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背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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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庶民背景(2)

影响庶民学派的西方理论很多,但是庶民学派对于西方理论的借用不是机械的,而是加以改造,使得这种西方语境下产生的理论,能够恰如其分的用来描述本土的经验与处境。庶民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国的新左派一样,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是庶民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庶民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起源,都发轫于英国的新左派,而且都关注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它从英国文化批评家汤姆逊(E.P.Thompson,1924—1933)和艾里克·霍姆斯博文(Eric Hobsbawm,1917—)“从底层书写历史”那里获得灵感,可是他们在借用的过程中也创造性的进行了发展。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西方的学术界。在面对新的社会情势的时候,学术界感到原有的分析范式的不足。20世纪70年代初期,汤姆逊和霍姆斯博文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书写中,就已经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无产阶级的历史研究中,进行话语分析,开始改变旧的分析范畴。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语言学转向不是开始于后结构主义,而是开始于汤姆逊和霍姆斯博文的无产阶级文化研究。这个争论牵涉面比较复杂,暂且放于另一边不做讨论。但是我们都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从底层书写历史”开始流行并且被广泛的接受。汤姆逊批驳了经济简化主义,聚焦于无产阶级的文化表达,并运用诗歌,告示等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源,同时也把无产阶级的暴动作为文本来阅读。但是庶民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有重大的区别。庶民学派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完全打通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在后期对西方后启蒙理性主导下建立的学科体系及其认识论产生了怀疑;庶民学派强调权力与资本历史相分离;主张审视只是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对民族叙事与国家话语的解构;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当中,庶民学派也和雅各布森与巴特的符号学分析、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德里达以及利奥塔一样对于后启蒙理性进行批判。

但是庶民学派与英国的文化研究还是有着诸多不同。首先,庶民学派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也是精英主义与都市主义的。我们知道早期文化研究关注工人阶级亚文化,工人阶级的自主意识以及他们对于精英文化的反抗。但是对庶民学派来说,第三世界的社会构成是不一样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程度低,在人口统计学上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广大的农民。而且,绝大多数工厂里的工人是移民工人(我们称之为农民工),他们本质上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别,因此城市平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属于特权阶层,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更是长期如此。因此庶民学派更关注农民的文化,他们的意识以及抵抗。与文化研究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不同,庶民学派既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也将目光投向历史,在历史当中寻找庶民反抗的踪迹。

当今庶民研究的新特点是其采用了一种拼贴的方式来面对西方强势学术话语,抵抗西方学术的强烈影响,独立之后的印度知识界发现自己依然笼罩在殖民的“知识暴力”之下,它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交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使得印度的知识分子,按照“主人”提供的范式去思考印度、印度文学和历史,以及东西方的关系。而印度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殖民权力的复制的根源,也在于印度人将西方殖民的知识内化。因此可以这样说,庶民学派的学术活动是二次革命,将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从印度的学术界清除了出去。

二、庶民学派的研究现状

庶民学派崛起之后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影响很大。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而美国又是世界上学术思想流动最快的地方。同时,庶民学派的思想也反之影响着英美的学术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庶民思想逐步与后殖民批评合流,并且成为后殖民批评的一支强有力的分支。其中斯皮瓦克教授,查克拉巴提教授、古哈教授等迅速成长成为庶民学派在西方学术界瞩目的学术明星。但是奇怪的是,中国几乎有对所有西方大大小小思想潮流的介绍与研究,可是对于庶民学派的研究却十分稀少,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对庶民的概念不清,或者是觉得庶民研究与现有的底层民众研究相重叠,总之,这一研究并没有铺天盖地的进行,声势并不具巨大,近现代社会影响较大的就是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当时,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18年11月6日,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论文《庶民的胜利》。文章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过程,欢呼社会主义胜利,指出世界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这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念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之后再很长一段时间内,庶民研究几乎处在沉寂的状态。

庶民学派在国外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于庶民学派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印度本土。之所以把庶民学派研究的焦点只是对准印度,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于庶民学派认知有限;而在1987年斯皮瓦克与古哈合作编辑的《庶民研究读本》在北美出版以后,在西方掀起了研究庶民学派的小高潮;1995年,《庶民学派选读》以及1999年查特吉的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在西方出版并且被列入大学课程后,在美国再次掀起了研究庶民学派的一次大高潮,这次高潮使得庶民学派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称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尝试,并且使得庶民学派从学术的边缘推向主流。在1987年之前,学者主要是印度本土的学者对庶民学派的学术理念以及研究方法的一般评论;第二个时期的特征是庶民学派文献贡献的时期,当时庶民学派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庶民学派内外的学者对于庶民学派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后期的庶民学派转向后殖民批评,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学术研究的争论文章;第二类文章是西方学者,特别是印度裔的西方学者向西方学术界介绍庶民学派基本思想,学术理念以及方法论方面的介绍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学术界介绍庶民学派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来言,这类文章并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在庶民研究进入西方的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类文章为数众多,但是这些文章受到了斯皮瓦克的影响,把该学派的整个研究纳入后殖民批评之列,这些文章对于庶民学派的文章做了过于简化的归纳。

