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水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熹。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伤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嗒嗒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进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凌辱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起拳头，用严肃的眼光对我们扫了一遍，说：“对的！他死得有问题。李大夫，你说呢？”
“事情是明摆着的啦！”李大夫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有什么办法？到处都整死人，有冤无处诉啦。你我都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呀！”
天更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可以看出今天是个晴天。在屋檐下躲过暴雨的麻雀又很落漠、很寂寥地喳喳叫了。晨光从喷着红红绿绿的图案的玻璃窗外一点点渗进来，但人们的脸并没有因此而开朗，一个个还是满布愁云惨雾。现在已可以看清：宋征皱着眉，睁着眼，嘴角向上，露出一种狰狞的笑容。老头活着的时候，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死以后倒现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抽出他的枕巾，盖住了他的脸。
“同志们！”老秦在炕上站起来，又恢复了他素常那种演员的姿态，手往下一劈，并且奇怪地把我们称为“同志”，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忘记了今天就等于背叛！”而正在这时，外面又哗哗地响起趟水声。他又急速把手一挥：“散开，快散开！各就各位！”我又赶紧退回窗前。
哗啷，锁打开，枪托一砸门。“连首长”刘俊穿着高腰雨靴，拿着一根削得笔直的树枝跨了进来。王富海跟在后面。他端着枪，光着脚，沾满泥污的绿军裤一直卷到大腿根上。
“嗯，很好！人都在。”刘俊两眼把牢房一扫，夸奖了我们一句。他身材高大健壮，要不是前额略嫌低狭，还算得上是英俊魁梧的。他是一九六五年从公安部队复员的副班长，现在已经是这个不戴帽徽领章的武装连的“连首长”了。
“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
“报告连长：宋征死了。”只有小顺子有胆量打断他的话。“啥？”他像是吃了惊，脸陡地阴沉下来。“咋死的？嗯？”他气势汹汹地跨到炕边，掀起枕巾看了看，“咋死的？嗯？李方吾，你说！”
“这个，这个……”李大夫吓得嘴唇发抖。“这个……我……”
“报告连首长，”小顺子眨眨眼睛，“他昨天回来到处喊疼，头疼、心口窝儿疼、肚子疼……”
“谁问你啦！”刘俊瞪了小顺子一眼，“你说，李方吾。你是医生。”
李大夫还是抖得说不出话。
“嗯？肚子疼？……”刘俊思忖着，“是不是绞肠痧？老百姓说的绞肠痧，你们医生叫啥？”
“说！”王富海把枪对李大夫一戳。
“叫……阑尾炎。”
“对了。就是阑尾炎嘛！过去我们部队有个战友就得这个病死的，跟宋征一样。主要是吃了饭就运动。王富海！”
“有！”
“叫两个人抬副门板来，收拾出去。”
这时，刚刚窜入我心脏的毒素起作用了，突然有股强烈的报复欲使我不能控制地昂奋起来。
“报告连长，”我向前跨了一步，“这块玻璃被打碎了。”“嗯？咋搞的？”果然，引起了刘俊的注意。
原来，玻璃上有在“三忠于”活动中用红漆喷上的毛主席胸像，缺口呈三角形，斜边正从胸像的面部切过。
“谁干的？”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王富海王班长，”我兴奋地揭发，“他昨天晚上故意用枪朝这块玻璃上一捅。”
“唔——”刘俊一下子泄了气，像多疑的麻雀一样歪着脑袋。王富海却马上惶恐起来，本来就不高的身子又缩了一大截。“唔——”刘俊终于平静下来，“王富海，把玻璃碴拣起来。别扔到垃圾堆上，放到办公室主席像的后面。以后你注意一点，别老冒冒失失的。”
“是！”王富海急忙弯下腰，在水里慌慌张张地摸索着。大概他的手被碎玻璃划破了，只见一缕鲜血悄悄地在污水里飘散开去。
“现在，我跟你们讲。”刘俊又面向蜷在炕上的人，用树枝拍打着雨靴，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德国军官的姿势，“现在……哦，石在，你回到你的铺位上去，现在，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昨天你们就经过了考验嘛，很好嘛。现在，夏秋作物、瓜果蔬菜全部淹了，房子也倒了不少。但是，我们的方针还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大灾年夺大丰收，像大寨那样。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你们呢？是和革命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争取立功赎罪、宽大处理呢？