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面对新危机当刘湘与刘文辉叔侄间的“二刘大战”打得昏天黑地之时，有一件被人们忽略的事情正悄然在川东北发生：由徐向前领导的原豫鄂皖苏区的一支余部于1932年12月25日进入四川，这支共产党的部队叫做红四方面军，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支部队的到来。
1932年秋天，徐向前和老苏区政委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后，先转入湖北，继而进入陕西。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胡宗南的追击下来到西安南面，同陕西军人杨虎城的部队产生对峙。12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边界以北的汉中径直南下，进入大巴山区，并占领了通江县城。据张国焘后来回忆，此时的红四方面军“由于缺乏弹药和冬衣，人数从一万六千锐减为九千，出发时枪支为两万，抵达四川时只剩下八千。在全军向西和向南进军途中，野战炮全部丧失，机枪只剩下了一挺，这支队伍占领通江时战斗力已经很弱，而且显得精疲力竭了。”四川军阀们在闹“窝里斗”，徐、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正好乘虚而入，攻占通江后，又迅速占领了邻近的南江和巴中。红军历来的传统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起家，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赤卫队、青年团等组织如雨后春笋，红军队伍迅猛发展，不到两年时间，就从原来的八千人发展壮大到了近十万人。
到了这个时候，四川王刘湘才察觉到危机已经潜伏在身边了。
刘湘的幕僚乔毅夫曾说过这么句话：“肉烂了，在锅里，总比别人把锅端了好。”这话可称为是四川军阀做派的一个绝妙注脚。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侵占，是所有四川军阀的一个共同目标——尽管他们相互间明争暗斗，并不团结。1934年前后的刘湘，已从早先的一名职业军人发展为四川军政界的最高统治者，他对这句话的体会尤其深切。现在，摆在刘湘面前的危机至少有三：一是四川军阀内部的混战纷争；二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觊觎四川这块“肥肉”意欲收入囊中；三是中共红军向四川大范围转移，尤其是1934年10月红军成功突围西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将来极有可能进入四川，更是为刘湘敲响了一记警钟。
三种势力纠缠交织，每种势力都是刘湘的心头病。
这时候，蒋介石适时地向刘湘伸出了橄榄枝。蒋介石派往四川的特派员叫曾扩情（1894～1983）。此人原名曾朝芴，四川威远县人，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毕业生，曾经在蒋介石手下担任过干部委员兼秘书，被称作蒋介石身边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扩情为人处世经验老到，一到四川，就与刘湘手下那些师长唐式遵、潘文华、范绍增、王缵绪等人打成了一片，吃喝嫖赌样样来，很快混成了要好的朋友。为了消除刘湘对他的戒备，有一次，曾扩情在妓馆里故意弄丢了密电码本，让刘湘手下的人拾得。当然，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密电有两套方案，故意弄丢的那套只是其中之一，是允许让刘湘破译知道的“正面消息”。这么一来，刘湘对曾扩情的信任更是增加了几分。
通过曾扩情的关系，他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拟交了一份报告，核心内容是报请刘湘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为了全面控制四川，刘湘想得到这个头衔的心情很迫切，他曾让刘航琛专程出了一趟南京，给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送了贿款十万银元，陈璧君答应帮忙。可是时逢汪精卫与张学良闹不和，汪一气之下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刘湘的美梦因此泡汤，那十万银元也算白送了。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重庆进驻成都，整个四川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已被刘湘掌控。蒋介石为了拉拢四川王，此时也毫不吝啬，把那顶刘湘盼望已久的“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帽子送给了他。
宣誓就职仪式在成都举行。那一天，蒋介石派来监誓的“钦差”是何成濬（1882～1961）。此人字雪竹，湖北随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后依附于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何成濬曾经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经营湖北多年，因此又被人称作“湖北王”。四川与湖北地界紧密相连，两个省的头头关系历来走得近，刘湘与何成濬的私交一直都不错。
何成濬接到蒋介石的手令，乘坐轮船溯江而上。抵达重庆港时是傍晚，早已有一支军乐仪仗队在码头上列队迎接。由刘湘部下范绍增安排，在范的家中住了一夜。范绍增丝毫不敢怠慢，在重庆最豪华的酒楼摆下盛筵，特意腾出其姨太太的绣房，作为“湖北王”的下榻之所，并以极名贵的上好南土漂烟供其享用。对于何成濬此行的随从人员曾扩情、陈光甫等，也是极尽拍马之能事，各安排了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室，又专门叫来重庆的当红妓女陈八妹和马九妹，陪伴他们共入温柔梦乡。
第二天，范绍增派了五辆汽车，将何成濬一行送到了成都。
宣誓就职的仪式举行得十分隆重，在蓉的川军将领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其相、罗泽周等，均一律参加。学校放假，各商号悬挂旗帜，街上贴满了彩色标语，盛况空前，刘湘也感觉特别风光体面。在宣誓就职会上，刘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辞。第二天，即将川中各军分为六路，分别进剿中共红军所在的根据地。
何成濬的这次四川之行，不是单纯当一个监誓员了事，他所代表的是蒋介石对刘湘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赋予刘湘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外，在财政上准予发行相当数量的公债，在军队装备上给予适当的补充，给予在国内外购买一切装备的便利等等。这就相当地满足了刘湘的愿望，从而博得了刘湘对蒋介石的亲切和尊重。”辞别之际，刘湘给何成濬等人送了价值可观的礼物，如银耳、虫草等滋补品，不下几十斤之多，还赠送了锦缎、川绸、川绣被面等，此外还专门给曾扩情送了一张金丝猴皮，价值不菲。曾扩情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美称”：金丝猴皮的特派员。
