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夸奖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今人说，与时俱进。从正面去理解，这些地方所说的“时”不是看风使舵、不讲原则的意思，而是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也曾提出“利用科学，振兴经济”（Put science to work and revive the economy）的口号。这与我国曾有过的“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提法是很类似的。到美国经济状况较好、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明显的时候，往往就对科研管理放手些，好奇心驱动的项目更多些。一旦美国人认为自己受到国外竞争对手的严峻挑战时，就又提出“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为了国家利益发展技术”。可以说，至少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方面，美国是“国之时者也”。
我们在各个领域曾有过很多无比激烈的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至开发研究，生产研究）在当前更应抓哪个的问题，等等。争论双方经常都认为自己肯定正确，而较少想到：正确与否其实是因时（因地）而异的。邓小平同志发觉他们缺乏“时”的观念，于是干脆地说，“不争论”。
在西方有各种各样的公司理论，其中，基于知识的公司理论是较新的一种，这种理论的实质，是看看哪种模式更有利于较经济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市场机制适合于定向搜索解决方案，此时不需要知识共享，整个过程是比较便宜的。到了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市场机制就可能失效。为了找到解决方案，需要试探式（又叫启发式）搜索。基于权威的层级制（比如政府，还有某些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适合于一定程度的启发式搜索，其缺点是，压制了定向搜索的积极性。问题过于复杂，或过于简单的时候，基于权威的层级制都不灵光。要找到非常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好采用基于共识的层级制。各层之间通过知识共享过程，逐渐统一认识。顺便说一下，民主集中制如果真正落到实处的话，其实与基于共识的层级制挺像的。简而言之，对于简单问题，采用市场机制较好，因为找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期望成本较低；对于非常复杂的问题，宜采用基于共识的层级制，但是期望成本也较高；对于中等复杂程度的问题，基于权威的层级制较合宜。必须注意的是，问题的难度是会转化的，可能一开始很难，后来逐渐变容易了。那么，在公司内部，就可以先采取矩阵式团队联合攻关，充分发掘大家的知识和智慧，到了以执行为主的阶段，可以恢复为直线制，指挥起来效率更高。公司本来是适应市场的组织结构，但是，公司内部也可以随问题的难度而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一个聪明的经理（权威），不会一味地干预、指导其下属。他或她有时在公司内部开辟出“市场”，让员工们相互较量竞争，有时会极力鼓励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精诚合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岳飞布阵上的特点，也是优秀经理管理上的特点。无他，见机而作，因时制宜而已。
过去，政府、大学和公司的分界是很清楚的。大学生产知识，公司应用知识，政府进行规制，调节利益冲突。现在，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学和公司之间的界限反而模糊了，三者交缠在一起，有的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三螺旋结构。大学教授不仅发表论文，还申请专利，甚至创办公司；公司除了搞生产，做生意，自己还办大学；政府不满足于当裁判，还要当红娘，努力抓产学研三结合，以加快技术转移，更好地培养人才；另外，一些政府还拿出经费，支持创办新公司。我们国家却正在强调政府要不错位，不越位。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又落后了呢？不能简单地回答。我们一定要因时而变。政府权力无限膨胀肯定是要不得的，但是，WTO规定了什么我们就坚决照办，也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