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公贵戚的车舆之制，据《明史》记载，皇太子有金辂，账房形制颇为豪华壮观；东宫妃可乘坐凤轿、小轿，制同皇妃；亲王可乘坐象辂，形制较金辂略小，帐房用绿色螭头；亲王妃例定要乘坐凤轿、小轿，仪制、装猸、行障、坐障制同东宫妃，但也不同之处；公主乘坐车轿，车沿用宋代的厌翟车，后定制可乘坐凤轿；皇孙可乘坐象辂；郡王无辂，只有帐房，制同亲王；郡王妃及郡主俱乘坐翟轿，制与皇妃凤轿同，唯改易凤为翟。
明代对百官的车轿，也有严格的规定。明初，百官皆可乘车，但乘轿须遵等级规定，文臣自三品以上方准乘轿，武官则严禁乘轿。如洪武元年，明政府便规定，凡官员乘坐的车驾不得雕饰龙凤纹。职官品第在一品至三品者，其车驾准许用间金装猸、银螭、绣带、青幔；四品至五品准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准用素云头、素带青幔。洪武六年（1373年）又重申，凡百官车轿禁用丹漆，但准杂色漆饰。景泰四年（1453年），明朝廷又再次明文规定，在京文官三品以上准许乘轿，其余各级官吏不许违制乘轿；在外各卫官员也必须遵守这一限定。弘治七年（1494年），明政府又申明，北京、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员，奉特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只能乘坐四人扛抬大轿，不能随间增加轿夫（图30）。其它像两京五府管事并内外镇守、守备以及公、侯、伯、都督等官员，不分老少，皆不许乘轿，违例轿及擅用八抬大轿者，均将受到严厉惩处。因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曰：“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轿”，“武官贵至上公，无得乘轿”，违者必予追究。《明史·韩雍传》载：“宁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舆诸事，下狱夺官。”同时，朝廷也常以轿舆赏赐重臣，以示荣宠。《明史·陈遇传》载：“赐肩舆一乘，卫士十人护出入，以示荣宠”；《罗复仁传》载：“以老特赐乘小车出入”；《万象春传》载：“时诏许后父永年伯王伟乘肩舆，象春言：勋戚不乘舆，祖制也，乞寝前命。”因此，四品以下官吏，大都只能乘驴代步，褚人获《坚瓠集》引《真珠船》曰：“兵部尚书锦州金献民，成化末为御史，常骑驴朝参，同列皆然。”《草木子》曰：“李公纪宇仲修，洪武中以荐为应天府治中，作诗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间银带象牙牌，有时街上骑驴过，人道游春去不回。”顾起元《客座赘语》曰：“《四友斋丛说》中记前辈服官乘驴者，在正嘉以前乃常事，不为异也。”
正德、嘉靖以后，其制稍弛，各品文官皆可乘轿，甚至武官也有乘轿者。但朝庭对车轿的纹饰、仪仗、轿夫人数等仍有明确的规定与限制，各有第等，不可违制僭越。万历三年（1575年）朝廷又一次申明：武职衙门及勋戚等官，均不许僭用四人帷轿、肩舆和擅用交床上马，违者听任科道官员及巡视衙门参奏重惩。但万历以后，车舆违制已形成社会风气，决非朝廷的几个禁令所能阻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万历以后，四品皆乘围轿，其下则两人小舆”；《客座赘语》曰：“今则新科甲舆从舄奕长安中，苜蓿冷宫非鞍笼、肩舆、腰扇，固不出矣，即幕属小官，绝无乘骑者，有之，必且为道傍所揶揄。”至明末，即使倡优、家奴，也公然乘八人青幔肩舆，导以伞盖，招摇过市。轿舆已走向民间，成为庶民之常用交通工具。怪不得有人叹曰：“至优伶之贱，竟有乘轩赴演者”，真是“僭滥之极！”顾起炎：《客座赘语》。
2.庶民行旅南舟北马
明代汉族民间在行旅方面所用的交通工具及行旅生活中的行止习尚，全国各个地区，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的限制、历史传统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如南方鱼米水乡，民间行旅的主要工具是船只、轿子；在中原地区，民间行旅多乘驴马、轿子或骡车；西南地区受高山峻岭的阻隔，交通不发达，民间交通则以徒步为主。正如《天工开物》所曰：图31明代河船“南资舟，北资车。”明代汉族交通习俗的基本风貌是水有舟楫、陆走车马，外加乘舆策驴和徒步。