宣誓就职后不久，刘湘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邀请刘湘赴南京面商机宜。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巴渝号兵舰顺长江东下，15日抵湖北沙市，改乘邮航飞机飞达汉口。其心腹幕僚邓汉祥早已在汉口等候。参加完记者招待会后，刘湘有点疲惫，但仍然将邓汉祥叫到自己住的宾馆里，进行了一番密谈。
刘湘开门见山问邓汉祥：“你看老蒋这回约我来，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略微想了想，回答道：“蒋总裁表面上必定会讲要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以及如何信赖你之类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狙击红军西进，借你这把刀去杀红军，最后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蒋的目的一旦达到后，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掌控四川局势。”
刘湘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说：“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过了一会又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先要看看红军来四川的目的，假如红军意在拿下四川，就只能奋起一拼了；假如红军只是借道路过，那就不用去管。相反如果老蒋借机派兵入川，那等于是端我们的老窝，因此一定要坚决阻止。”
11月20日，刘湘乘瑞和轮离开汉口抵达南京，住中央饭店。当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到此次来南京的任务，刘湘说了两条：一是面谒蒋介石报告及请示机宜，二是为财政问题须向中央政府请示具体办法。第二天上午，由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陪同，去晋见蒋介石，刘湘是初次见蒋，遵循“言多必失”的古训，佯装出一副木讷模样，唯唯诺诺，小心点头。接见完毕后，天色已经晚了，刘湘回宾馆休息，杨永泰约邓汉祥去吃夜宵，席间杨永泰开怀大笑：“你伺候的这个主，是木匠出身的吧，他的话也太少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刘璋，这种人怎么担得起重任啊？”邓汉祥微微一笑：“你莫把人认错了，有些事现在看不清楚，以后自然会明白。”
四川王刘湘此次到南京，蒋介石提出了关于四川的三点意见：一，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担当主席；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康绥靖公署，由刘湘担当主任；三，刘湘仍然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但要调中央军十个师入川协助作战。对第三条，刘湘表示坚决不同意，并且提出辞去剿匪总司令一职相要挟。蒋见刘湘态度坚决，只好打消派兵入川的主意，另行组建一个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没有再坚持，点头同意。
刘湘系初次出川，在南京晋见蒋介石完毕后，又去上海观光，夜宿一品香饭店，然后在宋子文陪同下绕道杭州游览西湖，并参观了航空学校。12月7日返回南京，赴官邸见到了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谈话。10日上午，刘湘向各方辞行，乘民康轮离开南京返渝，19日抵达重庆，欢迎者有军政界官员和民众代表数百人。
刘湘回到四川的第三天（12月21日），便接到了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政府的电令：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等七人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邓汉祥兼秘书长，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费东明兼保安厅长。
新组建的这个班底，是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共同商量的结果。从刘湘方面来看，是颇费了一番推敲的。据说，蒋介石想把其亲信康泽安插进来当保安厅长，刘湘坚决反对，硬是不买账，蒋也只好作罢。在这个班底中，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一直是刘湘的亲信，长期担任刘湘的驻京、沪代表，历时六年，绝对忠实于刘；民政厅长甘绩镛，早年即追随刘湘，一直被刘当作自家人一样看待；财政厅长刘航琛前边章节已详细叙述，不再多说；教育厅长杨全宇，四川西充人，北大毕业生，此人是汪精卫推荐的人选，和蒋介石有一定距离；建设厅长郭昌明，是刘湘的速成系同学，在刘湘手下当过参谋长；保安厅长费东明，系保定生，早年在刘湘属下任过旅长。
刘湘向南京政府迅速靠拢，意味着四川与外界隔绝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当刘湘重新返回四川的时候，一个在他领导下的新的省政府真的会使四川局势发生改观吗？蒋介石所说的派参谋团入川，会对四川军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南京方面派员介入四川，是否会对四川紊乱的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切尚须拭目以待。但是不管怎么说，刘湘谒见蒋介石的南京之行，却是四川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国民政府进入四川已是既成事实。“此后，中央政府为把四川纳入一个由全国首都控制的政治结构而作的各种巨大努力，便成为川政中的主要问题。”刘湘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刘湘的南京之行，意味着刘、蒋“政治蜜月”的开始。然而在权力场上，所谓“亲密无间的合作”像是孩童吹出的肥皂泡，看起来美丽却也容易破灭。裂痕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如果细心梳理，自然能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
就在刘湘从南京回四川三个多月后，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其目的除督促“剿匪”外，再就是要以全力协助省政府主席刘湘建设四川。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领导给下级“送温暖”。刘湘心存感激，拟在杨子坝刘氏公馆宴请老蒋，按照蒋介石的吩咐，那天只有几个参与机要的人员作陪，场面显得冷清。蒋介石身披玄色斗蓬，内穿黄呢军服，戴着双白手套，表情冷漠，很少说话，显得很矜持，这让刘湘感觉到很不舒服。宾主入席后，蒋介石的神情总是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使人觉得疑神疑鬼，每上一道菜，他必须等别人先吃后方才下箸，喝酒也是端起酒杯而不饮，蒋介石所表现出的戒备心，使得刘湘大为反感。