还是准备顽抗到底呢？当然罗！‘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人乘机跳出来表演的。好！我们正要在这场抗灾中狠抓阶级斗争，抓出几个典型。从今天开始，革命群众要大干了，男女劳力统统上阵。管你们的，换个女班长，是贫下中农、共青团员。你们不要以为换了女战士，你们就可以捣乱罗，逃跑罗，我们就是要这样考验考验你们。谁敢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我们欢迎……关于宋征的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嘛，和自然灾害一样。要奋斗，就会有……哦，关于宋征的死，不准你们互相议论，不准外传消息。从今天开始，信件一律要检查，家属一律不准探望。如果发现你们不老实，当场铐起来！不信，你们就试试……”
我的老领导就这样被抬走了，放在一块湿漉漉的门板上；我刚刚像得到天授似的想出的伎俩也落了空，悲伤和羞愧的眼泪又悄悄流了出来。
随后，王富海端来一盆玉米饼，发给每人两块。“大家节约点吃。”王富海从来没有这样和蔼过，“这就是一天的饭啦。都吃了，晚上就没啦。要喝开水也没有，反正外面有的是水。大家凑和点吧。连首长还特别关照。吃完饭歇一会再出工，别得了阑尾炎……”
“妈妈的！谁知道晚上还活不活……”
小顺子和“多事先生”很快把两块玉米饼都吃完。其他人先还迟疑不决，但最后还是把一天的饭全报销了。
第一线灿烂的阳光射进来了。多么美的阳光，多么惨淡的人生啊！
门“吱”的一声轻轻开了，这还是第一次不用枪托，而是用手推开的。
“大家休息好了吗？”一个年轻的冀东口音的妇女在门外喊道，“休息好了就出来吧，出工了。”
潘多拉使诸神和人们惊讶了。
——《希腊古代神话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会放射出这样美的光辉。金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她红润的皮肤上茸茸的毫毛。齐耳的短发配上圆圆的脸，表现出了无邪的稚气；肩膀、胸脯、胳膊和手都厚实丰满，仿佛勃勃的生气要往外溢出似的。她是当时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肥腴、妩媚而又端庄。她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穿着已经被洗得发黄的绿军装。而就这种装束，在我们眼里也像个天使，露出安详的、抚慰人心的、好像还有点歉意的笑容站在地狱的门口。所有的“犯人”，包括小顺子在内，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瞅着她，听她的命令。
当务之急是排水。哪里能排出去就到哪里挑沟，十个人要分散开来。大概她和她率领的女战士们早已商量好的：三个“刑事犯”归两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带领；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子，由一名体弱的姑娘带领；小顺子和小陈两个年轻小伙子归在一名“孙二娘”式的女战士麾下(可是小顺子马上就喊肚子疼，回牢房睡觉去了)；老秦“一贯不认罪服管”，单独由一名“顾大嫂”式的女战士看押；“多事先生”这个抑郁型的精神病患者和我这个白面书生，是属于既老实而又身体较强的一类，由她亲自带领。
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空气清新凉爽。从充满氨臭的牢房出来，我头晕目眩，脚步趔趄了一下。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心！”关心多于呵叱。这时，只要两个平和的字眼，都能给人以温暖。我心头好过了一点，定了定神，才看到：灾情的确是严重的。目之所及，不过是被淋得像一坍坍烂泥的土坯房，和环绕房屋的东倒西歪的树木；已经坍塌的房子，早已泡成了一堆堆凄凉的荒冢(我们那间土坯房没有倒塌，简直是不可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然而，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清晨的微风，在水面上吹起无数细碎的鳞片。大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她并不以为这对人是一场灾难，仍然到处炫耀她的美丽。我不觉叹息了一声。
“咋哪？不好走吗？”她以为我在叹行路的艰难，“来，让我走前面。我路熟。”
红润匀称的小腿，矫健有力地趟到我前面。一圈圈美妙的弧形的涟漪，在小腿肚四周轻漾。这个印象，好像开始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乌云。我感到一股青春的热流在搏动，感到一种异性的美对我的刺激。我不由得挺起胸来——我也是个年轻人。远远的，其他几个女战士都按条例规定走在“犯人”的后面或侧面。唯独她，背着枪，用一根树枝在我们两个“犯人”前面全神贯注地探着路。我突然产生异想：如果真有犯人在后面用铁锹这样一劈……
“喂，班长，”我想，我毕竟是个男人，“还是我走前面吧。”
“不，”她没有回头，“你路不熟。这附近本来就有好几丈深的大水坑……”
“啊！——”
她的话没有说完，就传来一声惨叫。七八十米的前方，有一个绿衣服的影子一晃，就没入水面。