舟楫交通，主要盛于南方，据《天工开物》所记，常见的有：江汉课船，“身甚狡小而长，上列十余仓，每仓止容一人卧息，首尾共浆六把，小桅篷一座”；三吴浪船，“即少者必造窗户堂屋”，“行人贵贱来往，以代马车扉履”；东浙西安船，“箬篷如卷瓮为上盖，缝布为帆，高可二丈许，绵索张带”，行于钱塘江；福建梢篷船，“制大差可坐卧，富贵家属用之，每帮五只方行，经一险滩则四舟之人皆从尾后曳缆，以缓其势”；四川八橹船，逆川江而上，前有挽行者，“舟中鸣鼓若竞渡，挽人从山石间闻鼓声而威力”；广东黑旗船，“为官贵所乘，两旁可以行走，风帆编蒲为之，逆流凭借风力”。山川溪流横渡，则有扯船。杨一清《过河州诗》有句云：“缆横河岸桴为度，磨引溪流水自推。”
北方也有乘舟策船者，主要有黄河逢梢和黄河秦船，前者与江汉船相仿，后者“首尾方阔均等，急流顺下，巨橹两旁夹推，来往不凭风力，归舟挽纤者多至二十余人”。
车马交通主要盛于北方。车有马车、骡车、驴车和牛车等。马车有四轮、双轮之别。四轮大车，“骡马多者或十二挂或十挂，少亦八挂”，“车行时遇前途行人应避者，则掌御者急以色呼”；牛车，“独盛中州，两旁双轮，中穿一轴，其分寸平如水，横架短衡，列轿其上，人可安坐”。北方的车根据其用途又可分乘人与载物两类，乘人的在民间又称“轿车”。轿车一般都设有棚，形状类同轿子，故名。轿车都是木制的，普通人坐的用柳木、榆木、槐木、桦木等制作。轿车由辕、身、梢、篷、轴、轮几大部件组成。车辕为两根圆头方身的长木，后连车身、车梢，构成整个车的“龙骨”。车厢坐人处一般用木板铺垫，讲究的在木板中心用极密的细藤绷扎，类似现在的棕绷床。其上置车垫子。在车辕前架有一短脚长凳，名“车蹬子”，平时架在辕前，乘者上下车时，便取下做垫脚用。另外，车辕前还横置一根方形木棍，停车时用以支撑车辕，以便减轻骡马所负的重量。车厢上的棚架，上有卷篷，有的车棚形似轿身，呈竖长方体，上有穹窿顶篷。篷顶多用竹篾编制，外面裱糊一层布，布上再涂一层桐油，可防雨淋。车梢尾部较宽，可用来放置行李箱笼，无行李时，尚可侧坐一人。车轴木制，位于车厢中部的重心上。车辋是用硬质木破成扇形木板、开榫拼接而成，中心以硬木为毂，最后用16根木辐连接毂与辋而制成木轮，轮的拼接处用大铁钩钉牢。车框和辋的触地滚动部分都密钉大型蘑菇头铁钉。一般来讲，车棚是由木格组成，并不能遮风挡雨，因此往往还要包上一层布围，以避风雨。这种布围称为车围子。俗以车围子的用料、缝制工艺和颜色等的不同，来区别轿车的等级差异。如洪武元年，明太祖曾谕令，凡庶民百姓乘坐的车与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禁止用云头装饰。
此外，北方地区还有驴车，多为单轮，“人推其后，驴曳其前，行人不耐骑坐者则雇觅之”；南方则有“独轮推车”，“一人之力是视”，一般用以载物。
明代汉族民间所使用的轿子有“显轿”与“暖轿”之分。显轿又称“凉轿”、“山轿”。其制即为一把大靠椅，两条扎有竹杠，椅下设有踏脚板，不施帏幔，多与华盖罗伞相配用，明朝规制，庶民百姓只许使用油纸伞，而不得使用罗绢凉伞。暖轿则和宋代的檐子形制相差无几，只是盔帽式顶盖由圆穹窿形变为略呈四面坡形，四角不上翘，顶尖饰有宝瓶。明代轿子除了用来作为代步的工具外，平民百姓迎亲嫁娶时，也乘坐轿子。这类轿子俗称“彩轿”、“喜轿”、“花轿”或“彩亭”。这种彩轿明初时比较简朴，只用蓝色绸布作轿帏，四角架悬挑红彩球。
策马原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习俗，但在明时，中原地区汉族也有骑马代步的，但比之于肩舆，其范围与规模都十分有限。明朝统治者对庶民骑马时使用的鞍辔之制有严格的规定，如洪武六年（1373年）规定不得使用描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重申，官民人等的马颔下缨并辔都必须用黑色，不能使用红缨、描金、天青、朱红等色彩。至明末，则其制渐废。