经过改组后的四川政府，虽说刘湘担任省政府主席，实际上的掌舵人却是蒋介石。四川军阀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各军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交出了防区丢掉了地盘，他们不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军阀，而蜕变成从属于蒋介石政权下的地方实力派了。面对此情此景，刘湘内心有种说不出口的沮丧和懊恼。
最让刘湘感到不舒服的，是蒋介石派出的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欲罢不能。
参谋团队伍庞大，其主要成员文化素质高，多系蒋介石的亲信、智囊和官僚政客。其领衔人物名叫贺国光（1885～1969），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入川，曾就读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是老同学。参谋团公开的工作方针是“援川助川剿共”，实际上却另有一套秘密的工作方针：“消灭赤匪，控制四川，打击刘湘”。
别动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一支武装特务队伍，其领衔人物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兆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曾留学苏联，回国后不认同马列主义，投奔国民党。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的；他也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三青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介石宠信可见一斑。
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后，曾拟定过一个“五运计划”，即在四川大搞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和商运，一言以蔽之：制造混乱，整垮刘湘。有一次，刘湘的属下偶尔得到了一份“五运”的绝密文件，刘湘看后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派专人送给蒋介石，请蒋解释是何原因？蒋介石推诿了几句，最后找了个替罪羊，将参谋团总务处长柏良撤职，才略微平息了一下刘湘的怨气。
刘湘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从无休止，到1937年达到了高峰。刘湘手下的土特务头子冷开泰等侦破了一个大案，估摸案犯与南京政府有关系，决定就这一题目做文章，迅速取缔肃清，并在全省张贴布告：“竟有不逞之徒，阴谋诡计，意图破坏秩序，扰乱治安，敢于秘密设立机关，伪造印信，发布命令，号召党徒。其主要人犯，有自称总司令者二人，自称参谋长、机要处长、参谋、副官、路司令者若干人；其委任伪职有自称旅长者若干人，自称路司令者若干人。又划全省为十六路，某人担任某路。又派员四出为之奔走联络，或则给予委任状，或则信件往来，均有姓名可指。……”经过紧急提审这些准备暴动的匪徒，他们供认出了幕后黑手，果然是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负责人李明灏。据当年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李明灏等人不仅策划“匪运”，还擅作主张，在城墙上修建炮台，在街道口构筑工事，天下无事而庸人自扰，导致引起刘湘部队误会，局势骤然紧张。最不可思议的是，李明灏一再请求贺国光发给步枪7000枝，子弹300万粒，炮弹300颗，为打仗作准备。贺国光对李明灏晓以大义，提醒他说，分校学员全系川军编余军官，而刘湘部下占其大半，此时无强大中央军驻此，一旦有风吹草动，川军中的那些学员因多年跟随刘湘，无论从利益上还是感情上都会倒向刘湘一边，到那个时候，你恐怕连性命都难保。何况眼下社会动荡，谣言颇多，紧张的局势象泼上了汽油的柴草，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点燃，你又何必去做那根火柴呢？贺国光苦口婆心的话，李明灏完全听不进去，不仅如此，李还屡次三番向蒋介石秘密报告，控告贺国光与刘湘关系不清，怀疑二人有猫腻。贺国光欲洗刷自己，多次给蒋介石发出密电，认为刘湘所作所为全系防卫性质，绝非犯上作乱。刘湘事后得知老同学的这番举动后，颇为感动。
但是自从参谋团、别动队入川后，川中局势也绝非贺国光能够左右的。许多场合，许多时候，贺国光也是无可奈何。何况，贺国光端的是蒋介石的饭碗，在某些关键时刻，他还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因此，大案最后的处理结果也只能不了了之。
政治斗争中，吃掉对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大口吞食，好处是速度快，坏处是对手会激烈反抗，付出的成本大；另一种是蚕食，虽说速度慢点，但是对手不易警觉，相对而言成本反而低。后一种方法叫“温水煮青蛙”，刘湘现在就成了温水中的青蛙，听任水温一点点上升却无可奈何。
四川王刘湘也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他暗中一直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予以反击。比如说，蒋介石授命参谋团在四川举办“保甲壮丁干部训练班”，培养一批基层骨干，组成了一个与刘湘对着干的基层干部网络。刘湘则通过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县长、区长和科长，去管理那些所谓的“中央势力”。
县政人员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共结业1027人，刘湘对这批干部期望极大，期望他们能在四川政治建设中做出成绩。第三期学员毕业时是1936年5月中旬，此时刘湘由于长年累月操劳过度，胃病再次发作，咯血不止。6月4日，返回原籍大邑安仁乡休养。
在此前后，南方发生了“两广事变”。当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由，逐步控制了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以后，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广东和广西。面临可能被蒋控制的危机，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开始为保全自己的割据势力而操心。他们一方面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买军火，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先下手为强，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把戏，由广州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通电全国，吁请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6月4日，又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西南军阀将领数十人发出声援电，表示拥护。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准备出兵湖南，向蒋介石进攻。这是一场荒唐而又有趣的政治游戏，参与游戏的每一方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想置对方于死地。用一位军阀的话说：“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后才有棺材睡。”