“不好！”我大喊一声，扔下铁锹，奋力向前面奔去。跑了一大半距离，我也陡地滑进了大坑，接着，我换用自由式的泳姿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一片妇女的长发像水藻似的正在水面飘浮着，我一把抓住它，再游三四米，就爬上她原来滑下去的斜坡，把她拖了上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绿军服，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一头水淋淋的乱发披头盖脸，两只枯瘦黧黑的手紧紧抓着两团污泥。我不能把她放到水里。只得抱着她蹲在水面上。
“啊呀！真亏你！”女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刘连长的爱人。她大概是回来给娃娃拿尿}席子的。咋办？咱们把她抬到羊圈去吧。喂——喂——”
她招呼来几个女战士。那群“犯人”仍留在远处，莫名其妙地向我们这边瞧着。’
这就是“连首长”夫人！我看到了我们生活条件的普遍贫困，那样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富裕。我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善意，又不自觉地萌生出来。
“先急救吧。”我说，“从这里趟水到羊圈，至少要趟半个多钟头，到那里，人也完了。你把李大夫李方吾叫来。他有办法。”
“好，好……”她信任地对我连连点头，其中不无亲切之意。“李方吾——李大夫——你过来——”
李大夫跌跌撞撞地在水里趟过来，略施小技，不一会儿“连首长”夫人就苏醒了。
“啊呀！大妹子呀！我这趟可过了次鬼门关呀……”连首长”夫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那死鬼不顾家呀！就知道干他妈的革命呀！革得他妈的家里都死光他也不管呀……”“好了，嫂子！好了，嫂子！”……她噘着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地劝慰着；用滚圆的、长得很好看的手指替“连首长”夫人理顺头发。“好了，嫂子！人家连长干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别怨他……”
这一上午，就因为出了这件大事而在忙乱中过去了，谁也没有干一铁锹活。我们轻松地回到牢房。但一坐下来，就感到饥肠辘辘，玉米饼都吃完了，只得无精打采地爬上炕，靠在潮湿肮脏的被褥上。
一会儿，门又轻轻开了。她忸怩不安地站在门口。我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看她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中饭。“石在，你出来一下。”她招呼我。眼里闪耀着羞涩的光泽。“什么事？”我跟她走到墙角，问她。
“给。”她拿出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着的玉米饼。“就一块吗？”我瞥了一眼。
“就一……一块。”她讷讷地，脸好像一直红到了头发根。“这一块，我们十个人怎么分呢？”
“就给你的。这是我的一份，你一个人吃。”
“哼哼，”我冷笑着，“你以为我一个人当着他们那么多双眼睛能吃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里吃，吃了再进去。”
“谢谢。”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这……这我不习惯。”起风了。风徐徐地刮过水面，拂起她颊边那一绺新月般弯曲的黑发。这时，我才发现，她左腮靠嘴唇上方，有一颗令人惋惜的、如绿豆般大小的黑痣。
“你……也是坏人吗？”停了一会儿，她有点尴尬地问我。我不知怎么回答，难堪地笑了笑。
我们相对无言。她又低下头，微蹙着眉，像是为难地喃喃地说，“我说，我不愿来看管你们……可那……”
我侧着脸怀疑地看着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抖了一下。
“班长，要没别的事，我进去了。”
“哦，”她仿佛从自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你进去吧……”
停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见她抖抖索索地把门锁上。
“什么事？”大家好奇地问我。
我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一股狭隘得可笑的英雄主义，把刚刚的事情气愤地说了出来。
“唔，唔……”老秦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趟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吗？”小顺子嬉皮笑脸地说，“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唬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不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铁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热切的目光和热切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自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毛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纯洁的人性在赎偿人类所有的缺陷。
