冲突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