正在安仁养病的刘湘得到消息后，发电秘邀心腹邓汉祥速来面商。邓汉祥一见面，笑逐颜开地对刘湘说：“我们四川输赢两边吃糖的机会来了。”其言下之意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开战，无论哪边赢了，四川都可以“渔翁得利”。人逢喜事精神爽，刘湘一高兴，病情也好了许多。吩咐司机连夜备车，匆匆赶回成都，秘密召集主要军政幕属商讨应对之策。
在会上，参谋长傅常、军长潘文华等人平时受够了参谋团和别动队的窝囊气，终于盼来了出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他们竭力主张立即发动攻击，端掉成都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这两个蒋介石的窝巢。刘湘扭过头来征询邓汉祥的意见，邓汉祥却发表了一通不同的看法：“原则上同意，但不能操之过急。两广反蒋，外表看起来一致，内部分歧却很多，蒋介石一贯采取挖墙脚的方式对付各省，陈济棠部下是否有人被蒋收买，尚难断定。如果我们马上发动攻击，万一两广内部有问题，不能支持，蒋介石必然掉转枪口打四川。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以静制动，我们暗中准备，到了战事的关键关口，再作决定也不迟。”
刘湘对邓汉祥的发言未置可否。当天夜晚，刘湘瞒着邓汉祥紧急下发密令，通知军队向成都、重庆两地集合，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谁知行动还未开始，风云突变，蒋介石暗中出钱收买了陈济棠平时最信任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在最关键的时刻，余、黄背叛了陈济棠，通电拥护蒋介石。陈济棠苦心经营广东十余年，却毁于一旦，没想到败亡得这么快，不由得痛心疾首，连声感叹蒋介石对地方势力的渗透能力实在太强了。
两广事件发生后不几天，蒋介石电召刘湘到庐山会晤。接到电报，刘湘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其中究竟藏有什么样的陷阱和玄机。他亲自跑到邓汉祥的公馆里，要邓代表他去庐山见蒋介石。邓汉祥推诿不过，于7月30日乘飞机离蓉飞汉口。
在汉口，邓汉祥见到了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两人一见面，杨永泰就将邓汉祥好好奚落了一顿：“你个大军师，认为陈济棠倒蒋，机会到了，便怂恿刘湘连夜调动军队，准备攻打重庆行营和成都军校，来响应陈济棠。我过去听信了你的话，拼命帮助刘湘，复兴社分子乘机造谣说我拿了刘湘六十万元的贿款……”邓汉祥连忙解释，愤慨地说道：“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和复兴社那帮人，天天挑拨离间，唯恐四川不乱。如今造谣说刘湘调兵遣将攻打这攻打那，连你都相信了，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干脆明天飞回去，让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杨永泰见邓汉祥真的生气了，又缓和语调说道：“刘湘调动军队确有其事，可能他没让你知道罢了。既然刘湘让你代表他去见蒋，你半途而废，反而会使蒋介石心里又留下一道裂痕，以为你们四川方面有意在躲避他。”
听从杨永泰的劝告，邓汉祥鼓足勇气，来到了庐山。走进美庐别墅，只见蒋介石满面怒容，也不让坐，冲着门外喊副官快拿军事地图。副官很快把地图在桌上摊开了，蒋介石拿起一根木棍，指指点点：“刘湘夜里调动军队，附和陈济棠反对南京中央的活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听得出蒋介石气愤至极，嗓门又尖又细，下巴微微有点抽搐。邓汉祥不敢吭声，等蒋介石气消了一些后，他才解释了几句，大意是，四川土匪和袍哥耳目灵便，夜间行动才不会泄露消息，并不是与陈济棠遥相呼应。说完这些，邓汉祥又历数刘湘过去维护蒋介石的许多事例，以证明刘湘绝不会附和陈济棠。至此，蒋介石的怒气才略微平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表态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史称“西安事变”。此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讯后立即赶回成都，急召心腹亲信邓汉祥、傅常、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邓锡侯等人会商，各军长对突然发生的西安事变感到惊诧，绕室彷徨，莫知所措。刘湘发出通电，呼吁营救蒋介石。但是在秘密会议期间也有暗流涌动。傅常、潘文华等人旧调重弹，又提出派武装部队包围成都军校、重庆行营的老话题，邓汉祥不同意这个办法，说道：“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和行营也搬不走，到时候照样垮台。如果张学良放了蒋介石，我们今后如何下台？”刘湘嘴上没有发表意见，在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中，他显然赞成前者。
几天后，何应钦忽然派他的胞弟何辑五来成都，通过邓汉祥找到刘湘，何辑五说话的大意是：针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局势，黄埔系决定推举何应钦为总司令，蒋介石一旦死后，黄埔系的力量何应钦能够控制。此次进川，就是希望能与刘湘合作，他还要去昆明联络龙云，到时候一起共谋大业。“何应钦已经作出决定，拟派飞机去轰炸西安，逼迫张学良杀蒋介石。”当何辑五表情神秘地说出这条消息时，刘湘大惊失色，当即作出决定，屁股坐到何应钦一边，迅速派兵攻打蒋介石设在四川的据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
正在两人谈论得热火朝天之时，忽然从西安传来消息：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大错已经铸成，何辑五惊慌失措，不敢回到南京，连夜化装飞到了上海。刘湘也是如坐针毡，不知道获释后的蒋介石将如何处置自己。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得知刘湘在他被扣期间试图发动兵变的消息，进一步看清了刘湘半心半意拥护的面目，对其恶感更深了。这之后，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的说项和斡旋，蒋介石对刘湘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当然，刘湘显然是为此付出了代价的，他把一个造币厂和十架飞机送给了南京，把部队调出重庆，退至永川，给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腾挪地盘，避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四川地方政府的直接冲突，为两年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准备了条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刘湘此举虽说属于被动，但客观上对形成团结抗日局面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刘湘的戒备心更是有增无减。当刘湘派邓汉祥前往南京探听虚实时，蒋介石一点也不给面子，直截了当地对邓汉祥说：“四川的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支。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刘湘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也便于他休养，无论对地方对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邓汉祥的回答是：“缩编军队，如果四川各军都在一个标准之下同时进行，自无问题。至于军民分治，拟请中央再加考虑。因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统一后，地方治安以及用人用钱各方面，始稍有眉目，今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个人负责，恐怕难以收到辅车相依之效果，反而增添中央西顾之忧。”