——歌德《赠克吕格尔》这几天，她没有理我。她不时用孩子般的赌气的眼神瞪我。有时，完全不必要地对我呵叱：“快干，快干！你干活老是磨磨蹭蹭的……”搞得另外几个女战士都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九个“犯人”里(小顺子现在干脆躺倒不干了)，我干活是最踏实、最卖力的。但是，也许只有我才能听出她的呵叱里有一种并非不友好的调皮的捉弄。每在这个时候，我就装着不理解，用凶狠的眼睛回瞪她。我并不是不愿领受这种友情，不是对她有反感，而是我现在更产生了一种我感情上想得到、而理智上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从而要干脆毁坏掉我想得到的东西的畸形心理。
洪水过去一星期以后，大地就恢复了生机。她甚至比过去更美了。茂密的、苍翠欲滴的绿叶，汁水饱满、纤维坚韧的枝蔓，覆盖了洪水在土地上破坏的痕迹。本来已经黄熟的春小麦是完了，但水稻却顽强地从水面挺立起来。玉米和高粱，有一部分仍可指望收成。阔大修长的叶片，像碧玉似的略略透明的枝干，在带着红斑的、像章鱼触须似的须根的支撑下，迎着炎热的夏风摇曳。大自然自己愈合了自己的伤痕。人，不是也有这种能力吗？
阳光酷烈，暑气蒸人。我们这些“犯人”干活的时候，除李大夫和“多事先生”外，都脱光了上衣。我看着我隆起的胸肌，突出的双头肌，像扇子面一样的阔背肌和胸肌下一块块对称的腹肌，全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油黑锃亮，不禁有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我想，以后，我可以躲开这纷扰的世事去务农，凭我多年的坚持体育运动锻炼出来的这副健壮的身体，足可以把妈妈养老送终。所以，我干活很认真，在挖渠、挑沟、修埂、平田中，不断向本地人出身的“刑事犯”和小陈请教农业生产知识。不几天，我的农活干得就很出色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女战士们就抱着枪在树荫下乘凉。她们就取得这点特权，有别于在大田里辛辛苦苦地和我们一样干活的其他男女战士。这些穿着军装的女农工们，不改她们在农村自小养成的习惯，她们多数人拿着针线和鞋底，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在她们纳鞋底和搓麻绳的时候，七九步枪也成了她们的纺绩工具。这副情景，要让一个有闲情逸致的旅游者发现，肯定会当作世界奇闻报道出去。当然，我们是不会从这种荒唐可笑的画面中得到乐趣的。我们明白：在她们这松散的一伙背后，有刘连长说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宋征领教过后，已经死于非命。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连首长”这些人怎么会放心我们“犯人”同她以及这些家属(派来看押我们的女战士，除她之外都是连队头面人物的家属，全属照顾性质)接近呢？后来我才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就和古罗马贵妇人洗澡时不避她们的男奴隶一样。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妇女会对我们有什么好感，或是我们敢于对她们有什么非分之想。他们确实是以为已把我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偶尔，我会因取土的需要站得离她们近一点。我听见，我，常是她们叽叽喳喳的话题。她们也是人，而且是女人，当然是用女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她们赞赏我结实匀称的身躯和踏实的劳动态度，传说我是什么问题，猜测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否结了婚，一个月挣多少钱，等等。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瞥她一眼。我看到她从来不参加她们有关我的议论，只是在一旁拄着步枪，用兴奋的、专注的、研究的眼光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她正准备捕捉的猎物似的。我也是人，而且是男人。这时，我那男性的敏感总会使我得到一点满足，还产生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看你们拿着枪，我的气势就足以压倒你们！
这天傍晚，我就揣着这种不无炫耀的姿态，扛着铁锹，昂首挺胸地走在队列前面。她在最后押着“多事先生”，不时叫喊走慢点，等一等。我站在路边。仰着脸，以一种凌驾于她之上的眼光睥睨着她，我恍惚看到她在我旁边显出了软弱、慌乱的表情。她没有再敢呵叱我，我反而发开了牢骚：
“走快点嘛！干了一天了，肚子也饿了。你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
“好，好，咱们快走，快走……”