明代汉族民间出行，必要选择吉日，并对出行方向、时间等都极有讲究。民间乘坐的轿车，一般忌用白色。并有许多的语言忌讳，如吴中地区行船途中忌说“住”、“翻”等。
3．民间旅具和旅宿习俗
明代汉族民间行旅的辅助用具，常见的有褡裢、雨衣、雨帽，北方则有眼罩等。褡裢，呈长方形，中间开口，两端各有一袋，可装钱物，布，质地较厚，小的束于腰间，大的可搭在肩上或驴背上，明代汉族男子出门时多用之。《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曰：“那胡僧直竖起身来，向床头取过他的铁柱杖来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裢，褡裢内盛着两个药葫芦，下的禅堂，就往外走。”明代男女若雨天出行，则要用雨衣、雨帽，豪富人家的雨衣雨帽多为布或绢绸缝制，外涂桐油以防雨，刘若愚《酌中志》曰：“雨衣、雨帽，用五色深蓝官绿杭绸，或好绢绸为之，先年也有蚕茧纸为之，今亡矣。”民间庶人所用的雨衣、雨帽则多为蓑衣、竹笠，明代有关典律规定，农夫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
明代汉族民间士庶出行，旅途若要居宿，则有客店。普通客店，俗称下处，《水浒传》第三回曰：“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奔出南门，急急走了。”晚明时候，较豪华的客店则有歌舞声伎伴娱。张岱《陶庵梦忆》记山东泰安州客店曰：“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三十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治其中。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入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劳之，谓之接顶。夜至店，设席贺。谓烧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贺也。贺亦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肴核，不演戏，用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后，荤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斯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试之矣。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
六、娱乐风俗
明初，朝廷鉴于“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故禁止民间娱乐，洪武年间，明太祖在南京“于街中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太祖诏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萧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由于受此等严刑峻法之压制，明初民间娱乐除年节时朝廷开禁外，基本处于委顿状态。
成化以后，此禁渐开，朝廷为粉饰太平，曾召民间百戏、歌舞、杂技等进宫表演，着名的《宪宗行乐图》就绘有蹬竿、爬竿、蹬人、蹬圆盘、盘上立人、飞跃钻圈等杂耍表演场面，及大头和尚、骑竹马、跳钟馗等乐舞献演片断。正德时，朝廷曾下令各省，“选乐工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于是，“筋斗百戏日盛于禁掖”。当时的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至京，除给与口粮外，工部还择地为他们建造居室。为集中艺人教习各种“百戏”节目，朝廷仍沿元制，设教坊司，选取精于诸伎者集中教坊练习。每逢盛大的宴会、庆典，诸伎就演出“百戏”，表演“队舞”、“筋斗”，“走解”及“骑射”等。