邓汉祥的话说得既有分寸又滴水不漏，该说的都说到了，可是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军民两政分开，另行派人担任四川省主席。
邓汉祥只好怏怏退出，再想办法。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剩下的事让邓汉祥与何应钦交涉。到了何应钦那里，邓感到再无退路，说话的口气也硬了一些：“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是两件事，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即先缩编军队，稍后再提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希冀。如果非要二者同时施行，难免不逼得狗急跳墙，事情反而不好办。”经过何应钦在老蒋面前疏通，蒋才松了口，暂时不再提四川军民两政分治的事。
但是川军缩编已是板上钉钉，不得有任何推诿拖延。
川军缩编的过程，就是一个刘湘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过程。其中明争暗斗，矛盾表露得相当尖锐。刘湘面临其军队有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困兽犹斗，他不能不竭力抗争。为了保存多年积蓄下来的军队，刘湘提出的方案，其要点就是川康各军驻在川康境内时，其人事、经理、指挥诸权皆应划归川康绥署。至于裁减的军队，则采取屯垦的办法予以保存。蒋介石担心逼之过急反而生变，也留下余地，即整军完成后，“指定归绥署指挥的部队，再按绥署条例划分职权；关于屯垦事宜，可由整军会议时商决。”1937年6月28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国光等19人为委员。
整军会议拟定七月初在重庆召开。临行之前，刘湘部下多名将领极力阻止，劝其谨慎从事，周成虎、刘兆藜、傅楠等几位旅长甚至在地上长跪不起，失声痛哭，去重庆万一被扣留，就毫无办法了。刘湘征询邓汉祥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邓汉祥说：“站在蒋介石的角度看，他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如果把你扣起来，你的十几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不如采取绳索勒死的巧法子，先缩编军队，再调你到中央去当个部长，可不省事得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最稳妥的办法，是你坐汽车缓缓而行，我先去打头阵，赶到重庆与何应钦密谈，探测他的态度后再作判断。如有疑虑，你可称旧疾复发，中途转回成都；若无疑虑，你再大大方方进重庆。”刘湘这才依计行事，于7月4日离开成都，赶赴重庆。
整军会议前后，刘湘始终处在权力漩涡的中心。更让他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多年栽培扶植的部下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川军高级将领，看他大势已去，暗中纷纷倒戈，被蒋介石收入囊中。总之，川军整编过程是蒋介石一步步紧逼、刘湘一点点退让的过程，经过整编，“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一是各军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其人事、经理、装备都由军委会掌握；一是军事体制、番号诸方面均与全国军队基本统一。整编后，多数的川军在数量上减少了，力量有所削弱。然而刘湘的部队则没有多大的损伤，刘部原有十多万人，改编后仍保留十一个甲种师，七个独立旅，共六十个团；另编一个独立团交重庆警备部指挥，多余部队再编入各行政专区保安团，共十八个团，这样就有七十多个团了。”在重庆召开的整军会议结束得十分仓促。正在会议期间，忽然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蒋介石电召何应钦速回南京，会议交贺国光主持，最后以草草收场了事。
但是蒋介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再次见到刘湘时，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亲善。与刘湘握手寒暄后，他竟然称兄道弟起来，用和缓的语调说道：“我们两弟兄自从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后期整军议案等抗战结束后再说。过去我总是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现在则不然，譬如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我只把财政方针告诉他，至于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问。又譬如现在我所用的人，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我过去的这些短处，兄弟你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老兄在军政两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蒋介石的一番话，把刘湘的心说热了，他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等蒋走后，刘湘对其心腹幕僚邓汉祥高兴地说：“老蒋今天算是同我说了几句知心话。”