回到牢房，她把锁打开，我们一涌而入，小顺子从炕上跳下来。
“快吃饭，快吃饭！今天有信。喏，这是李大夫的，这是马力的，这是秦技术员的……喂，乔班长，快给咱们端玉米饼子来！妈妈的！我呆在家里肚子都咕咕叫了……”
“小顺子，有我的信没有？”我看着李大夫、老秦等人聚精会神地读着家信，羡慕得几乎嫉妒起来。信都是拆开的，而且不给信封。据说扣下信封要“存档”，统计“牛鬼蛇神”在改造期间收到过多少封信，信又是从哪里来的。
“喂……先吃饭……”
“到底有我的没有？”
“没有……妈妈的！肚子饿了，吃饭要紧……”她和一个女战士把一盆玉米饼和一盆菜汤端进来。刘俊跟在她们后面。
“唔，信都看了吗？小顺子，把信都发了吧？家里都叫你们好好改造，是吧？石在，你的信呢？……”
我疑惑地瞧着小顺子。小顺子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
“唔？咋？没有给？来，我给他念。”
我觉得全身的肌肉紧缩成一团，神经也顿时麻木了。
“石在同志”哼！还‘同志’呢！看来写信的人也不咋的！‘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你母亲……”
我一把把信夺过来。这是邻居赵老师的笔迹。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呀！
“……你嘛，十八岁就反党……”刘俊用猫儿戏弄老鼠的神情斜眼看着我，“……只有好好改造，才有你的出路……”我狂吼一声，想扑过去，但刚一挪步，就重重摔倒下去
醒过来，已经是黑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李大夫、小顺子、老秦……除“多事先生”外，全围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小顺子说，“这就没事了。妈妈的！真吓人……”
“要坚强地活下去！”老秦握着我的手，“他们就是要你自己垮掉。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坚强地活下去，并且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我没有眼泪。所有的痛苦都被这个痛苦压倒了。我把被子蒙住头，强压住从胸中往上涌的悲号。母亲死了，那一个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和家庭温暖的世界消失了。从此，只有我一个人踯躅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又荒凉的人间。这种想象，这种孤独感，激起了保卫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又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心里的血淌完了，心里的水分也被压榨干了，心就会变硬起来……
夜，静悄悄的。只有一只夏虫在窗外寂寞地吟叹。那幽幽的、断断续续的、时高时低的唧唧声，给我带来青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是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值得留恋的；活是要活下去的。但是，我那能品味、体验、享受美的心已经僵硬了，从此，美的世界在我心中折射出来，都将是零碎的、扭曲的、变形的。我把被子略略掀开，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像被打伤的野兽似地，带着颤音长长地呻吟了一声。而这时，从那焊着钢筋铁条的窗外，像是回声一样，也飘进来一声幽幽而沉痛的叹息……
第二天早上，虽然我一夜没有睡，仍然按时起了床。仍然是她和一名女战士端来玉米饼和菜汤。她没有看我，像影子般飘然而逝。我默默地吃完早饭，大家也都带着沉重的肃穆不声不响，连“多事先生”也没有“多事”。
一会儿，她在门外招呼了。我还是默默地扛上铁锹，跟大伙一齐排好队。老秦用赞赏的眼光鼓励着我。她站在队列前面，用忧郁的声调问李大夫：
“他……他还出工吗？”
“出！”
老秦代我作了坚定的回答，然后领着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向左转，开步走，一、二、一、……”
今天还是修复农渠，全都在一起干活。女战士们好像也安静了一些，她们在树荫里叽叽喳喳的声音是低沉的、克制的。快到中午，一段渠坝修好了。她叫其他女战士把“犯人”带到另一段渠坝，留下我和“多事先生”在这里收尾工。等人走远后，她让我们也到树荫下来，嗫嚅地对我说：“我……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妈。”
“啊！”我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难道我就没有妈妈？！”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金黄色的光，光中飞舞着无数苍蝇似的黑点。“难道只有你们有妈吗？难道我们阶级敌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没有肉吗？难道我的妈就应该……”一霎间，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血一下子涌到头部，浑身战颤不停，最后竟喊失声了。我焦灼地用十指抓挠着喉咙和胸脯。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双手乱摇，惊慌地反复这样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仍剧烈地战颤着，抓挠着，嘴角喷出了白沫……