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与民间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杂技百戏，很快得以发展，成为明代汉族城乡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百戏杂耍日盛，娱乐品目渐趋丰富，声色犬马，无奇不有。江苏仪真，“歌舞燕游，每与岁时相逐”；山东博平，“酒庐茶肆，异调新声，充溢于乡曲”；浙江湖州，“钲鼓鸣笳为常乐”。无怪有人叹曰：“诲淫导欲”之俚曲，为“里衖童孺妇媪之所喜闻”，“亦非盛世之所宜有也。”
1．戏曲娱乐流行上下
戏剧娱乐是明代汉族官民最受欢迎的文体娱乐活动。
明代上流社会凡节令、喜庆、丧葬迎送及各种应酬，往往要举行宴会，而宴会又少不了演戏。祁彪佳《役南琐记》记述他于崇祯六年受命巡抚苏、松前，在北京的一段生活：“癸酉正月八日，公请张留儒公祖，观《红佛记》。初九日，赴冯仲华席，观《花筵赚》。十一日，公请黎公祖，观《西楼记》。十二日，就小楼饮，观《灌园记》；以郑觐于促赴其招，与吴磊斋、李生拱观《唾红记》。十六日，赴吴俭育席，观《弄珠楼记》。十七日，邀冯起衡、弓闾、昆仲饮，邺仙向以傀儡甚，乃设傀儡观之。十八日，午后出，于真定会馆邀吴俭育等，观《花筵赚》，记为范香令作，巧趣迭出，座客解颐。十九日，于倪鸿宝寓，公请吉州诸绅，止李缉敬、黄水濂至，观《葛衣记》。二十一日，赴傅在渤、程我旋诸年伯席，观《彩楼记》。二十二日，请潘朗书等，观《西楼记》。二十四日，赴吴金堂席，观《红拂记》。二十六日，在陶书仓寓，观《梦磊记》。二十七日，赴倪鸿宝席，与吴俭育、李玉完等观《石榴花记》。”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整个正月，几乎天天举宴，天天观剧，京城中这种应酬已成惯例。至于王公贵戚之家，更不可一日无戏。计六奇《明季南略》载，永历帝朱由榔的小朝廷在流亡途中，国舅王维恭居然不忘重新组织一个昆曲班子，在桂林导声色之乐。“文武臣工无夕不会，无会不戏，卜昼卜夜。”
此外，明代的风流文士们也常常聚集于山水佳胜处，召集优伶演戏，陶醉欣赏。张岱的《陶庵梦忆》记崇祯七年闰中秋，会各友于绍兴蕺山亭观看戏曲之雅事曰：“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邱故事，会各友于绍兴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毯一床，席地鳞次坐……命小傒竹、楚烟于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着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
至于面向广大群众的演出，另是一番景象。百谷登场、岁晚农闲之时，各地城乡往往有市会，同时也就有演戏；每逢“神诞”，也多有戏曲演出；四季岁事节令，往往也常有演戏活动。这种演出活动多称为社戏、庙会戏或草台戏等。张岱的《陶庵梦忆》曾记江南绍兴搭草台演出“目莲戏”之盛况曰：绍兴一带每有祈禳，则于场院“搭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四围始百十座。戏子献技台上，如度索舞、翻桌翻梯、斤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大非情理。凡无神地、牛头马面、鬼母表门、夜叉罗刹、锯磨鼎、刀山寒冰、剑树森罗、铁城血，一似吴道子《地狱变相》，为之费纸扎者万钱，人心惴惴，灯下面皆鬼色。戏中套数，如《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剧，万余人齐声呐喊，熊太守谓是海寇卒至，惊起，差衙官侦问”。
明代所流行的剧种，明初尚杂剧、院本，明中叶后则为南戏。江南地区，“万历以前，公候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后乃变而尽用南唱……大会则用南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