出师未捷身先死前边说过，重庆整军会议期间，何应钦收到南京的加急电报，他当场向会议通报日军在卢沟桥进犯国军第二十九军经过，谓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全场闻讯悲愤感慨，将领们纷纷表态，愿率部出川参加对日作战。上1937年7月10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同时通电全国，请一致抗日。7月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谓日军侵略决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决一死战。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8月7日，刘湘乘飞机飞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国防会议，共商国事。抵达南京后刘湘发表了谈话，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刘湘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结束之际他表态说：“四川可出兵三十万抗战，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话音落地有声，深得在场的抗日将领们的赞许。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主要由川军组成）的司令长官，长官部指定设郑州。刘湘将所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政府主席两职分别交给钟体乾、邓汉祥代理，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经常咯血不止，钟、邓等部下劝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赴任，他执拗地坚持说：“过去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为他晚年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刘湘领导的川军出川抗战，是中国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四川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主动送儿子王建堂请缨出征，临行前，王者成手执一面“死”字旗相送，在白布旗正中写着个大大的“死”字，旗的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读之让人热血沸腾，唏嘘不已。据曾经参加过当年淞沪战役的四川人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机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种装备的军队，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战斗力，该部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会战的70个师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然而该部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余人！
据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说，抗战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五分之一。阵亡的川军人数为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占全国之冠。
11月中旬，日寇先后攻占嘉定、常熟、苏州等地，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向南京进发。刘湘闻讯后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拢来保卫南京，他本人亲自担当总指挥。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刘湘说道：“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的。”遗憾的是，正值此时刘湘旧病胃溃疡复发，且陷入昏迷状态，濒临于生命垂危之际，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夙愿未遂。
刘湘从昏迷中醒来时，感到周围死一样的安静，深为疑惑，不知身在何处。旁边的护士小姐告诉他，这里是汉口万国医院，他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在医院里疗养了一段时间，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到12月上旬，已经可以由人搀扶着到花园中去散步、晒太阳了。他支撑起病体，向守护在身边的参谋长傅常、参赞黄罔等询问前线敌情，阅读各地传送来的电报、信件。此间，社会各界贤达董必武、张澜、沈均儒等亲赴医院看望，刘湘热情洋溢地和他们畅谈抗日大计。
身体稍微恢复后，刘湘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一病月余，痛苦难喻，除告侍从副官数次书函寄达外，顷头昏已减，试亲笔作函奉寄如下：一、余病景象，完全与上年同，所异者口中未吐血耳。现在仍然贫血，不能操劳，奈何！幸德国医生着手即日认明为胃失血，故能逐渐起色，或者危险时期已过矣；二、军国情势迫切之际，余思虑失检，致旧疾突发，种种计划未能躬亲达到，不胜忿念。现在前方一切较重事务，虽仍常来电决定，但军事要点已失当机立断功能，斯亦无可如何耳；三、世哲、世英两儿明年读书，仍以考入较良中学为善。家中只延请徐老师、唐先生再为之照料中文、英语，不必再聘多人可也。至三儿书名，兹为拟就‘刘康怀，号济殷’，幺妹亦拟书名为‘刘蔚文’（女儿家，不必有号），即盼照此改定为要。余久病思家念切，尤以三儿、幺妹久不见，殊愀然。但世乱不定，故迭次函阻来也。欲言至多，心神不及，只此后告，并询问阖家平安。1月7日于汉口万国医院。甫澄手启。”1938年1月1日，刘湘发表元旦献词，文章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新年刚过，刘湘病情急剧恶化，至17日，德国医生说要输血，可是此时血管已经收缩，血输不进去了。1月20日晚八时，刘湘与世长辞，终年48岁。
临死之前，刘湘留有遗嘱如下：“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刘湘这一遗嘱，在抗战前线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影响极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升旗时川军官兵必同声诵读：“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掷地有声，豪气干云。
1938年2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刘湘予以国葬。后因修建墓园费时较长，直至1939年9月19日，始在成都举行了国葬典礼。刘湘墓园建于成都南郊武侯祠侧。
1946年4月27日，国民政府胜利迁都，蒋介石特蒞成都告别四川同胞，于是日上午八时，亲临刘湘墓园致祭，下午召见刘湘之子刘济殷，垂询家庭状况，嘱咐努力求学，继续遗志，将来成为建国人才。
关于刘湘的死因，除了“病死”之外，还有“吓死”说和“毒死”说。
“吓死”说起于刘湘部下的师长范绍增。
据范说，1937年川军整军过程中，刘湘搞明升暗降，免去范绍增的师长职，升为副军长，却没有实权。范因此对刘湘有了怨恨。刘湘胃溃疡复发，在汉口万国医院住院，其时范绍增也在汉口，特务头子戴笠利用范与刘的矛盾，在刘湘病房旁边弄了个房间，让范去监视。一个偶尔的机会，范绍增发现刘湘与山东军阀韩复榘联系密切，电报来往频繁，密谋倒蒋。他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戴笠。不久，蒋介石约韩复榘到河南开封开会，将韩扣押，解到武汉，经过军法会审，执行枪决。