“你打我吧！啊，你打我吧！”她把枪撂到地下，抓住我一只手，“你打我出出气就好了……你打吧！就这样，就这样……”她把我的手使劲向她脸上挥，“就这样，你打呀！你打呀……”我猛地甩开她的手，一口气终于冲出来：
“你滚！你滚！你滚得远远的……”
接着，我转身扑倒在渠坝上，放声嚎啕起来。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中午酷热的阳光把渠坝上的砂土晒得发烫了。干燥的、闪光的细砂，悄无声响地从渠坝坡上蜿蜒流下，如同不尽的、结晶成固体的眼泪。细砂流到我头顶，流到我赤裸的胸脯，给了我一种凄凉的温暖，一只土蜥蜴，在芨芨草丛中探出头，用米粒大的黑眼睛望了望我，又急匆匆地掉尾爬去。几只小蚂蚁，在我眼前商议着，踌躇着，最后像还叹息了一声似的败兴而归。她用细润的手，胆怯而温柔地摩挲着我的脊背。我的皮肤陡然感到一阵清凉滑润的舒爽，同时闻到一股茉莉花的香气。
“背都晒脱皮了，给你抹点香脂。”她蜷腿坐在我旁边的渠坝坡上，声音发颤地说。“以后干活穿上衣服，要注意身体呀。”“你走吧，”我只是无力地摆动手臂，忘记了她是看押我的，“你走吧，你走……”
“现在我看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叹息了一声，愁苦地把手放在膝盖上，“别人伤心，他们高兴……你别伤心，以后慢慢会好的。毛主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救了人，总有好结果的。他们知恩不报，还折腾你，总没有好结果……”
我抽动了一下，紧闭上眼睛。在人性的暴烈冲动过去以后，多年来被培养成的驯顺的理念又习惯地控制了我。我觉得她那无视抽象的政治概念，仅凭一种简单的是非观，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的做法是幼稚的。我不敢想象刘俊。他代表的是历史上那么巨大和正确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一直崇敬的对象。现在，好像它越残酷恐怖就越使我痛切地尝到惩罚的滋味，越使我折服，因而也就越使我自怨自艾，悔恨过去。
太阳更酷烈了，树荫慢慢移动了地方。我们俩都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她仍守在我身边，不顾我的冷淡，絮絮地说：“我知道你吃不饱，想给你送点吃的。可白天不好拿。我回去给你在窗子下面支个铺。我晚上就从那块破玻璃给你扔进来。你一个人悄悄地吃……”
虽然我并不想吃她的东西，但她这个主意我觉得还是可取。一张大炕睡十个人，夏天挤在一起，闻着浑浊的鼻息、汗气，常常使人不得入睡。再加上“多事先生”的虱子横冲直闯，更搞得人奇痒难熬。中午，她取得刘俊的批准，让小顺子帮我在我窗下搭起了铺。铺板就是抬走宋征的那块。当然，现在已经晒干了。
晚上，睡在窗下，清凉的夜风拂着我的脸颊。大恸一场以后，心头好像轻松了一些。悲痛是会随着眼泪溢出去的，如果人类没有泪腺，我想，平均年龄绝不会超过四十岁。但是，摸着身下这个铺板，我对自己是不是能活到三十岁都没有把握。难道这块抬走宋征的铺板就不会再把我抬出去吗？
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
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
——亨利希·海涅《诗歌集》香甜爽朗的晨风，穿过破玻璃轻柔地吹醒了我。我感到特别清醒。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在入睡以前，我想，今夜我一定会梦见母亲。但是，却没有。生与死是一步之隔，又离得非常遥远，在梦中都无法再见到慈颜。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在锅灶中间度过了她的一生。她相信冥冥之中有另一个世界，相信托梦、还魂等等无稽之谈。有时，在灯下，她老人家带着那么神秘和虔诚的神情，对我说得活灵活现，仿佛灵魂在幽冥中更加自由，随着清风就能飞临人间。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她老人家来到我的梦境哩？……
我正躺在铺板上苦思冥想，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了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高亢的乐曲，同时窗前的操场上也响起了哨声和口令声。我坐起来，想从玻璃缺口向外看个究竟，而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的玉米饼却从被子上滚落下去。我看了看炕上睡着的九个人，经过一番考虑，真如她所说的“悄悄地吃”了。
等我吃完，再扒到缺口旁往外看，人群已经散了。只见玻璃缺口的边沿上，有一缕像是从肉上刮下来的鲜红的血迹。干活的时候，她又把我和“多事先生”(“多事先生”啊，你曾听到过多少秘密！)叫到离人们很远的地方修一段车路。“谢谢你。”我说，“我看见了。也吃了。”
“是你一个人吃的吗？”
“是的。”