21世纪以来,庶民学派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西方的传播也随之进一步走向深入,更多不同地域的学者和关注底层民众的研究人员也加入到庶民学派的讨论之中,除了文学以及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庶民学派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之外,在政治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但是在这个时期,学者似乎对于庶民学派本身的产生与发展没有多大兴趣,而是更多地采用庶民学派的理念与方法,研究边缘群体的文学、文化和历史。

对庶民学派理论方法,对庶民学派文学,文化和历史的关注是庶民学派研究的新动向,当然也是庶民学派的进步的标志,可以说庶民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史该项研究的基础研究部分,庶民研究已经开始向着理论成熟的反响前进。

三、斯皮瓦克与庶民学派

斯皮瓦克的一篇论文《庶民可以说话吗?》被翻译成中文以后,庶民(Subaltern有时候被翻译成臣属者、非主流阶层、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这个词开始在我国内的各个研究领域频繁出现。最早撰写关于斯皮瓦克的学术活动的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学术思想探幽》的文章,论文系统地介绍了斯皮瓦克的生平与学术活动的轨迹,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很多富有价值的信息。王宁教授评价在诸多的后殖民理论中斯皮瓦克的批评理论独树一帜,具有自己的个人鲜明特色,她集解构、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等各种后殖民批评与一身,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庶民学派的观点,但是较之以往庶民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她的理论虽具有强烈的挑战性。另外王宁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对于“庶民”这个概念的解释也颇具特色。他认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她积极参与“非主流文化研究”,就殖民地民族而言,庶民这一庞大的群体无疑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群体,也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群体,斯皮瓦克一直从事的就是诸如女权主义、解构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化等“非主流”话语研究,因此王宁教授用这个术语来概括她的学术研究特征十分恰当。

在2001年6月王宁教授又一次在《南方文坛》写了一篇题为《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理论》的长文,再次简要地介绍了斯皮瓦克的生平和其学术观点,在这篇文章里,王宁教授着重对她的后殖民理论做了论述。继王宁教授之后,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许多篇关注对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如《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的实践》(《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罗钢)、《性别意识与族群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林树明)、《解构双重霸权——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4卷第3期,于文秀等)、《文化政治与文化批评—斯皮瓦克文学观解读》(《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王晓路)、关熔珍的《斯皮瓦克研究》等一系列以研究斯皮瓦克为主要内容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也相继出现,这些文章对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批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批评实践做了分析,特别是对斯皮瓦克的文章《三个女人的文本和帝国主义》、《国际框架下的中国女性主义》以及《庶民可以说话吗?》这三篇文章做了分析,这使得对斯皮瓦克研究从整体研究过渡到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斯皮瓦克的思想正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她的影响也在逐渐地扩大,2006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外语系客座教授。2006年3月初,斯皮瓦克应清华大学之邀来北京讲学,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聘请斯皮瓦克博士客座教授,近些年来,斯皮瓦克频繁来华,将其思想与中国学术界分享,开拓了我国庶民研究,翻译研究,文学研究,后殖民研究等各个领域研究的视野。

斯皮瓦克作为庶民学派的核心人物,从十年前起她的论文就有很多已经被翻译成汉语。但是这些传入中国国内的译文相对于她二百多篇论文,多部专著,合计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作品来言,这明显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斯皮瓦克的论著在中国的传播如此缓慢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斯皮瓦克的学术文章语言晦涩,连伊格尔顿都说她像是开当铺的,言外之意是其内容杂且无序。另一方面,我们对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缺乏了解和研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头脑里满是西方之上的观点,并不认同其庶民的观点,但在反对其庶民观点的同时又对斯皮瓦克的非西方的学术背景视而不见,对她的学术产生的土壤——印度的文化视而不见,当然其中还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我们避讳不谈的原因。

如果谈斯皮瓦克对于庶民学派以及世界现代学术界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那么主要有以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