在此期间，何应钦到万国医院看望刘湘，随口说了韩复榘被扣押的消息，刘湘大惊失色，紧张地问为什么扣押？何应钦说，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打蒋介石。刘湘脸色大变，不再说话。“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毒死”说缘于刘湘夫人刘周玉书之口。
刘周玉书从成都启程飞往汉口时，心里就对刘湘之死存在巨大的疑惑。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死，以前那么多次犯胃病，还不都挺过来了？尤其是当她看见迎接她的那些人胸前佩着小白花，臂膀上缠着黑纱布时，直感到天昏地暗，口口声声说刘湘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哭嚎着要去找蒋拼命。
那些日子，这个深受刺激的女人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的。她不知从哪里听到的消息，说蒋介石收买了刘湘部下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邱甲，刘湘是被邱甲毒死的。有一次，邱甲到省府刘湘灵前上香，被刘周玉书看见了，当场下令守灵连长将邱扣押，执意要枪毙他。邱甲无法脱身，慌乱中想了一个办法，掏出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写上“快来救我”四个字，嘱人火速送给邓汉祥。邓汉祥急忙赶来，又是解释又是担保，总算制止了一起冤案。
刘周玉书从汉口回到成都后，迅即邀请钟体乾、邓汉祥以及刘湘昔日旧属师长三四十人到家中聚餐。等到宾客到齐，刘周玉书身穿孝服，入室便跪地痛哭，哽咽着说道：“今天我所请的客，都是督办生前的好朋友、老部下，督办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希望你们替他报仇。”
平心而论，无论吓死还是毒死之说，都与事实相去甚远，或出于激愤，或无端猜测，均难以视作信史。
倚仗大军阀发迹的小舅子刘湘虽说是个大军阀，却为人坦诚，待人宽厚，私生活也无可挑剔，故人望极高。在用人方面不搞任人唯亲，刘湘的属下，很少任用他自己的家族亲戚。
只有周成虎是个例外。周成虎，字晓岚，是刘湘夫人刘周玉书的弟弟。刘湘从速成学堂毕业，羽毛渐丰后，这个小舅子就一直跟随在他身边。
刘湘笃信术数，对风水、运道之类的名堂十分着迷。为了发迹，他想找一块风水宝地，将母亲的坟墓重新安葬。刘湘早年在速成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子俊，他有个弟弟叫李子模，据说精通堪舆之术，于是毛遂自荐，要帮刘湘找一块运旺气盛的龙凤之穴。
不知是这个李子模功夫不到家，还是他们兄弟俩活该倒霉，坟址选好后，刘湘将母亲的棺木迁移过去，不到一百天，两个儿子竟相继死掉了。刘湘夫人刘甫婆大为震怒，带着几个兵丁，找到李氏兄弟家里大闹了一场，打得他俩跪在地上连声求饶，刘甫婆还不解恨，叫人一根根扯下李子模的胡须，直痛得他哇哇叫。
这次风波之后，刘湘再也不敢轻易迁移祖坟。过了很久，有一次，小舅子周成虎来找他，表情和声音都显得有几分神秘。原来，周成虎暗中又找了个大师，保证能让其母亲的坟墓迁到一块好地方。这次刘湘有点犹疑不决，周成虎在一旁鼓动说，这块宝地得来不易，是川中仅有的龙凤结穴之所，后人得此旺气，不想富贵也不行。在小舅子的鼓动下，刘湘决定一试。结果一试而中，将母亲的坟墓再次迁移后不久，刘湘就在“二刘大战”中打败了刘文辉，并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因此在他心里，对周成虎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进入民国以后有个怪现象：从表面上看，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各省军阀都把种植、贩卖鸦片当作聚宝盆、摇钱树，他们要争地盘，就要扩充兵力，有人有枪，这些都需要银元做保障，而种植和贩卖鸦片，是最为快捷便利的生财之道。
刘湘也不例外，搞军备竞赛财力吃紧，眼光便紧紧盯住了鸦片暴利这一块。他在所掌控的川军二十一军设立了“军实科”，委任心腹小舅子周成虎当科长，半秘密半公开地做起了鸦片生意，甚至私设秘密作坊，制造吗啡粗子（坯子）。刘湘未曾发迹之前，周成虎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在乡镇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攀附刘湘这棵大树后，他结识了四川军政界不少要员，与袍哥也打得火热。有个袍哥舵把子叫做刘颐章，专门负责为周成虎在上海及长江沿岸码头私贩鸦片和军火，曾经被国民政府查获过几次，在上海和重庆的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对此情况刘湘也有所耳闻，但是鸦片收入是其财政收入中的一大块，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说在公开场合进行了批评，背地里依然还是予以支持。
民国前期，四川鸦片瘾民多系官绅，政府法律上禁止，实际上怂恿支持，更是使得鸦片瘾民日益增多。防区制时期，周成虎被派镇守川南，更是将他管辖下的地盘“治理”成了鸦片瘾民的天堂和乐团。他效仿其他军阀们的做法下达命令，强制农民种植罂粟，种的收“青苗税”，不种的则收“懒税”，反正种与不种都得向他交钱。他还派出手下的连长排长到各乡镇，将分散的烟馆集中为吸烟所，实行招标承包，每个承包人每月向他缴纳三千大洋。
倚仗刘湘的权势横征暴敛发鸦片财，周成虎也成了四川军阀中有名的暴发户。重庆解放碑一带那时候叫都邮街，许多达官贵人的公馆就修建在此。如今解放碑碑身的那个地方，当时的名字叫“周家院子”，就是周成虎当年公馆所在的旧址。上世纪20年代以后，潘文华当重庆市长期间，开始在这一带修筑马路，周家院子被辟为街心花园。曾经繁华一时的周氏公馆以及周家院子才沉没到了历史的深处。
刘湘去世后，其妻弟周成虎的势力迅速削减。1941年夏天，蒋介石派第八十师中将师长陈明仁开进四川，接管周成虎的防区。此前曾有好几次，国民党政府派人接防，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武装冲突，未能成功。而蒋介石下达任务后，又将陈明仁召到重庆秘谈，嘱其要顺利接管，不能发生冲突。陈明仁接到这个任务之初，颇感肩上的担子有几分沉重。
他一面通知部队准备行动，一面先派人到川南了解情况。几天后，前往摸底的线人回来报告，说周成虎无意正常交接，不排除武装冲突的可能。陈明仁考虑再三，决定亲赴周成虎所在的泸州，运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到了泸州后，陈明仁利用袍哥的关系疏通周成虎，为了解除对方的疑虑，特意要求住在周成虎的家里。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关系混得熟了，彼此间成了无话不说的契友，早先的隔阂烟消云散。周成虎对陈明仁说：“早先蒋介石叫我交出川南八县，由中央政府派人接防，我是从来不交的。今天兄弟你来，我愿意交了。这事我反复想过，军政界并不是那么好混的，自从刘湘去世后我就萌生了退意，退出四川军政界是迟早的事。兄弟你不是外人，我们相互是朋友，把地盘交给你，我也放心。欢迎你的队伍早日来接防。”陈明仁这才问他准备什么时候交？周成虎爽快地答道：“我可以马上下令，把部队调走，让你来接。”
不久，周成虎果然履行诺言，让陈明仁的部队顺利接防泸州。陈明仁接防后驻守叙永，兼任了第八区的清乡司令，统一管辖川南八县。而周成虎则逐渐退出了四川军政界，到重庆商界另谋发展，这次，周成虎是和姐姐刘周玉书联手，在重庆商界翻云覆雨，经营起了另一块地盘。没过多久，周成虎果然成了重庆商界的一条大鳄，尽管他的第一桶金来路可疑，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并不光彩。