“你睡得真沉。我在窗子外看了你好半天，”她调皮地笑着，“我本来拿着根树枝子，想捅醒你，可看你睡得香香的，就算了。以后你别让他们知道。”
“算了吧，以后别送了。”我一面扔土一面说。
“为啥？”她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我。
“谁知道我要关多长时候，也许……”
“不，”她任性地说，“反正你关多长时候我就给你送多长时候，老送下去……”
“那么，我就要老关下去罗？”我凄怆地笑了笑。
“不，”她拄着七九步枪，望着远方，脸上溢出如梦似的甜蜜：“你在这里我给你送吃的，以后……”
“以后怎么样？”我不是故作多情，而是确实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她抿起嘴微微一笑，“我不说了，你坏得很！”“你这倒说对了，我本来就是坏人嘛。”
“别，别……”她向我靠拢过来，又撅起鲜红丰满的嘴唇，象哄孩子似的，“我这是说笑的，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知道你们右派是好人。过去我们村里也有下放来劳改的。就是说大炼钢铁搞糟了，大跃进是大冒进，老百姓饿死了这些话的人。我妈跟我说过，你们右派是好人。”
“不！”我吃了一惊，而且知道她是把“右派”和“右倾”搞混了，赶快说：“不，我没说过这些话！”我的确没说过，而且连想也没敢想过。她这样大胆而明确的话，又引起了我的怀疑。
“说了就说了，怕啥？这儿又没别人，就这个疯子。”她瞟了“多事先生”一眼，把一绺头发撩到耳后。我看到她手背上贴着纱布。
“你的手怎么啦？”
“没啥！”她莞尔一笑，把手藏到背后。
联想到早上沾在破玻璃上的血迹，我明白了。一方面是有意试探，一方面是真情关怀，我无法理解，深深地叹了口气。“别多想了。”她温和地劝慰我，“我也没爸，也没妈……哎，人说你……就一个人，是吗？”
“是的。”我沮丧地回答。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零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扒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扒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新西兰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灿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才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象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这天，出工前，女战士们把我们带到军垦战士队列的后面，听“连首长”刘俊作薅草的动员。他说，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全连要投入薅水稻田杂草的战斗，“活一分钟就要干六十秒，宁叫身上掉层皮，也要打好薅草仗”。
草荒是严重的。我们随大队军垦战士来到水稻田，只见三棱草淡褐色的花和尖利的芦苇叶完全覆盖了水稻。草薅掉以后，只有几株瘦弱的稻草飘浮在水面上。
女战士们坐在农渠上，我们“犯人”在水田里列成一排，旁边田里就是分成一组一组的大队军垦战士，我没有单独和她说话的机会。收工时，我故意落在后面，等她和“多事先生”。“以后，你不要再送吃的了……”他俩走上来，我阴沉地对她说。
“别再说这些话了。”今天，她显得很紧张，不住张惶四顾。“我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给你看，昨天上面才发下来的。”“嗯？”这件新奇的东西打断我的思路，“那么……你晚上还是从窗子……”
“不行！上面说绝不许阶级敌人看，那样做不保险。你知道吗？小顺子就是专门暗地里看你们的。发现了了不得。等过两天我找个因由把你和这个疯子带到玉米地去灌水，就在那里给你看。”
这样保密，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理的中央文件了。我吞下了我的拒绝之辞，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回到牢房，小顺子正在吃馅饼。
“喂，咱们哥儿们告诉我，今天连里来了好些小车，还有一辆‘伏尔加’。妈妈的！小人物坐大车，大人物坐小车。瞧着吧，准是兵团或师里来了人，还准是奔咱们这号人来的！”
小顺子有很多北京天津的小“哥儿们”，白天经常来看他。他们不经过合法的渠道，也利用那块被王富海打碎的玻璃传递食品和消息。
果然，她端中午饭来的时候，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叫李大夫到连部办公室去，看来，上面开始处理我们这些人了，我第一次有点兴奋起来。
“别啃玉米饼了，李大夫。”小顺子夺下李大夫的筷子。“现在就去，妈妈的！首长保险管你一顿红烧肉。”
下午，直到我们已经到田里薅草时，李大夫才由那个小姑娘押回来。他神色懊丧，颤颤巍巍地下了水稻田。
“什么事？”我们都慢慢向他靠拢。
“唉——”李大夫长叹一声，抬起头向四周窥视一遍，“我……我做错了一件事呀……”
原来，是兵团军管会会同师部军管会的军代表前来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在把李大夫叫到办公室之前，刘俊和另一位师首长已经在另一间房子里向李大夫“打了招呼”，要他证明宋征“害的是阑尾炎”。
人们都知道，李大夫是一九四五年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关进来以前是农建师医院的内科主任，够得上是个“学术权威”了。他的证明，是再有力不过的。
“……怎么办呢？在兵团和师的军代表面前，刘连长跟那个师首长一直拿眼睛瞪着我。说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呀！后来……后来，我只得写了证明。我想，等以后出去再说吧。听师里来的军代表的口气，宋副师长的家属向北京告了状……”我们大失所望。停了一会儿，老秦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酷的话：
“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这……这……”李大夫惊惧地瞧着他，拿着杂草的手嗦嗦发抖。
“你想想，”老秦分析说：“宋征死亡的真实情况，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你现在被他们利用，做了假证明，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你说你以后出去再说，他们也料到你有这一招，你就成了他们的隐患。现在，你人还在他们手里，只有先把你整死，他们才安心。你看吧，宋征的下一个，就是你！”
“啊……啊……”李大夫脸色苍白，像喝醉酒似的在水里晃晃欲倒。我赶忙扶着他。
而真如老秦所料，新的迫害的苗头很快就露出来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俊大摇大摆地到田头检查质量。他站在田埂上先看看田里的草薅得干净不干净，然后在撂到田埂上的杂草堆里拣出一把，一根根地审视着。我们都屏声息气，像在听候宣判似的。
“李方吾，这草在你屁股后头，是你撂上来的吧？”他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说。“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嘛！又没谁要吃你。”
李大夫连跌带爬地趟到田埂旁边，丧魂失魄地站在他面前。“你看看！你给我数数，这把草里有多少稻苗。”陡然，他脸色一变，大吼起来，“说！你说！你是啥用意？搞破坏？哈哈哈……”他龇出牙狞笑着，“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手。咬人的狗不叫唤，暗地里来啊！无产阶级专政咋的你了？你就这么仇恨。上来！上来！你给我上田埂上来！……”
全水稻田里一百多对眼睛全盯在李大夫身上。李大夫已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分辨能力，低着头，垂着肩，呆呆地站在田埂上。刘俊叫来两个男战士，把撂在田埂上的杂草捆成两大捆，一边一捆挂在李大夫脖子上。又用一根草绳套着他的头，绳子的一端牵在一名男战士手里。
“带去游街！叫他示众！不打你就不倒！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我姓刘的就不信制不服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灰黑的泥浆涂满李大夫花白的头发和胡须，又滴滴嗒嗒地流遍他全身。他像一头疲惫的牲口，被人牵着，拖着，顺着田埂农渠蹒跚着。跨田口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滚得成了一个泥团。稻田里是一片起哄笑骂的喊声：
“哈哈，大主任围起了狐皮领子……”
“这家伙，过去一双鞋就值六十块钱，这下也叫他尝尝赤脚医生的味道……”
“喂，金光明(这大概是牵他的男战士)，你这头驴可是他妈的喝过墨水的呀……”
我偷眼看看坐在树荫下的她，她却早已背过了身去。
晚上，李大夫吃不下饭，躺在炕上老泪纵横：“怎么办？老秦，不幸而言中呀！……以后，肯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不放过我，要整死我呀……”
老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到我小铺上坐下。“你看怎么办？”老秦问我。
“现在能怎么办呢？我只觉得这……这的确比拳打脚踢还可怕！”
“天真！”老秦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这就是拳打脚踢的前奏，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脑子里乱得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你说过宋征和北京方面的关系。”老秦说，“我们要想办法和宋征的爱人取得联系，把宋征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所谓学习班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跟她说，我们可以证明宋征死于严刑拷打，可是要保证我们证人的安全。由她向北京申诉，让宋征的老首长插手。他的爱人你是认识的。你要知道，他们怕的是你、我，还有李大夫三个知识分子。整完了李大夫，接着就是你和我。杀人灭口，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法。”