不过，正如许多暴富之后的巨贾大亨一样，周成虎内心里也隐忍着一种“原罪情结”，因此借助捐赠善款和赞助慈善事业，也成了他赎罪的方式之一。这里有件事情颇能说明问题。上世纪日本侵华时期，大教育家张伯苓因为南开大学迁移问题，忧心忡忡。在与胞弟张彭春商议后，他打算到重庆找块地盘修建一所南开分校，为将来南开大学搬迁事宜早做准备。张伯苓乘坐民生轮船公司的航船到达重庆后，通过昔日南开校友、四川船王胡光杰、胡仲实兄弟，广泛联系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筹建南开分校事宜进展顺利。当时，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表示，愿意将自己在重庆北碚的一块土地拨给张伯苓作建校的基础，刘湘原部下师长唐式遵也愿意将他在南温泉的几千亩地捐充校址。经过实地考查和慎重考虑，张伯苓觉得以上两个地方都不适合办学校，便婉言谢绝了。正当此时，周成虎闻讯而来，决定捐出他在市郊沙坪坝的130亩土地建校。第二天，张伯苓实地一看，感到这块地盘非常适合办学校，遂接受下来。此后，张伯苓又收购了附近土地400余亩，从1936年5月开始修建校舍，经过三个半月时间，教学大楼、临时礼堂、宿舍、食堂以及教职员工住宅等第一期工程大致竣工，当年8月招收学生200多人，分设初中四个班，高中两个班，于10月27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暨新校舍落成典礼。随着四川南开分校的全面落成，该校招收在重庆、成都两地再加上天津以及其他战乱区辗转过来的青年学生达1600多人。就这样，南开大学在天津的校区尽管被毁，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西南大后方，为莘莘学子提供了一个安心读书的圣地。
改换门庭的刘树成始终跟随在刘湘左右的还有个人物叫刘树成（1885～1977）。此人字元钧，曾被国民党授衔少将，历任川军二十一军手枪大队长、机关枪团团长、独立十六旅旅长等职。刘湘得胃溃疡去世后，刘树成被国民政府收编，任地方绥靖部队新编十七师师长，驻防四川邛崃、眉山、乐山一带。刘树成是刘湘叔父刘文郁之子，从年龄上看，他比刘湘要大5岁，但是政治经验和生活阅历都不如那位堂弟。
早在1933年，刘文辉与刘湘唱对台戏，争夺四川王的位置，刘文彩使用流氓手段，指派亲信杨德寿、郑松延等五人，前往重庆刘公馆刺杀刘湘。这五名刺客潜伏进刘公馆后，首先找的人就是刘树成。他们的话说得很隐讳，口口声声说是到重庆来做一笔生意，刘树成也不便多问，好生招待他们住了下来。结果后来事机不密，刺客们藏在树上被人发现，抓到审讯处一讯问，又交待了一个新情况：按照刺客们事先的想法，是计划收买手枪队长刘树成下手的。这一秘闻被重庆《新民报》的记者知道了，在报纸上大肆炒作，使刘树成特别被动。最头痛的是，他事先压根儿也不知道从安仁老家来的杨德寿、郑松延是来暗杀刘湘的，更不用说收买自己当刺客一事。无论从他对刘湘的感情，还是按他平时行事的品行来看，刘树成当刺客一说都属于背黑锅，即使给一百万银洋，他也决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在刘湘手下的一帮师长中，刘树成和周成虎是嫡系中的嫡系。每逢遇到关键时刻，刘湘都要召集刘、周二人秘密相商；刘、周二人对刘湘的感情，也始终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1938年刘湘死后，蒋介石认为四川群龙无首，正是侵吞蚕食的大好时机，立即召集顾祝同、张群、陈诚等人商讨如何解决四川问题。按照蒋介石的意见，下令撤消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准备让张群接手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消息传到四川，遭致川军旧部的强烈反对，他们结成一体，不甘屈服。蒋介石不得已，只好作出让步，让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刘文辉为重庆行营副主任，郭勋祺、郭昌明、许绍宗为军长。如此大规模封官，才勉强平息了来自川军旧部的抗议浪潮。
然而川军旧部的暂时得势，与刘树成并没有多少关系。刘湘已死，刘树成的保护伞没有了，其地位也一落千丈。蒋介石对刘湘留下的川军这笔遗产，或利诱或威逼，利用川军内部矛盾采取分别蚕食的手法，多方瓦解分化。抗战八年，四川是全国出兵最多的省份，当时川军在各线作战的有唐式遵、孙震、李家钰、杨森、王缵绪、王陵基等部。计有六个集团军，12个军和36个师。日本投降后，川军伤亡人员众多，部队编制也残破不堪，蒋介石不仅不补充兵力，却以整编为名，大量裁减川军，将所有军的番号都整编为师。此时，继承刘湘衣钵的川军首领潘文华，手上仅只保存两个师了。刘树成的军队属于裁减之列，自然不在这两个师的编制以内。
从已故的刘湘身上，刘树成得到了一个启示：有了枪，一切才有希望。见大势已去，刘树成也为自己安排了一条后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安排一帮人夜入兵营，将部队缩编后剩下的一批机关枪、步枪、手枪以及大量子弹等，悄悄从仓库里搬出来，连夜武装押送，从眉山运回大邑，储藏到安仁乡仁和街刘树成的公馆里。
就是这批枪支弹药，惹出了一桩震动全川的事件。
将这批枪支弹药运回安仁后，刘树成立刻奉命出征，前往新整编的第五十六军十七旅任旅长。临行前，他放心不下储藏在安仁的这批武器弹药，叫来侄子刘福田促膝谈心，让他负责看守武器弹药，并交给他一个特务连的人马。
殊不知，此时安仁乡的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夺其势力范围。他们听说刘树成从眉山秘密运回了一批枪支弹药，早已虎视眈眈。首先，是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的总舵把子刘文彩打起了这批武器的主意，他派人对刘福田进行策反，试图让刘福田自动投靠自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得知情报后，准备组织一次武装劫持。但是没等地下党下手，刘文彩那边就已成功收买了刘福田。尽管事已至此，地下党仍不肯放弃，在刘文彩组织人马抢夺武器之时，暗地从中拿走了4支德国造罗汉手枪和两支天津造的手枪。
刘树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咆哮如雷，气得操起烟枪狠狠朝侄子刘福田脑门上砸。然而也是毫无办法，哑巴吃黄连，他只好认了这个账。事后，刘树成曾找过重庆行辕主任何应钦，要讨回一个公道。可是何应钦除了同情外，也表示无能为力。此事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刘树成后来的归宿是这样的：1949年6月，他在刘文辉手下担任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沐川的守备司令；同年10月，在四川犍为县率部起义。建国后，刘树成曾经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政协四川省委委员。至今，大邑县安仁镇依然存留着一幢刘树成公馆。此公馆建于1928年，坐西向东临街，为三进院落，南向有个大花园。公馆为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雕花门窗，实木地板，具有川西民居特色。1949年后，刘树成公馆收归国有，曾作中共安仁区委、安仁镇人民政府办公场所。1993年临街的公馆大门和前院被拆除，修建为临街商铺和办公楼。1999年出售给安仁中学，现为安仁中学初中部教师办公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